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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弗洛伊德泛性论文化观的一部代表作。它集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
在埃伦费尔（Von Ehrenfels）新近出版的《性伦理学》（1907）中，作者对自然的和文明的性道德（sexual morality）作了区分。根据作者的观点，我们可对以上两者作如下的理解：自然的性道德指人类永久保持健康与效能的能力，而文明的性道德指旨在促使人类加强的生产文化活动。作者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人的内在特征与其文化成就的关系，二者的差异就可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对这一思想做更扩展的思考时我会向读者引介作者书中的观点，而我对作者观点的引用则仅仅作为我对该问题研究的起点。
可以设想，当文明的性道德占据主导地位时，个体的健康与效能会受到损害，而这种以牺牲自我为代价的损害若达到一定点则最终导致文化的目的本身也受到损害。埃伦费尔确实指出了这种性道德的一系列恶果，对于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这种性道德无疑应对这些恶果负责。虽然他也充分承认这种性道德对推进文明的巨大作用，但他同时也论证了改革的需要。在他看来，文明的性道德的特征表现为原本对女性的要求也带到了男性的性生活中：除了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当中，所有的性生活（sexual intercourse）都要受到禁止。然而，考虑到两性间的天性差异，男性的偶尔偷欢却受到了更轻的惩罚，从而导致了事实上男性的双重道德标准。一个接受了这种双重道德标准的社会怎能产生对“真理、诚实与人道的热爱”？若超过了一定限度，必使人变得伪善，对错误麻木不仁、自欺欺人。不仅如此，文明的性道德在炫耀一夫一妻制的同时，损伤了性的选择（selection by virility），其实，在文明人之间，由于人道与卫生的考虑，性的选择已降至很低水平，岂不知性的选择本身足以导致个体内在结构的改进。
在文明的性道德所带来的恶果中，有一个特殊情形常被医生所忽视，而我将会在本文中作详细分析，因为我认为现代社会神经症的增多与蔓延均与此有关。偶尔，有的神经症患者提醒医生，对引发病症的个体现状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冲突给予注意。他们说：“在我们家，所有的人都变得神经质，因为我们总想比我们的实际或我们能达到的更好。”同样，医生也经常发现，神经症患者的父辈曾过着简单而健康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过上大都市生活的极短时间内将孩子的生活提高到了很高的文化水平。但最重要的是神经科专家在大声疾呼：“神经症的增加与现代文明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种联系我们将引用一些著名观察者的陈述作为证据。
厄尔布（W.Erb，1893）说：“对于现代生活使得神经（质）疾患（nervous illness）不断增长的问题可以做出毫无迟疑的肯定性回答，只要看一下现实就足够了。许多事实已清楚地表明，现代生活的出色成就，各个领域的发现与发明，为求进步而日趋增加的竞争，均需付出极大的心理努力方能取得与保持。为了生存斗争，个体不得不满足日益增长的巨大需求，而只有付出全部的心理能量（mental powers），这些需求才能满足。与此同时，所有阶层的需要及对生活的享乐需求都在增加，空前的奢侈蔓延到整个社会，而在过去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漠视宗教、不安与贪婪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遍布全球的电报与电话网使得传播系统惊人地扩展，并彻底改变了商贸条件。一切都变得匆忙与狂躁：晚上旅游，白天经商，即使是‘假日旅行’也令神经系统紧张。严重的政治、工业与经济危机引起了空前的广泛躁动。人人都过问政治，政治、宗教与社会的斗争，政党、竞选及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的恣意滋蔓撩人发火，令心灵更加紧张，连娱乐、睡眠与休息都不得安宁。城市生活愈发繁冗与焦躁。疲惫的神经试图通过增加刺激、陶醉于愉悦而得以复原，其结果则导致更大的衰竭。现代文学不厌其烦地关注激惹公众激情的话题，这只能激励纵欲，造成追逐快乐，蔑视基本的伦理原则及各种理想，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往往是病态人物、性变态行为、革命斗争等问题。强烈的噪音、不和谐的音乐震耳欲聋；剧场里令人激动的表演征服了我们所有的感官；造型艺术对令人作呕的、丑陋的、富有暗示性的内容情有独钟，并将现实中最令人惊恐的现象毫无迟疑与掩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种一般性描述足以表明现代文明的种种危险，让我对此情景做更细致的补充。
宾斯万格（Binswanger，1896）说：“神经衰弱（neurasthenia）被描述为一种现代病。比尔德（Beard）作为第一个阐释该病的人，认为这种新的神经（质）病（nervous disease）特别容易在美国产生，当然这种假设并不正确。但既然是一位美国医生首先发现并描述了该病的特征，显然这是建立在广泛的经验之上的，它毫无疑问地表明，在神经衰弱与现代生活之间有着极密切的关系：贪婪的金钱追求，放纵的占有欲望，技术的巨大进步使人际交往产生了时空的幻觉性障碍。”
冯·克拉夫特·埃宾（1895）说道：“无数文明人的生活方式中充盈着大量的不卫生因素，难怪神经症会令人悲哀地加速增长，而这些有害因素会首先并严重地作用于脑。在过去的10年中，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商业、工业和农业的改变，带来了职业、社会地位与财产的巨大变化。而这一切均须以损害神经系统为代价：人们必须付出更大的能量消耗（expenditure of energy）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与经济需求，而用于复原的机会又微乎其微。”
我认为，诸如此类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意见倒没有什么错误，只是尚不能充分地解释神经（质）障碍（nervous disturbances）的详情，更忽视了病因学的最重要因素。如果不去考虑神经质的不确定的形式，而是考虑神经（质）疾患的具体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正是施加于文明人（或阶层）的“文明的”性道德对性生活的压制而导致了神经症的产生。
我已在以往的一系列技术性论文中陈述过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在此不再赘述。不过我会引用我研究中最重要的观点。
审慎的临床观察使我们对神经性（质）疾病（nervous disorders）可做两种分类：神经症（neuroses）和精神神经症（psychoneuroses）。前者的障碍（症状），不管是身体的或心理的，本质上是一种中毒现象（toxic），类似于神经毒素（nerve poisons）的过剩或缺乏现象。这些神经症统称为“神经衰弱”，绝无遗传的作用，而往往是性生活的有害因素使然。由于该症与这些毒素有关，仅凭临床观察就能立刻找到它与性问题的因果关系，然而，被权威人士所谴责的文明的种种有害因素，似乎与神经症没有任何规律性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将性因素视为神经症的基本原因。
而精神神经症，与遗传的关系较为明显，但病因尚不十分明确。不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疾病（癔症、强迫性神经症等）是心因性的（psychogenic），源于潜意识（压抑了的）观念化情结（ideational complexes）的活动。这种方法同样使我们知道，一般而言，这些潜意识情结具有性的内容，它们源于人未被满足的性需要，代表着一种替代性满足（substitutive satisfaction）。因此，我们应当将破坏性生活、压制性活动、歪曲性目标的因素视为精神神经症的病因学原因。
当然，关于神经症中毒性与心因性的理论区分并不否定以下的事实，大部分神经症患者都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同意将性因素作为神经（质）疾患病因的人，同样会接受我的进一步分析。下面我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探讨神经（质）疾患何以会不断增多的问题。
概而言之，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对本能的压制之上。每一个体都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如人格中的权力欲、进攻性及仇恨性。正由于此文明才得以产生——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共享。
毋庸讳言，除非在危急时刻，正是源于性欲（erotism）的家庭情感（family feeling）才使得分离的个体甘愿自我克制。这种自我克制在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是渐渐进行的，每一步都受制于宗教：放弃本能满足被视为神明，公众财产被视为“神圣”；生性刚烈，任本能狂喷者被视为“罪犯”、“歹徒”，不得不直面社会的冷面冷眼，除非他的社会地位或特殊才能使他向世人证实他是伟人、“英雄”。
研究表明，性本能包括许多方面或成分，在人类比在其他高等动物中发展得更为强烈，它几乎完全超越了动物的周期性而变得更加稳定。它可拿出巨大的能量用于文明活动，在实现这一目标中其物质强度并未减少，这种将原来的性目标转移到另一不具性特征的目标上的能力叫做升华。与升华的文明价值相对应，性本能还会出现顽固的固着倾向，使其不为它用，有时还会导致所谓的变态。性本能的强度在个体间存在差异，故有多大部分会用于升华也不尽相同，似乎是个体的先天特性决定了性本能升华比例。此外，经验及智慧活动对心理器官（mentalapparatus）的影响更强化了性本能的升华。然而，如同热不可能全然转化为机械能一样，性本能的扩展并非是无限度的。一定程度的直接性满足对大部分器官都不可或缺，否则将导致客观上的功能伤害和主观上的不快体验，出现一定的病症。
如果考虑到人类的性本能不仅仅为了生育，而且还为了获得某种快感，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会更为扩展。这可从婴儿的活动中得到证明：在婴儿期，快感的获得不仅通过性器官（genitals），而且通过身体的其他部位（快感区），并可以不指向任何客体，我们将这一阶段称做“自体性欲”期。在我们看来，对孩子的这一行为应予以限制，否则持续下去会导致性本能的难以驾驭和毫无用处。性本能的发展便从自体性欲到“对象恋”（object—love），从快感区的独立存在到从属于生殖器的主导，此时才具有了生育的功能。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由于部分性兴奋（sexual excitation）不具备生育功能而有利于升华。因此，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用于文化活动的是那些被压制了的性兴奋的“倒错”因素。
考虑到性本能的进化特点，我们可将文明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性本能完全与生育无关而自由活动；第二阶段，除了生育之外其他的性本能均受到压制；在第三阶段，生育变成了“合法”的性目标。今日“文明的”性道德反映的就是第三阶段的特点。
如果将第二阶段视做发展的平均水平，我们必须看到，仍有一部分人由于生理结构的原因还是不能适应。如上所述，性本能应从自体性欲到联合性器官活动的对象爱恋，但尚无一人已正确并充分地完成了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的障碍导致了两种有害后果及其关系（相对于用于文明的性欲），其实这两个方面利弊兼而有之。
其一是各种性变态（perverts）的产生（将性本能过剩和难以自制者排除在外），将性欲固着于婴儿水平，从而影响了生育功能的建立；其二是同性恋（homosexuals）或性变态（inverts），其性目标竟令人不解地离开异性，那么，为何这两种发展障碍所导致的恶果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呢？我们认为，即使性本能的一个或多个成分发展受阻，其他成分仍会联合起来使人的性生活指向最终的有用目标。性变态者（同性恋者）倒是常常因其性本能的文化升华而变得成就斐然。
性变态者和同性恋者若达到了极致水平，便被社会视为无用之辈，不免郁郁寡欢。必须承认，即使在文明的第二阶段，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不能满足文化的要求而受尽苦难。这些体质异常人的命运将因其性本能的强度不同而迥异。对于强度较弱者（由于性倾向的被压制而形成），其冲突在于自身行为与所处文明阶段的道德要求。但从理想的角度去看，这恰恰是他们意欲获得的，因为他们不得不将本该用于文化活动的力量拿出来处理由性本能受压制所导致的结果：对内压制，对外麻痹。我们关于文明第三阶段上男女禁欲结果的分析也适于他们。
当一个人的性本能是强烈而倒错的，他便面临两种结果：第一种不再多述，他将冒偏离文明标准之大不韪而继续倒错下去。第二种更为有趣，在教育及社会要求的影响之下，他将压制自己的倒错本能（perverse instincts），然而，这种压制已不成其为压制，最好将其描述为失败了的压制。的确，被压制了的性本能已无外显的行为（就此而言，压制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却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这还不如不加掩饰的压制为好，因为它对个体产生的伤害是使该类人对于社会来说形同虚设。从长远的意义上看，短暂的成功将被失败所取代，压制的结果是替代现象，即神经（质）疾患或更确切地讲是精神神经症的产生。神经症者都有一个顽抗的肌体，在文化的要求之下只能对本能施以“明显”的压制，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因此，为满足文化的要求，他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以内在的贫乏为代价，或对其本能予以干扰和患病。我已将神经症描述为性变态的“负结果”，因为神经症患者倒错了的冲动在受到压制之后又在心理的潜意识部分表现出来——神经症患者的趋势是相同的：“压抑”状态等同于积极的性变态。
经验表明，对大多数人而言，超过某一限度其肌体就难于满足文明的要求。因此，那些不顾肌体条件一味追求“崇高”的人，便成了神经症的光顾者，如果他们稍微表现得差一些，就会更健康些。对一个家族中一代人的观察常常印证了性变态与神经症正负关系的正确性。比如，若哥哥是性变态者，那其妹妹往往是神经症者，尽管作为女人她的性本能要弱一些，不过她却表现出与哥哥相同的倾向。同样，在许多家庭里，男人是健康的，然而从社会的观点上看却是极不道德的；同一家中的女人倒是崇高而优雅的，不幸却患上了重度神经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