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名例律如同现代刑法的总则，是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集中表现，其内容是关于五刑、十恶、八议以及其他有关定罪量刑的各项原则的具体规定。自卫禁以下十一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一、名例律的主要内容
（一）五刑
所谓五刑，就是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的总称。
1.笞刑
按唐律规定：笞刑分为五等，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据《疏议》的解释：“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戒，故加捶挞以耻之。汉时笞刑用竹，今时则用楚”、笞刑适用于轻微的犯罪行为，是用笞杖捶打犯人的腿部与臀部。
2.杖刑
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人疏议》解释说：“杖者，持也，而可以击人欤”。是用比笞杖粗的常刑杖捶打犯人的背部、臀部与腿部。
3.徒刑
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疏议》解释说：“徒者，奴也，盖奴辱之”，是自由刑与奴役刑的结合，强制犯人加戴刑具（例如钳或枷）从事劳作。如在京师则送至将作监，妇女送少府监；在地方则送至官办手工业或服其他杂役。
4.流刑
分为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据《疏议》：“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有之于远”。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一种刑罚，是将犯人放逐到边缘地区并戴刑具强制劳动。流刑虽然分为三等，但均劳役一年。其后增设加设流，强迫劳动三年。
5.死刑
分为两种：绞、斩。
上述五种刑罚，除了十恶大罪以外，都准予以钱赎罪。赎金则根据刑罚的轻重，从铜一斤至一百二十斤不等。由此可见唐律所规定的五刑，其锋芒主要是指向贫困的劳动人民，是压迫和威吓广大人民的手段。
（二）十恶
“十恶”罪源于《北齐律》中的重罪十条，至隋唐始正式定为“十恶”。根据唐律的规定，十恶罪的具体内容如下：
1.谋反
企图以各种手段推翻封建国家统治，即谋危社稷。
2.谋大逆
即毁坏宗庙山陵和宫阙。
3.谋大叛
指本朝官吏背叛或投降伪政权的行为。
4.恶逆
即殴打和谋杀尊亲属，主要是殴打和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及夫之祖父母、父母等亲属。
5.不道
杀一家非死罪者三人及肢解人。
6.大不敬
凡是对专制君主的人身及尊严有所侵犯的行为，都可以认为是大不敬。主要是盗大祀御物及皇帝御用舆服器物；御用药品不如本方、饮食误犯食禁；指斥乘舆论等。
7.不孝
就是于女不能善事父母者，主要有控告或诅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诈称祖父母、父母死；或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等。
8.不睦
即亲属之间互相侵犯的行为。主要是指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或控告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亲属。
9.不义
就是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
10.内乱
即家庭间犯奸的行为。
唐律中规定的“十恶”，都是直接侵犯君主的统治基础和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的行为，所以才把它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正如《疏议》所说：“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城”。一由于“十恶”之中，尤其以谋反、谋大逆和谋叛最为严重。按唐律，谋反或谋大逆，无论主犯、从犯皆斩，“其父及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一并没官”，伯叔父及兄弟之于也流放三千里。这种规定虽然不是族诛，但诛连范围也很广。
（三）八议
“八议”制度起源很早，唐律规定得更为详备。所谓“八议”，就是关于保护封建贵族官僚的特权，在他们违法犯罪时，减免其刑罚的一种规定、其具体内容是：
一是议亲，即皇亲国戚，包括皇帝袒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二是议故，皇帝的故旧；
三是议贤，有大德行者，如其言行在封建社会中可供效法的贤人君子；
四是议能，有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的大才干者；
五是议功，有卓越功勋者；
六是议贵，三品以上职事官、二品以上的散官及有一品爵者；
七是议勤，为国家辛勤服务者；
八是议宾，前朝皇室后裔。
根据唐律的规定，凡属八议之人在法律上享有哪些特权呢？具体为“议、请、减、赎、当、免之法”。
1.议
凡属八议之人犯死罪时，一般司法机关不得直接审理，须将其犯罪事实及应享有特权的理由报请皇帝，由皇帝交付大臣“集议”，最后由皇帝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裁决，一般可以免除其死罪。若犯流罪以下，可直接减罪一等。但十恶犯罪不适用“八议”的规定，这说明当“八议”与国家利益冲突时测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2.请
就是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以及官爵五品以上的官吏犯死罪者上请皇帝，流罪以下减一等。由于适用“请”的身份低于“八议”，所以适用的范围较为狭窄，“其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
3.减
就是七品以上官吏及应请者的亲属，犯流罪以下可以照例减一等，死罪则不能减免。
4.赎
就是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官及七品以上官的亲属，犯流罪以下可以用金钱赎罪，事实上死罪也可以收赎。在唐律中明确规定了各种刑罚的赎金数额，如笞刑五十赎铜五斤，杖刑一百赎铜十斤，徒刑三年赎铜六十斤，死刑赎铜一百二十斤。唐朝的赎金制度进一步法律化。
5.当
就是官当，即以官品来抵销刑罚，适用于一般官吏。如：五品以上官，一官可抵“私罪”徒刑二年，“公罪”徒刑三年。九品以上官，一官可抵“私罪”徒刑一年，“公罪”徒刑二年。
6.免
就是用免去官爵的办法米比作徒刑，如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是对犯有徒刑以下官吏的一种优待办法。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八议者在法律上的优待，不仅适用于本人，而且延伸及他们的家人，这清楚地表明了唐律是保护封建贵族、官僚、地主阶级特权的法律，只要存在封建特权，这类法律规定就不会从封建刑法中消失。
二、唐律的其他篇目的具体内容
（一）卫禁律
共二卷三十三条，是关于警卫宫室和保卫关津要塞方面的法律。
卫禁律在警卫宫宝方面，规定了许多维护皇帝的住所及其人身的安全与尊严的条款。如“擅入宫门者处徒刑二年，擅入殿门者处徒刑二年半，如手执武器则各加二等治罪。擅入上阁者绞，如持武器人皇帝停留所在者斩。”
关于保卫关津要塞方面规定：禁止私渡关津要塞，如私渡者处徒刑一年，不应渡而主管官吏发给凭证的，双方同罪。偷越国境者，加重处理，徒刑二年。戍守边境的官吏如果玩忽职守或烽候不警者，处徒刑三年；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和城戍者，则处死刑。这些规定对保卫唐朝的国防，防止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导主权不受侵犯，是应当肯定的。
（二）职制律
共三卷五十八条，是关于官吏职务及驿使方面的法律。
1.关于官吏的设置及职守方面的规定
唐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负担，防止官僚结党营私，比较注意精减政府机构，不得随意增置官员的人数，如署置过限或不应置而置者，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三年。由于官吏是执行封建国家职能和政策的工具，因而对官吏的选任极为重视。职制律规定，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各级官吏都必须忠于职守，官吏要严守机密。
2.关于惩治官吏贪赃枉法的规定
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受财而不枉法的，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此外，官吏如收受所辖区人民财物或役使人民的，或向其借贷财物、奴婢、牛马以及接受财物而为人请求者，都以贪污论罪。唐律对官吏贪污罪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
3.关于驿传方面的规定
唐朝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及时下达朝廷颁发的政令，建立了严密的驿传系统。职制律规定，不应人而人驿者，笞四十。致使延误公文日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最高徒二年。如贻误军情严重者，处绞刑。
（三）户婚律
共三卷四十六条，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法律。
（四）厩库律
共一卷二十八条，是关于国有牲畜和仓库管理方面的法律。
关于牲畜管理，规定官有牲畜如疗养不得法以致死亡，处笞刑和杖刑，私惜官畜、驿马者，处杖刑等等。关于仓库管理，规定了严格的制度，如库藏被盗，主管官吏处笞刑乃至徒刑。对库藏品保管不善而致损坏者，坐赃论。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官有资财不受侵犯。
（五）擅兴律
共一卷二十四条，是关于发兵和兴造方面的法律。
唐律为了严格控制军队的指挥权，严禁随意调发军队。法律规定，“擅发兵十人以上者，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千人绞”。军队出征时，如因调拨兵马、物资而贻误军机者，判以“乏军兴”的罪名，处斩刑。为了防止随意兴造，加重人民的负担，擅兴律规定，凡有兴造必须上报，如无法令明文而擅自兴造及征发摇役者，一律视同非法。
（六）贼盗律
共四卷五十四条，是关于维护封建政权，保护地主阶级生命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
唐律为了保护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巩固封建统治和私有财产制度，对盗贼的惩治是极其严厉的。
《贼盗律》对于直接危害封建国家统治并列人十恶大罪的谋反、谋大逆、谋叛行为的处罚方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有犯者，不仅本人处死，其亲属或没官为奴婢，或者流放。甚至口陈欲反之言，而心无真实之计，并且无状可寻者，也要流二千里。
另外，《贼盗律》对谋杀罪、窃盗罪、强盗罪都作了详细规定，并且严禁买卖人口。
（七）斗讼律
共四卷五十九条，是关于斗殴和诉讼方面的法律。
唐律关于斗殴有具体、详细的法律规定。并且尊卑、贵贱同罪而不同罚。关于告诉方面，规定除谋反叛逆以外；其他诉讼均有尊卑贵贱的身份限制。
（八）其他
此外，诈伪律，是关于欺诈和伪造方面的法律。杂律内容十分庞杂、广泛。
捕亡律，是关于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断狱律，是关于司法审判方面的法律。
（第四节）唐律的基本内容
一、唐律中的刑法原则
（一）划分公罪与私罪
唐律为了保护封建官吏的利益，官吏犯罪划分公罪与私罪，并规定了不同的判刑原则。据《名例律》注云：“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私自犯，及对制诈不以实，受请枉法之类”。公罪，系因职务关系而构成的犯罪。私罪则有两种：其一，是和公事无关而违法犯罪的，如强奸、盗窃皆是；其二，是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或诈取私利的，虽与公事有关，也以私罪论处。所以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则多由于故意。唐律规定私罪从重、公罪减轻的处罚原则。区别公罪和私罪的目的，归根结底为了保护封建官吏在执行职务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加强封建国家机关的统治效能。
（二）区分故意与过失
区分犯罪的故意与过失，秦汉时已有规定。晋人张斐为晋律所作律表中，准确地对故意和过失作出了“知而犯之”和“不意误犯”的解释，即明知其行为可以造成某种后果而为之者，是故意；未意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而为之者，是过失。唐律对过失又进一步解释为“谓耳所不及，思虑所不到”，犯罪人在主观上没有给别人造成损害的目的与动机，这是它和故意行为的根本区别。对故意与过失的量刑，一般是故意从重，过失从轻。
（三）共同犯罪区别首从
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的行为。唐律中对共同犯罪区分首从，处罚各不同。但对谋反叛逆、强盗略人、闲人宫殿、应征逃亡的犯罪行为，则不分首从，均按正犯处理。这一规定，是为了用刑罚手段制裁统治者认为是最危险的犯罪。
（四）关于并合论罪的原则
并合论罪，就是对一个人构成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取重罪科刑。唐律规定：二罪以上俱发，以重者论，不得累轻以加重。如官吏贪赃枉法，一日数起，应按赃数合并论罪。并合论罪的原则是在唐律中明确确立，被后世所沿袭。
（五）关于累犯的规定
累犯加重源于封建社会前期的刑法原则，但内容有所改变。唐律中的累犯，是指三次以上的犯罪行为，因其对社会危害性较大，要加重处罚。名例律规定：“诸盗经断后，仍更行盗，前后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绞”。疏议说：“前后三人科刑，便是估终其事，峻之以法，用惩其罪”。说明对累犯的加重处理，是为了打击屡教不改的犯罪行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
（六）关于类推的一般原则
唐律中的类推，就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可以按照最相类似的条款比照定罪的规定。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是举重以明轻；其应人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所谓出罪，就是在免除刑事责任时，可以举重罪以比照轻罪，对轻罪之处理办法自然明确。所谓人罪，就是在决定其应负刑事责任时，可以举出轻罪以比较重罪，则对重罪之处理办法自然明确。
（七）老的废疾减刑的规定
名例律中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为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死罪不加刑。”按此规定，凡是老幼废疾之人犯罪，都可以得到某些减免刑罚的优待。《疏议》说这样规定的目的，是“爱幼养老之义也”。实际上，这些人因为老是、幼小、废疾，不可能对封建统治造成更大的损害与威胁，减免其刑事责任，既可以收到哀矜老幼的美名，又不致给统治阶级造成不利的后果。
（八）同居相隐不为罪的规定
同居相隐源于儒家思想。汉朝已有系亲相隐的刑法原则，唐律扩大为同居相隐。名例律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着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据此规定，上述同居之人，不仅互相之间可隐瞒其罪行而不予追究，就是为犯罪者通风报信，令其隐避逃亡时，亦不负刑事责任。同居相隐原则的规定，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而巩固以专制家长为首的封建家庭，这对加强封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但若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罪时，并不适用相隐原则，“各从本条科断”。
（九）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由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兴盛的时代，同周围许多国家发生频繁的贸易关系，当时居住和往来中国经商的天竺、波斯、中亚、南洋及犹太人，大约十余万人。为了调整在贸易往来或相互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所谓“化外人”，是指外国人而言，并不是指国内少数民族。唐律的这一规定，既反映了唐王朝统治者尊重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又体现了他们维护国家主权的严正立场。
综上所述，唐律中的十恶、人议以及其他一些原则，反映了法律文化的进步，充分证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当细密的。这些原则以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既是唐朝对历代封建王朝的立法与司法经验的总结，又为其后各代封建王朝的刑事立法奠定了基础。这些基本原则在唐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统率全律而又贯彻始终的大纲。
二、民事法律规范
（一）买卖契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