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课间时分，窄小的走廊里依旧聚满了各班的学员，陆旸也在其中，他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很是显眼。此时陆旸正呆呆地站在门口，向5A的教室里张望，他游离的目光最终锁定在我脸上，碰巧我也看见了他。他的眼神在看见我的一瞬间变得心奋不已，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小子是来找我的。果然，他扬起手臂，示意我出来说话。
“你不是午后的课吗，怎么这会儿就来了？”我问道。
“这个时间你不是在嘛，我特意来找你。”陆旸说。
“找我？啥事？”
一听问话，他竟开始吱吱呜呜，抓耳挠腮起来，头低得不能再低了，高大的身材竟也显得如此卑微起来。
“怎么，到底啥事儿，说啊？”他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心里没底，说实话我很不喜欢他。
我有一种预感，不会有什么好事落到我头上。陆旸猛地抬起头，看着我咬了一下牙，像是下了决心似的。
“左哥，我想······嗯·······跟你借点儿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要不然哪好意思跟你开这个口。”
“你现在不是打工吗？”我眉头紧锁，一脸不快地问。
“一直也没找到合适的，这个月的生活费马上就要没了，我小姨也不管我了，别人我又不认识，这才······。”
我倒是听陆旸说过，他小姨来日多年，在生活上对初来乍到的他也算有个照应。可没想到这么快他就捉襟见肘了。
“你要借多少？”
“嗯······十八万，十八万行不？。”
接下来陆旸向我说明了这十八万円他该如何分配，并保证一定尽快奉还。我一时不知所措，我和他在国内仅仅是在家门口偶遇过几次，甚至连话都从没说过一句，再加上对他的印象一直很糟糕，面对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居，我真想不出任何借钱给他的理由，可这样的人却偏偏求到我这里，想来真可谓造化弄人。最后，我还是决定帮他这一回，仅仅是看在从前是邻居的份上。
翌日，我把装有二十万円的牛皮信封交给陆旸。
“借给你二十万，凑个整，余下的钱，做伙食费吧。”我说。
“厄，谢谢左哥。”他一面将钱揣进钱包，一面一丝不苟地向我保证一定尽快奉还。那股劲头儿颇像小学生在向班主任保证一定改正自己错误一样。
为了能和陆旸保持联络，我记下他的手机号码，同时亲自看他从手机里导出他小姨的手机号和住宅电话号，也一并输进自己的手机里，以备不时之需。
借钱给陆旸的这件事，对我来说等同于祸事一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对这个人完全没有信任可言，这笔钱在交给他的同时很可能就像泼出去的水，不能再收回，可我却偏偏把钱借给了他。有道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天中午，我在玉川上水车站附近被巡警叫上警车，随后被直接送进警局，因为我忘了带外国人身份证。
我从停车场出来，刚刚经过女子国立音乐大学时，就意识到一辆警车尾随在我身后，从观后镜可以看到警车离我越来越近，接着喇叭里传出“前面的摩托请靠马路一侧停下”的指令。我闻听后有些丈二和尚摸不到头，只好老老实实将车停靠在路旁。
“你超速了知道吗？”警车副驾驶处下来的那个警察对我开门见山地说道。
“嗯？哦，实在是对不起。”我连忙态度谦卑地道歉。
“你是外国人吧，中国来的吗？”警察听出了我的口音，转而问道。
“厄，是中国人。”
“请出示你的驾驶证。”警察一面说，一面从黑色皮包里拿出罚款单。我心想刚借出去二十万，又要被开罚单，瞧瞧我这破财的命。
我摸了摸裤兜，这才意识到今早出门时，只带了月票和借给陆旸的二十万円的信封。没想到只是今天没带钱包，便遇到这样的事，真是晦气。
“另外，也请出示一下外国人登陆证吧。”
“对不起，我的所有证件都在钱包里，今天却把钱包忘在家了，能容我回家取一下吗，方便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没有身份证，我们无法确认你的身份，按规定只能把你先带回警署了。”
“等一下。”我还想为我的确持有身份证的事辩解一番，却被警察的话打住。
“你只能跟我们回警局，到时候会让你联系熟人来保释你，回警局再说吧。”警察做出请上车的手势。
我进了警车，而我的摩托则由另一个警察代劳开回警署。
到了警署后，我被安排在一个开敞的小屋里，里面有一张桌子和两把对坐的椅子。杨赞从来不用手机，我只能向警察提供杨赞的住宅电话，我想他接到电话后很快就会赶过来。做完笔录的警察离去不久，一个貌似刚刚用完午餐的警察上司瞥见小屋中的我，便走进来跟我闲聊。似乎是为了打发无聊的午休时间，警察的谈话内容都是些毫无意义，无关痛痒的废话，令人顿生厌烦。
我不清楚我的摩托到底是不是由那个巡警负责开到警署大院里的，如果真这样的话，身着警服的警察骑着一辆送报摩托的画面不觉在脑海里显现出来，倒也滑稽。我在警局里呆了近一个小时，杨赞急三火四地赶来了，他向警署出示了报店所开的一份盖有所长印章的身份证明，我这才得以被保释出来。那天我饿着肚子送完了下午的报纸，然后前往警局的交通科，出示了驾驶证并上缴了因超速行驶而被罚的五千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