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殊一生喜荐拔人物，特别是他任宰相时期，更是利用朝廷重臣和文坛名士的有利身份，广揽天下有识之士，热情举荐、提携天下贤士，乐善不倦。因而“一时名士，多出其门”（欧阳修《归田录》卷一）。当时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富弼、欧阳修、韩琦……都得到了晏殊的大力提携。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学生，有的还成了他的女婿。他们人人都成就非凡，范仲淹、富弼、韩琦都是当时被皇帝所倚重的贤相、名臣，欧阳修成为北宋文坛的一代文宗。仁宗对晏殊广揽贤士也十分高兴，认为人才会聚，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一些小人却妒忌晏殊，攻击他“胶固乱党”、“布满要路”。有一次，晏殊想提拔欧阳修做河北都转运，刚刚上奏皇帝，就遭到了谏官的反驳，他们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其实是害怕欧阳修担任要职，对他们不利。结果由于他们人多势众，欧阳修出任之事未被皇帝允许。
尽管在举荐、提拔人物时，屡遭挫败，但晏殊并不因此受到影响。仁宗庆历初年的改革，他是关键人物，因为新政重要人物的任用、提拔都与晏殊有很大的关系。一时间，天下名士会聚，聚合成了一股强劲的进步的政治势力，在新政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晏殊一生好贤，提携贤良众多，遍布台阁。欧阳修在为他写挽辞时道：“谋猷存二府，台阁遍诸生。”（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
宋仁宗时，韩琦为什么能“名重一时”
韩琦（1007～1075），字稚圭，相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天圣年间进士。仁宗时，任枢密副使、按抚使、枢密使等职，封仪国公。英宗即位后，封魏国公。神宗时，又官拜司空兼侍中。韩琦执政三世，两朝顾命，在立英宗、神宗两代皇帝的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韩琦以学士身份亲临边疆处理事务，年纪刚刚三十，天下之人都尊称他为“韩公”。他曾经与范仲淹共事，商讨防御西夏入侵的计策，时称“韩范”。在仁宗朝，为朝廷做了许多事，因而“名重一时”。
韩琦在任右司谏期间，敢于说话，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宰相王曾说韩琦的谏言“切而不迂”，是说韩琦的话恳切而不迂腐。韩琦听到王曾的话后，更加自信。当时益、利两地闹饥荒，韩琦以体量安抚使的身份前去慰问，驱除贪官污吏，淘汰多余官员几百人，使一百九十万的饥民存活下来。
此后不久，韩琦升任枢密直学士，夏竦为副手。元吴谋反，占领了镇戍。韩琦在自己比较了解西北边境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攻守两个方案，并上奏朝廷。仁宗看过之后准备启用进攻策略，而许多大臣都不赞同。这时韩琦说：“元昊即使倾尽西夏一国之力，也只不过四五万人。如果我们让宋军分路进攻，说不定会碰上强敌，到时会因兵力不支而败。倘若所有的军队一起行进，趁着敌人攻城胜利之后存在的骄傲轻敌的心理，一鼓作气，一定能够大败西夏军。”于是朝廷就下诏令驻扎在鄜延、泾原的宋军一同出征。过了不久，元昊请求和解。细心的韩琦说：“没有盟约就来求和，这其中一定有诈。”就下令所有将士戒严，不可掉以轻心，西夏军果然在山外进犯。韩琦将军队交给大将任福，并命令他从怀远城出发到德胜寨，从敌军后方攻击敌人。如果不能战胜，就占据险要的地理位置，埋伏下来，切断敌军退路。任福临出发时，韩琦告诫再三，后来又传送檄文重申约定，说如有违背，即使打了胜仗，也要杀头。但是在两兵交战的过程中，任福还是被西夏军引诱，宋军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全军覆没。虽然这次战争宋军失败，但责任不在韩琦，相反，韩琦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只是由于用人不当才造成失败。
韩琦与范仲淹呆在兵营，时间长了，声名大振，人心归顺。二人合力夺取横山，谋取河南。这时元昊向大宋称臣，韩琦也被召为枢密副使。后来元昊又凭借着契丹的支援，强行向宋朝索要钱财物品，贪得无厌。宰相晏殊怕战事再起，处处迁就元昊。韩琦认为宋朝廷不应该这么做，还罗列了朝廷中应该先采取的七项措施，如实行清政、招揽人才、收拢民心等，仁宗对此全部采纳。后来韩琦又扫平群盗，淘汰军营之中年老体弱者，讨回敌方所侵占的土地。接着又提出了对付西北边防的四项政策，主张“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韩琦的这些策略对于西北防御事务起了指导作用。
欧阳修曾称赞韩琦说：“临大事，决大议，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韩琦去世时六十八岁，谥号“忠献”，赠尚书令之职。
宋神宗时韩琦有何建言
韩琦为官敢于直言，前后上疏七十多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仁宗说韩琦“性直”，王曾也曾说韩琦的话恳切但不迂腐。韩琦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在神宗朝时也有许多建言。
契丹请求宋朝割代以北的土地，这时韩琦上疏给神宗，奏疏中说：据我观察，这几年来朝廷办事，很少考虑边境敌方。而敌国看到这种情况，心生疑虑，认为我宋朝在计划怎样收复燕南土地，所以他们就持先发制人的想法，挑起事端。他们之所以产生这种疑惑，原因有七个：高丽在北方向我北宋称臣，已经很久不来朝贡了，我们用商船引诱让高丽前来朝贡，契丹知道了这件事，一定会认为北宋有什么计谋；强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也会让契丹以为宋朝另有图谋；在西山上栽种大片榆树和柳树，希望树长的高大茂密以阻止骑兵；创立保甲制；建城池，筑高墙；发明弓和刀的新式样，大造战车；在河北设三十七个将领。契丹向来是北宋的敌国，因此起疑心，他们是不得不这样的。
接着，韩琦又指出要对外平定四方，首先必须治国安邦。而当时由于实行新政，主张新政的一派认为要从根本上治国，首先就是要聚敛财物，在百姓中大量征兵。这一错误的认识导致新政派采取的措施不当，实行青苗法、募役法，并且经常更改具体施行办法，让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法经商，连官吏都茫然不知所措，举国上下怨声载道。韩琦指出造成这种结果的最直接原因是新政派的错误主张。
这样韩琦从两个方面指出了契丹求割地的两个原因：一是朝廷做事使契丹产生疑虑；二是新政使宋朝人心动摇，怨声载道，以致不能齐心对外。
同时，韩琦在奏疏最后提出了应对契丹的策略。他认为应当派使者到契丹，详细说明朝廷所做的事都属于治理国家的正常举措，并没有别的意图；边界仍按以前的约定不变；劝说契丹不要再生事端，别破坏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当然，以上只是韩琦提出的权宜之计。他认为从长远来看，应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爱惜民力，任用贤能之人，远离奸邪小人，这样定会使百姓顺服，边地军备充足。如果敌国毁约，宋朝也可凭借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收复失地。这也是韩琦在边境防御问题上“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处理宋与契丹关系上，富弼有何重要贡献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是晏殊的女婿。仁宗时制科出身，任将作临丞，逐渐升直集贤院、开封府推官，知谏院。庆历二年（1042），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曾与范仲淹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但因怕流言中伤，主动请求安抚河北。后来，富弼与文彦博同时拜相。英宗时，富弼为枢密使，封祁国公，又进封郑国公，因与王安石不和，出知河南，辞职后仍关心朝廷大事。
富弼曾奉使几次出使契丹，在处理宋与契丹的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彦博仁宗时，契丹在宋朝边境上驻扎军队，并派使臣萧英、刘六符到宋朝，请求割关南十县土地给契丹。宋朝廷中无人愿意接见契丹使臣，这时吕夷简就举荐说富弼可以担当此任。在接见中，富弼与契丹使臣萧英开怀畅谈，萧英很高兴，就偷偷地将契丹主想要什么告诉了富弼，并对富弼说：“如果宋朝廷认为可以，就答应，如果认为不行，就可以另用别的办法搪塞过去”。富弼把这些话详细上报仁宗，仁宗只允许增加给契丹的岁币，并与契丹联姻。
后来，富弼奉旨出使契丹。在面见契丹主时，他询问契丹要求割关南土地的原因。契丹主说是因为宋朝违反两国约定，堵塞雁门关，增加堤防的蓄水量，修治护城壕，增加军队人数。契丹还狂妄地说，“如果契丹请求割地不成功，就要举兵南下，攻打宋朝。”富弼也毫不示弱地回应说：“当初的澶渊之役，如果不是宋朝放过契丹军，那么契丹士兵就不会有活着回去的。现在宋朝有广阔的土地，数百万人的军队，并且朝廷法令严明，万众一心。如果契丹再要攻打宋朝，胜算的可能性很小，即便侥幸取胜，也会伤亡惨重。还不如两国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宋朝每年送岁币给契丹。”契丹主听后，点头称是。富弼还向契丹主解释了宋朝堵塞雁门关，是为了防御元昊；修治护城壕，补充军队缺员等都属于国家的正常建设，没有违背两国约定。
第二天，契丹主邀请富弼一同打猎，又提及割地的事。富弼反复陈述说这样不行，又说：“契丹如果以得到关南土地为荣，那么宋朝一定会认为割让关南土地给契丹是一种耻辱，两国既然是友好国家，哪能让一国光荣，另一国受侮辱呢？”契丹主听后很受感动。
等到富弼再一次出使契丹时，契丹主答应宋朝增加给契丹的岁币，不再提割地的事。但宋朝向契丹送岁币必须说“献”或“纳”，富弼听后非常气愤，据理力争，坚决反对。尽管最终宋朝还是用了“纳”字，但富弼当时的做法还是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不辱使命。
富弼几次出使契丹劝和，避免了战争的爆发，在维持宋与契丹友好关系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什么说文彦博历事四朝，任将相五十年，名闻四夷
文彦博（1000～1092），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天圣年间进士，始任翼城知县，后来升为殿中侍御史。因为镇压贝州王则起义，当上宰相。任相期间，与庞籍商议裁减冗兵之事，卓有成效。又先后出制河南、大名、太原等州府，封潞国公。英宗时，任枢密使。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河阳。文彦博在职有五十年，历任四朝，很有威望。
宋夏战争爆发后，文彦博向皇帝指出当时将权不专，军法不严的弊病，并得到仁宗的称赞和采纳。后来宋将刘平在与西夏作战中，被西夏军俘虏。黄德和趁机用金带买通了刘平的奴仆，诬陷说刘平向西夏投降了。刘平一家二百多人也因此全部被关押大牢，等候处置。朝廷命文彦博处理此案。文彦博经过仔细审查，终于查出了案情的真相。这时，黄德和的同党就声援黄德和，并请朝廷另派官员审理此案。文彦博坚决反对黄德和同党的做法，在朝廷派遣的官员到来之前，就将黄德和和被买通的刘平的奴仆一同处死。由此可见文彦博执法从严、行事果断的处事风格。
至和三年（1056），仁宗皇帝上朝时突然发病，被扶入寝宫休息。文彦博非常担心皇上的身体，就召来服侍皇上的宦官史志聪，询问皇上的病情，但史志聪说这是宫中的秘密，不可随便乱说。文彦博听后大怒，呵叱道：“你们这些人出入宫中禁地，却不让宰相知道天子的起居状况，这是什么意思？从现在开始，皇上的病情一定要如实禀告，如有不从，就军法处置。”还与大臣刘沆、富弼等人在大殿内留宿守候。史志聪对文彦博说：“以前没有大臣在大殿留宿的例子”，文彦博质问道：“这是议论有无先例的时候吗？”史志聪无言以对。开封府知府王素半夜来敲宫门，文彦博没让他进。等到第二天早上，王素说有禁卫兵告发都虞侯要谋反。听后刘沆就要逮捕都虞侯，而文彦博却召见都指挥使许怀德，仔细询问了都虞侯的情况。许怀德将都虞侯的情况告诉了文彦博，并自愿担保说都虞侯不会叛乱。文彦博当机立断，说：“这样看来，一定是这个士兵与都虞侯有仇，所以就诬陷都虞侯。既然这样就应当将这个士兵斩首，以此稳定众人之心”。于是就把后面的事交给刘沆处理，刘沆将诬陷都虞侯的士兵斩首，全国上下，人心大定。等到仁宗病好之后，文彦博等人才搬回各自的府第就寝。在仁宗生病期间，国家的安定很让人担忧，多亏了文彦博、富弼二人主持朝政，才维护了社稷的安宁。
文彦博继承父亲文洎的遗志，修理整治了唐朝时期的运输河道，增加了麟州的军饷储备。为相期间，文彦博曾与枢密使庞籍商议裁减冗兵八万人。朝中议论纷纷，担心这些人聚众谋反，皇上也有相同的疑虑。文彦博说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入不敷出，并说如果有什么不测，愿意以死谢罪。但在这项政策实施以后，被裁减的士兵都平静地回到家中，没有什么事发生。文彦博的这个措施节省了朝廷军费开支，意义重大。
作为一代名臣，文彦博声名远播，契丹使臣远远地看见文彦博，脸立刻都变了颜色，说文彦博是“天下异人”，羌族的首领温溪心也将心爱的名马赠送给文彦博，可见他们对文彦博的敬重程度之深。文彦博去世时九十二岁，追赠太师之职，谥号“忠烈”。
范仲淹诗、词、文成就如何
范仲淹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的诗、词、文都写得很出色，有《范文正公集》。虽然流传下来的篇数不多，但思想性强，感情深厚，富于感染力。
范仲淹的诗《江上渔者》，只有短短的四句，但作者巧妙运用对比，突出反映了渔民的疾苦。他的诗句“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反映出范仲淹对生活要求极为简单，能解决温饱就足够了，富贵对他来说乃是身外之物。
在范仲淹的词作中，《苏幕遮》十分引人注目。首句“碧云天，黄叶地”被元代王实甫化用在《西厢记》中，结句“酒人愁肠，化作相思泪”更是被广泛传颂。作者用哀婉缠绵的笔触，采用秋天凄美景色作映衬，深刻地描绘出羁旅行人的相思之情。另一首词《御街行》充满柔情，也是此类作品。宝元三年（1040），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抗击西夏。四年的军旅生活，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的人生感受，这集中体现在《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中。上阙写广漠萧瑟的边地风光，下阙客观地反映战士戍边生活的艰苦和久戍边关的思乡之情，抒写报国立功之志。词风悲凉苍劲，独树一帜，开拓了宋词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
范仲淹最为人称道的是散文《岳阳楼记》。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是为劝勉好友滕宗谅而作的，也是范仲淹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全篇先叙写创作缘由，点出“谪”这一关键字。而后写景，极写登楼之所见，既有细笔勾勒，又有浓墨渲染，对景致的刻画栩栩如生，接着写面对如此美好景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劝勉滕宗谅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处处以国家前途为重，从而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感慨，这既是范仲淹伟大人格的写照，也成为后代仁人志士用以自勉的格言。全文结构精巧，骈散结合，藻饰华美，颇具诗的韵味，被当时的古文家尹洙评为古文的“传奇体”。
“阎罗包老”说的是谁
所谓“阎罗包老”是指北宋的包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