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幕府官员们与当地道台（官名）及各国驻沪领事会谈应酬，千岁丸的其他成员，包括随行的藩士、商人、仆从、水手们，便经常自由地在上海城内散步、参观、购物、买书，并随意与中国平民交往、笔谈或互相拜访。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藩士们，更是充分利用探访上海的机会，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接触中国各方面人士深入调查中国社会情况。他们虽然不会说中国话。却会写汉字和汉诗，因此。他们也常与中国文人往来，交流思想，互赠诗篇，如高杉晋作便曾在归国前赠中国友人陈汝钦一首诗和一方古砚，以表惜别之情。诗中写道：‘“孤生千里归乡后，每遇患难又思君。”陈汝钦也十分珍视与高杉晋作的友情，当即题词致谢。
搜购中国图书也是藩士们的重要任务，他们在上海各大小书店、书摊，大量收购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尤其注重中国地方志、地图和太平天国资料的收集。有的书买不到，他们就设法借来抄写。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中经常有“至马路外书坊，得书籍归”之类的买书记载；中牟田仓之助的日记中也记载有他曾从上海的英国人那里借出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4册，连续几天在旅馆内“终日抄写”。
参加千岁丸上海之行的日本藩士，大多是各藩选拔出来的优秀的青年下级武士。他们富有朝气，善于思考，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又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他们把这次访华看成是开拓眼界，增长见识，通过实地考察中国社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以探索日本前途的好机会。对于各藩藩主交给的调查研究任务，藩士们也有很强的责任感。藩士们详细记录了这次上海之行的亲身经历和调查成果，回国后，许多人都写下了一种或数种日记或笔记，为后人研究这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留下了重要资料。
1868年（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元年），日本维新势力推翻了德’111幕府统治，建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并开始实行一系列维新改革措施。1871年，中日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订立了通商条约，不久又互设了公使馆，从而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晚清时代中国驻日使团的成员，大多是文人学者，他们与日本人士广泛交往，或笔谈交流，或雅宴酬唱，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以何如璋（公元1838~1891年）为首的第一届中国驻日使团，原定1877年春天启程，但因日本发生西南战争而延误到冬天。1877年11月27日，何如璋率使团成员十余人，并带跟役26名，乘海安号军舰从上海出发赴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团长驻日本，是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何如璋用日记详细记录了使团从离开北京到抵达东京的全部经过，称之《使东述略》；同时还写有七言绝句67首，称为《使东杂咏》。日记与诗歌互相参看，真实而生动。
这一届中国驻日使团成员中，还有一位诗人政治家，他就是黄遵宪（公元1848~1905年），这是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人物。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东海公，广东梅州人。刚到日本，他便开始了自己的调查研究，并准备撰写一部日本通志。他认为这既是一个外交官的责任，也是加强中日友好和开展对日外交的需要。他对当时中国对日本研究的状况很不满意，决心提供日本真实详细的情况，以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模糊和错误认识。黄遵宪到日本时，已是明治维新9年之后，他亲眼看到了日本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决定重点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制度及其利弊得失。他的以介绍日本制度为主的著作《日本国志》，大力宣传明治维新，其目的就是要为中国人提供借鉴，以推动中国变法自强。
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写作，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先是广泛收集资料，接着便于1879年动手起草。编写中遇到了资料、翻译、校刊等重重困难，有时甚至使他“搁笔仰屋，时欲中辍”，但他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1882年，初稿刚刚完成，他便奉命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5年，黄遵宪请假回国，又闭门埋头著述了两年，终于在1887年夏天写完了全书。他把书稿抄成四份，除自存一份外，其余三份分送总理衙门、李鸿章和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清末洋务派首领）。1895年，《日本国志》正式出版。
《日本国志》是一部40卷50万字的巨著，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卷首的年表和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12种，从各个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所实行的各项制度。同时，该书也从各方面阐述了应学习西方、效法日本、在中国实行变法维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黄遵宪摒弃（bingqi）了以往中国文人写史书时那种以“天国上朝”自居的妄自尊大，而是采取实事求是、尊重日本民族、两国平等相待的态度进行写作。在《日本国志》“邻交志”和“学术志”中，他追溯并叙述了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现状，强调“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极力提倡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
黄遵宪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驻日期间，他考察日本的历史地理，研究日本的维新制度，游览日本的名山大111熟悉日本的民俗风习，了解日本的工艺物产，陆续创作了100多首“杂事诗”。这些诗都是七言绝句，短小而精悍；每首诗后还附有长短不等的自注，以解释或补充诗意之不足。有人把他的诗作视为《日本国志》的诗歌版。1879年，总理衙门以同文馆聚珍版刊行了《日本杂事诗》的初刻本。共收诗154首。次年，香港出版了循环日报社铅印本；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中国驻英公使馆任参赞期间，又把它增订为200首的本子，1898年由长沙富文堂刊印。
《日本杂事诗》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写日本历史、地理、政治、文学，下卷则着重写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等，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诗集中的第一首概括了日本的历史和地理：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
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
富士山是日本的第一高峰，也是日本国的标志和象征。诗集中专有一首诗描写富土山：
拔地摩天独立高，蓬峰涌出海东涛。
二千五百年前雪，一白茫茫积未消。
还有一首诗描写日本人观赏樱花的景象，也十分生动：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
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
这一时期，除了驻日访日的官员外，一些没有官职的中国文人、学者也应邀东渡扶桑，漫游瀛岛。这些民间的文化使者，同样为中日文化交流贡献了力量。这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当推王韬和王治本。
王韬，字紫诠，江苏长州人。1867年，王韬应牛津大学教授理雅各之邀赴英，帮助他译完《诗经》、《左传》、《易经》等中国儒家经典；其间，还曾在牛津大学讲演孑L子学说，介绍中国文化。1871年欧洲发生了普法战争，战争结束不久，王韬就编撰了《普法战纪》14卷，详细叙述了战争爆发的原因和经过，并预测了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普法战纪》很快就在日本翻刻流行，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文人学者也因此知道了王韬之名。应日本学者之邀，1879年，王韬乘舟东渡，踏上了日本国土。王韬在日本游历了4个月，计128天，所到之处，受到了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写下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篇章。在其所撰《扶桑游记》中，提到的日本友人的名字不下百人，并对其中的许多人作了介绍性评论。
王治本（公元1835~1907年），浙江慈溪人，通晓诗文，擅长书法。1877年应日本汉学家广部清之邀赴日本。在东京，王治本除教授汉文外，还为汉文报刊撰稿，并参加一个名叫闻香社的诗社，经常与日本的汉学家和汉诗人交游唱和。后来他被源桂阁聘为家庭教师，两入朝夕相处，切磋诗文，源桂阁的诗稿，大多经过他的评点、修改甚至代笔。两人还经常进行笔谈，仅1880年至1881年间留存的笔谈记录，就达17卷之多。
王治本在源桂阁家住了16个月。1882年源桂阁因病去世，王治本便从这一年开始在日本各地漫游，他的足迹、墨迹几乎遍及日本全国。其旅行路线之长、所到地方之多、结交朋友之众、所留墨迹之丰，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少见的。1907年，王治本逝世于长崎。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官员、文人、学者也不断到中国访问、游览。与游历日本的中国文人、学者一样，他们也用自己的笔，记下了他们漫游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中间，最有名气的人物是竹添进一郎和冈干仞。
竹添进一郎又名光鸿，字渐卿，九州肥后天草郡人，是当时日本著名汉学家。因有奇才，被中国文人誉为“人中之龙文中虎”。1875年，竹添进一郎随森有礼公使来华。第二年，他便作了一次深人中国内地的长途旅行，过黄河，游洛阳，到西安；然后赴成都，至重庆，再从重庆乘船东下，出三峡，经武汉，抵南京，历时111天，行程上千公里。据他自己的记述，全程十分之二搭车，十分之三坐轿，其余半程则乘船。旅途中，他写日记，吟诗作文，结集为《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共3册，1879年由日本奎文堂刊行，传诵一时。他的作品文笔流畅，文字优美，读了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竹添进一郎后来担任过日本驻天津领事和驻朝鲜公使，退官后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冈千仞，字振衣，号鹿门，生于1834年，原为仙台藩士，精通汉学与西学。明治维新后曾任修史馆编修官、东京府书籍馆干事（馆长）等职。后因对藩阀专制不满而辞官办塾，以教导学生和著述、吟咏自娱。其前后共有弟子3000人，著述达300余卷。1884年6月，同千仞乘船到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一年的观光游览。其间他会见过中国官员、文人、名流近200人，“有所闻见，必手记”。冈千仞的日记总题为《观光纪游》，其中包括《航沪日记》、《苏杭日记》。《沪上日记》《以燕京日记》、《沪上再记》《粤南日记》等6卷，约6万字。
《观光纪游》中对晚清社会的弊病尤其是鸦片与科举八股对人民的毒害，作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冈千仞一针见血地指出：“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而六经之毒主要在于中国知识分子“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他向挚友王韬提出：“一扫烟毒与六经，振起中土元气。”王韬不仅深表赞同，而且补充说还应加上一个贪毒，即贪污受贿。冈千仞认为，中国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耗有用精神于无用八股。黄口入学，自首无成”，实际上是一种愚民之术。《观光纪游》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观察晚清中国社会，痛陈时弊，由此也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对一些问题认识上的差异。这部书帮助日本人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