自阿合马被刺后，真金是最难过的一个人。
阿合马的被杀，是汉法派和理财权臣派斗争中，明面上是以汉法派最终取得胜利，其实，忽必烈经过调查后，也发现了其中一些别的事情。
虽说王著、高和尚被杀，但忽必烈连刺杀时放入刺客的中书平章政事兼枢密副使张易都被处死。但他很快发现反阿合马的一派势力中，有包括皇太子在内的蒙汉官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虽说阿合马最终被查出犯有欺君之罪，就是杀了，也被忽必烈严厉处理，但他的心里已经对这个真金太子有了防犯之心。
阿合马死后，忽必烈命和礼霍孙任中书右丞相。
有一天，真金去看望和礼霍孙，对他真诚的说道：“你现在当了中书右丞相，可谓之权高望重，真希望你能以国为重，多做利民之事，不要怕别人阻拦你。如果谁阻拦你，你告诉我，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和礼霍孙心里有数，真金做为太子，而忽必烈年事已高，这未来的主子，表明了他加紧推行汉法的决心和态度，哪里敢不听呀。所以，推翻阿合马时的政策，积极响真金。
但是，忽必烈虽说年龄不小了，权力欲望很强，军政大权是紧握在手一点不放松。真金实际上并没有左右朝政的权力，大权始终掌握在精明专断的父皇手中。
阿合马死了，这是朝中许多人高事的好事。可是，忽必烈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是因为这几年来，元朝本身连年战争，不是东征南讨，就是平定北方叛乱，搞得国无余财。而所占领的新土地，就是年年有灾，不是南方大水，就是北方干旱，民不聊生，动乱不断。赈灾得有钱，镇压叛乱也得要钱，可钱从哪里来？过去有阿合马为其揽财，现在，精通财政的人被杀了，朝中一时没有些类的人才，让他吃喝都不香甜。
元朝大都从1267年的至元四年开始修建，至今近二十年了，还在不断的扩建中，这也要大量的银钱才行。而且大都里住的都是贵族和富户。这些人过去曾是草原上的骄子，现在进入花花世界后，早已磨损了弯弓射大雕的锐气，只想着如何的过自己奢侈靡烂的生活，各种消耗也是非常巨大。而且，忽必烈因财政紧张，又是常常不给官员们发工资，搞得上下怨气极大，贵族们更是得不到封赏，对他老人家更是意见多多。
而此时，邕州、宾州民黄大成等叛，梧州、韶州、衡州民相挺而起，忽必烈只好又派湖南的宣慰使萨里曼领兵去镇压。可是，萨里曼上书诉苦，出兵得有银子呀，将士们的兵饷很久也没有发放了，大家的积极性不高。而且，这镇压下去后，也不算完事，还得赈粮救灾，安抚百姓，要不，这水缸按水瓢，这头下去那里起，哪里是个完。
这样，在去年，1284年也就是至元二十一年，忽必烈又起用了当时前江西榷茶运使卢世荣为右丞，前御史中丞史枢为左丞，布鲁密实哈雅、萨题勒密实并参知政事，前户部尚书拜降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做右丞相后，专事“理财”。
阿合马一党的漏网者卢世荣，也算是个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卢世荣向他行贿赂巨款，被阿合马任命为江西榷茶运使，后来因为获罪被废。阿合马死后，朝臣再也不敢有人明言获利，没有哪个大臣是能为忽必烈理财的。正好此时，总制院使僧格推荐世荣，说他有理财之术，谓“能救钞法，增课额，上可裕国，下不损民”。
忽必烈正被银子烦恼，就急忙召见了他。
卢世荣也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朝对时，说的天花乱坠，忽必烈大喜，就让他组织一帮人员，扛起元朝的财政大权。
卢世荣在朝堂之上，被当堂任命为右丞，开始奉诏理钞法之弊。
卢世荣被任命后，当廷拍着胸脯保证，要实行“其法当赋倍增而民不扰”之理财之法。
忽必烈因前面听过他的陈述，觉得有理，但也要给大臣们个面子，就笑迷迷地问道：“众臣工对卢丞相的说法，可有什么良好的建议不成？”
大家都对忽必烈缺银子而烦恼心知肚明，却又苦于自己没有良计，都静悄悄地不敢说话，唯有真金在旁听的真切，冷笑一声，出列对忽必烈奏道：
“卢丞相大言不惭。天下钱财，本非天降，哪里能像你说的那样，每年都能得到？恐怕是榨尽百姓的膏血，最后什么也剩不下吧。这样害民的政策，其实就是国家的蠹虫。还望陛下治其罪。”
翰林学士董文用也对忽必烈说道：“这钱难道是从卢丞相家里出？还是从老百姓的手里出？如果是从卢丞相家里出，我就不清楚了，如果是从老百姓的手里出，就有说法了。咱们蒙古人放羊时，每年只剪两次羊毛，现在，天天都剪羊毛献给陛下，陛下当然会高兴他们天天剪了羊毛献上来，但是那些羊呢？因为没有了羊毛，无法再避免寒热，全部都死了，那羊毛又从哪里出呢？老百姓的钱财也是有限的，卢丞相想着全部拿过来，怕是和天天剪羊毛一个道理吧。”
一系列的话，说的卢世荣哑口无言。
所以，卢世荣虽说做了右丞相，但得不到朝中贵族和大臣的拥戴，只做了四个月，就遭到了临察御史陈天祥的弹劾，而且，中书右丞相安童、翰林学士赵孟传等也都反对他的措施。这样，蒙汉官员都联合起来，不认可此人，还给他穿小鞋，搞得忽必烈心烦意燥，终于在至元二十二年罢了他的官，不久就杀了卢世荣。
应当说，卢世荣被杀，这是真金及其汉法派的又一次胜利。但汉法派大多为腐儒降臣，平时夸夸其谈，引个经据个典而行，说到朝中斗争的险恶，就显得力不从心，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总是认为真金威望日高，中外归心，已经可以面南背北而坐了。
忽必烈可是蒙古人呀，他利用汉学，以汉治汉可以，这是为了自己更好的统治，但全盘实行汉化，最后把蒙古人都汉化成了汉人，他可不干。而真金完全抛开了祖宗之法，完全成了长相蒙古人，骨子里是汉人，对蒙古权贵及整个体系则是绝对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理财权臣派当然不甘心失败，就悄悄潜伏起来寻找反制的机会。不想，这机会来得也太容易了些。
真金于至元十年（1273）被册立为皇太子，十六年（1279）奉旨参决朝政。他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主张推行汉法，对其父忽必烈重用阿合马非常的不满，因此得到朝中一批汉法派官员的拥戴。但是，朝政死死掌握在忽必烈手中，真金没有多大权力。至元十八年（1281），真金生母弘吉剌氏察必病死后，第二年，弘吉剌氏南必被立为皇后。这个时候，忽必烈年近七十，经常是深居皇宫不上朝，群臣们有事也见不到皇帝，必须要把奏章转给皇后看过，才能转到忽必烈的手中。
大家都认为忽必烈这样不理朝政，身体也大不如从前，认为忽必烈应该退位，让太子真金上位理朝，来推动汉学治国的体制。这种情况下，汉法派官员以为时机已到，急切地想推真金上台。
于是，至元二十二年春，经卢世荣重新起用的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等，找到了一个搞垮皇太子真金的绝好机会。
在此以前，南台御史曾封章上言：“帝春秋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预。”
真金深知忽必烈不愿禅位，闻知此事后甚为恐惧，赶紧找人告诉御史台，这个奏章说什么也要密秘处置了不能外发。
但此事不知为什么走露了风声，被答即古阿散等得知，但他们又不能真的跑到朝中去乱搜一气，把这个奏章翻出来。几人就想了个办法，上报忽必烈，他们向忽必烈奏请清查各官衙案牍，要求归拢一下内外各种吏案，来查抄被贪官埋没的钱粮，为朝廷挽回点损失。几个人领旨后，来到御史台，以清查案牍为名，企图揭露此事。其实，就是想着把各种奏章也翻检出来，以查案为名，找出让忽必烈退位的奏章，揭露此事，挑拔忽必烈父子关系，搞臭真金太子，打击汉法派。
御史台都事尚文将事情原委告知中书右丞相安童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决定留秘章不给。
第二天，答即古阿散向忽必烈报告，提出要提取各大臣的奏章查案。忽必烈当然同意了，就派大宗正薛彻干去提取奏章。
在这万分危急时刻，尚文见事情紧急，给玉昔帖木儿献计：“此举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其谋至奸。塔即古阿散为阿合马余党，赃罪彰彰，不如先下手，抢先揭发他。”
安童和玉昔帖木儿这两人可是不倒翁式的人物，在朝中站得稳，有能力，受重用。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提前跑到忽必烈前面，把曾封章上奏章劝忽必烈退位的事情及答即古阿散想通过此事来搬倒真金太子的预谋等经过，细细说了一遍。
忽必烈听到居然有人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当时就大发雷霆，历声责问道：“难道你们就没有这种想法吗？难道你们就一点罪过也没有吗？”
丞相安童带头一看忽必烈发怒了，马上跪在地上认罪，他诚恳地说道：“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也无法逃过这个罪，但是，这些坏家伙名义上是要审案断事，实际上是于太子不利，其心阴险可恨。而且，他们这种做法，是动摇国本，扰乱民心呀。所以，我等也认为，陛下应该派遣重臣来处理此事，把骚乱压制下去。”。
忽必烈听到这里，也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怒气稍稍缓了点，就把这事暂时先放在一边。
后来，到底是找了答即古阿散等坐奸赃的罪名，处死了这几人，那些个同伙分别被诛杀、流放或没为奴。
禅位的风波就此消散，虽然如此，真金还是心中感到害怕，可见这也是一个没有担待的人，真不是做君主的料。他最终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也就是1285年的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死了，终年四十三岁。可惜一个热衷于汉学的蒙古太子，就这样在朝堂权力斗争中，惊恐而病死。
接着，赵昺更是听到一个好消息，察合台汗国汗笃哇亲率十二万大军侵入畏兀儿，包围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的海都也似乎有发兵的迹象，连东北的乃颜都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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