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就要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的时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与此同时，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信赖中国的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1942年1月日是，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联合国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苏联的西线战略进一步加强。
崔可夫出使中国
正当苏联面临纳粹德军入侵之际，在远东，日本在中国东北屯兵10万，欲意入侵苏联。1938～1939年，日军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对苏联公然进行武装挑衅。一时间，苏联东西两线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斯大林认真地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苏联的当务之急应当集中力量对付布尔什维克政权最危险的敌人——纳粹德国。于是，斯大林及苏联政府决定，一方面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的时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与此同时，大力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依赖中国的广阔地域和中国的抗日力量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其无力北上进攻苏联。
为此，斯大林决定，选派得力的军事人员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抗日。1940年秋，苏共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审慎的酝酿和筛选之后，决定派遣崔可夫前往中国，指导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日，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苏共中央委员会之所以选中了崔可夫去中国，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而且因为崔可夫具有一定的汉语基础，对中国作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另一个原因是崔可夫这时正赋闲在家。
20世纪40年代的斯大林。崔可夫1900年出生在图拉省奥谢特尔河谷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一个农民家里。他1918年参加苏联红军，先后在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1932年任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处长，1938年任步兵第5军军长，第4集团军司令员。苏芬战争中任第9集团军司令。
1925年8月，崔可夫作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第5期的学员毕业了。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把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在东方系学习期间，崔可夫不仅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把很多时间花费在了学习汉语上。
崔可夫对中国古老的文明历史和丰富多采的风俗习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总是找去过中国的人攀谈，了解中国的国情，并经常去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以及中国当前的时局。
1926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去中国的愿望。他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与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一同前往中国。他们乘坐的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来到了中国东北边境。
崔可夫一行来到“东方莫斯科”哈尔滨时，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东站热情地迎接他们。在哈尔滨逗留5天之后，他们继续南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到旅顺后，他们取道海路，乘船经辽东半岛至塘沽，又由天津抵达北平。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都有一定的影响。
短期随团工作结束后，崔可夫回到了苏联。19271年春天，崔可夫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崔可夫深深懂得，要做好中国军事顾问工作，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实情。为此，他在中国做了多次旅行，到过京津各地，去过四川，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经过两年多的艰苦磨炼，崔可夫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而且已经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了。
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对中国革命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和感性的认。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它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指挥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推翻旧制度的热情，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中国革命的未来只能依靠他们。1929年，中国东北铁路事件爆发，崔可夫奉召回国。
1940年秋季，苏共中央决定派崔可夫前往中国。作出这一决定后，斯大林提请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先征求一下崔可夫本人的意见，如果他没有意见，就让他亲自来谈谈。
接到斯大林的指示后，铁木辛哥紧急召见了崔可夫。崔可夫初接通知时，以为国防人民委员是为了了解第9集团军的情况而召见他的，没想到见到铁木辛哥后，才知道苏共中央是想派他去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
铁木辛哥给崔可夫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并告诉他，苏联政府决定，在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牵制日本人北进，从而达到从侧翼掩护苏联远东地区的目的。
铁木辛哥元帅要求崔可夫，必须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正确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之便，遏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军队的行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游击区进行封锁、围剿，并阻止中国共产党把枪口对准蒋介石，协调共产党的武装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行动。
崔可夫可算得上一个“中国通”，他对中国军阀与蒋介石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知道，要促使蒋介石真正抗日并非易事，要协调好国共两党的关系、协调好共产党武装力量与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更是一件既复杂又微妙的困难工作。然而，作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更由于他正被免职闲置，他欣然接受了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安排。
见崔可夫已同意赴华，铁木辛哥便带他来到斯大林的会客室。崔可夫怎么也没有料到，斯大林会亲自接见他。过去，崔可夫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苏联军队的最高统帅，面对面的交谈这是第一次。崔可夫异常激动地来到斯大林跟前，满怀崇敬的心情向他问好，斯大林向崔可夫表示了亲切的的问候之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你已经同意到你所熟悉的那个国家了，是吗？”
“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任何地方！”崔可夫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听到崔可夫的回答，斯大林满意地微微笑了笑，马上又严肃地说道：
“先不要急于这么说！还是应当考虑一下命令你所去的地方。应当仔细考虑一下，要作些准备。你在20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可现在是40年代，今天又是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是以孙中山博士为首，他是一个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今，中国掌权的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现在，中国已有了新生力量——共产党……整个小资产阶级、与日本资本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都在蒋介石一边。跟共产党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你过去到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正是依靠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在现阶段，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建立了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和毛泽东没有消除旧的矛盾……毛泽东打蒋介石，蒋介石也打毛泽东。”
崔可夫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一边仔细地琢磨着斯大林的一番话，心想，最高统帅为什么派我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是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去呢？斯大林似乎猜到了崔可夫的心思，继续对他说：
“照理，对我们来说中国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亲近些。我们的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与我们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都争取过来还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还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共产党取代蒋介石。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你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毛泽东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在欧洲，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美可能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由于有苏、英、美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可望长期拖住它。”
1939年，德军部队在奥地利。斯大林稍稍停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
“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即或是在英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只要希特勒德国掉转枪口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
当时，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还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对中国共产党还存有偏见，他接着对崔可夫说道：
“一些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如果日本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力量，那么中国共产党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时他立即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共产党，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崔可夫同志，你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你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斯大林向崔可夫交待完任务后，要求他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外泄露这次谈话的内容。斯大林指示崔可夫尽快作好准备，赴中国就任时，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先担任苏联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以便全面了解情况。待熟悉情况后，再担任苏联军事使团的团长，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1942年12月，崔可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带领着15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然后乘飞机经中国新疆石河子到兰州。
作为见面礼，崔可夫一行携带了给蒋介石政府的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近300门火炮、500辆吉斯-5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配件的援助清单。
崔可夫一行飞抵兰州后，受到了蒋介石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老奸巨滑的蒋介石指示朱绍良，以重庆雾大、飞机不宜降落为借口，把崔可夫一行滞留在兰州。
在兰州滞留的日子里，第八战区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虽然带着崔可夫一行参观名胜，盛情款待，但由于公务在身，崔可夫一行一心想早日赶赴国民党首都所在地重庆。于是便派手下人员了解情况，经了解发现，并不是因为天气情况而不能飞抵重庆后，崔可夫便质问朱绍良将军。
也就在这时，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的密报，说蒋介石在共产党控制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部署，他们很可能是要挑起一场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情报，崔可夫即刻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取得了联系，但并没有得到最后证实。
崔可夫心想，就目前中国抗日前线的战局来看，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共产党的控制区，挑起内战，战局会对国民党更加不利。特别是现在苏联军事代表团刚刚到中国，代表团带着对中国军事援助的清单，如果蒋介石挑起内战，他就不怕失去苏联的这批援助？
正在犹豫不决之时，蒋介石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匆忙派出飞机接崔可夫一行飞抵重庆。
在中国开辟东线战场
飞机抵达重庆后，崔可夫一行直接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晤，随后来到武官处，与工作人员见了面。就在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年元旦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专为外国顾问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会谈中，蒋介石极力想从崔可夫那里弄清楚，苏联会给国民党政府什么样的援助，如何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是否会分流到共产党手中，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是怎样估计的等等。
赴宴前，崔可夫对这一系列敏感问题作了一些准备，因而面对蒋介石的询问，他避实就虚，尤其是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焦点集中在西欧问题上，尤其放在英国问题上。
崔可夫代表苏联政府表态说，苏联现在和将来都施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包括对德国也满怀和平的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胆敢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予坚决回击。
在分析欧洲战场的局势尤其在谈到法国、英国失利的原因时，崔可夫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部队刚刚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予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会结束，而且会是另外一种结果。”
蒋介石也对国际局势谈了自己的看法：“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也没有卷入。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句话说，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对中国来说，战争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
“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崔可夫不同意蒋介石的看法，生硬地反驳说。
“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疾病也会死亡。”蒋介石对崔可夫的态度立即表示出不悦，为自己辩解说。
崔可夫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见就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里很不舒服。来中国不久，崔可夫就了解到大量情况，经过初步分析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武装力量在总数上超过日本，装备也正在逐渐改善，中国的抗日能够取得胜利，并且还可以向日军发起主动的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