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如果小布什不是以他所采取的那种方式对“9·11”攻击作出反应，这个事件对历史进程的改变不可能达到目前的程度。他向恐怖主义宣战，并假借反恐战争的名义在日常工作中实行一种激进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在“9·11”悲剧发生之前就已确定，而这些原则可归纳如下：国际关系是实力的关系，而不是法律的关系；实力获得胜利，而法律使所获得的胜利合法化。在后冷战的世界上，美国无疑是占支配地位的力量；因此，美国有能力将其观点、利益和价值观强加于人。世界将得益于采纳美国的价值观，因为美国模式已显示其优越性。克林顿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未能利用美国力量的全部潜力，这种情况必须得到纠正；美国必须找到一种在世界上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方式。
这种外交政策是一种通常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广泛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原始形式。为什么说它原始呢？主要是因为它无视合作在适者生存中的作用，并把全部重点放在竞争上面。在经济事务中，竞争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在国际事务中，竞争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在经济事务中，社会达尔文主义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形式；在国际关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目前正在导致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追求。
并非小布什政府的所有成员全都赞同这种意识形态，但新保守主义者在小布什政府内部形成了一个有影响的集团。他们早在1998年初就呼吁入侵伊拉克。他们的观念起源于冷战，在后冷战时代进一步得到详尽阐述。在“9·11”攻击之前，这种思想体系的倡导者们在实施其战略方面受到两种考虑的阻碍：小布什没有得到明确的委托（他是依靠最高法院的一票优势成为总统的），而且，美国没有一个能为军事开支的急剧增加提供正当理由的定义明确的敌人。
“9·11”攻击消除了这两个障碍。当时的小布什总统向恐怖主义宣战，美国在其总统身后团结了起来。接着，小布什政府开始利用这次恐怖主义攻击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小布什政府为了让全国团结在总统身后而助长弥漫全国的恐怖情绪，并利用反恐战争实行追求美国霸权的行动计划。“9·11”攻击就是这样改变历史进程的。
美元的雄风不再
全球金融危机加重，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上升，美元汇率顺势大幅反弹，欧元对美元跌至1.35附近，澳元对美元跌至0.65附近，美元指数最高升至83以上，反弹高度超过17%。然而，短期反弹并不会改变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美元霸权地位延缓了美元的贬值，但最终将加速美元的贬值。
当前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仍然是以美元作为中心货币的全球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则把巨额的流动性转化为庞大的美元储备，导致发展中国家美元储备激增和外汇储备由发展中国家集中持有。庞大的美元储备又是美国攫取国际铸币税的物质基础。美国之所以长期实行“双赤字”政策，保持零储蓄和高消费而无债务危机之虞，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凭借金融霸主地位和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来攫取国际铸币税，消费其他国家提供的廉价商品，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资本。一方面，这相当于免费地为美国的高消费和低储蓄提供融资，使全球的福利流向美国；另一方面，由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所决定，经常项目逆差导致巨额美元外流，其他国家美元储备的不断累积正是美国攫取国际铸币税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具备内在的稳定性。首先，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8年第2季度，美元比重从59.02%升至72.69%，然后降至62.48%，欧元从8.54%大幅升至26.99%，日元从6.78%大幅降至3.41%，英镑从2.12%大幅升至4.74%，瑞士法郎一直在0.2%左右徘徊而居于次要地位，包括人民币在内的其他货币则从4.78%降至2.21%。其次，全球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1995年到2008年间，美元比重逐步下降，欧元比重缓慢上升，英镑比重显著上升，日元比重明显下降。
欧元取代美元，英镑取代日元，是一个长期的趋势。然而，美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这将从两个方面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一方面，在外汇储备集中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全球美元储备逐渐集中在中国、日本、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少数几个“大户”手中。这些“大户”的外汇买卖对全球外汇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美元的走势。而且，在美元长期走软的情况下，这些“大户”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关系，一旦某个“大户”抛售美元，为了减少或避免美元储备的损失，其他“大户”会迅速跟进、竞相抛售美元储备，形成“羊群效应”，这很可能导致美元汇率的“超调”乃至崩溃。
另一方面，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下降将直接导致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减少，这将使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逐步丧失稳定的弥补途径，使其更加倚重于稳定性差的外债和短期资本流入项目。照此发展下去，美国很可能陷入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乃至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
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挑战，但是，进一步考虑货币周期的因素，“特里芬难题”的缓解空间则大相径庭。
在经济上升期，美元虽然在贬值，但由于美元霸权或美元的软权力优势，国际铸币税的增加大大缓解美元的贬值压力，即大大缓解了美元信心不足的问题。美国从1959年至今一直出现经常项目逆差，而并没有陷入债务危机和美元崩溃，美元所带来的国际铸币税对此起到实质性支撑作用。1977~2006年，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高达86.2%，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经常项目逆差通过国际铸币税得以“抵消”，这也解释了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为何没有导致美元大幅快速贬值的原因。
而在经济衰退期，美国的国际铸币税减少，使美元贬值逐步丧失了制动阀，国际铸币税已无法挽救美元信心的危机，表现为美元的加速贬值。以1997年为拐点，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覆盖比率总体上经历了先上升后下跌的过程，说明铸币税对经常项目逆差的弥补能力出现了实质性的下降，连续出现缺口，这正是导致美元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的直接原因。这充分说明，国际铸币税能有效抵消巨额经常项目逆差对美元币值的冲击，从而具有“保护伞”的功能。随着近年来美国国际铸币税的抵消能力的降低，美元趋向疲软是大势所趋。
在上述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下，美国很可能陷入“国际铸币税减少——美元进一步疲弱——国际社会弃用美元——国际铸币税进一步减少美元进一步贬值——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恶性循环。因此，美国国际铸币税的减少很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的导火索。
可见，在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性流动性过剩转化为庞大的美元储备，成为美国攫取国际铸币税的物质基础。正是凭借着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美国攫取的国际铸币税成为弥补其经常项目逆差的稳定来源，这进一步纵容其长期“双赤字”政策和高消费，而无债务危机之虞，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更是延缓美元大幅贬值的“制动阀”。随着“制动阀”的失灵，美元加速贬值是迟早的事情。
金融外交的霸权思路
金融外交缘起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奠基人摩根索，强调国家间关系的实质是追求权力、显示权力和扩张权力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冷战以来的国际关系现实证实，世界上主要大国仍然把权力当做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断追求权力、炫耀权利，把外交当做是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国家获取权力的一种战略手段。一旦外交手段失去效用，替代手段就是军事力量的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和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并无明显区别。但是，假如我们转换视角，从构成国家力量的基础要素——经济和金融方面来分析我们的时代，人们就会发现，与维也纳体系相比，当今国际关系体系的显著特征是：金融力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造成某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国际金融的主要职能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求合适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国际金融造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国家力量盛衰的一个重要源泉。对强国来说，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意味着对落后国家经济的广泛渗透，并对其国内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对受援国来说，外资、援助和贷款必然使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主仆依附关系，它们在获得投资和贷款的权益时，经常被迫接受发达国家附带的苛刻还债条件和政治条件。
实质上，一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往往是体现该时代霸主国利益的霸权体系。霸主国通过国际金融手段对国际经济和外交事务施加深刻的影响。霸主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者，它的货币是全球金融关系的基础，它的资本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一旦国际金融发生危机，只有霸主国家才能发挥某种“起死回生”的要害作用。所以，美国等西方列强充分了解到金融力量的巨大作用，它比核武器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可以在不破坏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前提下，利用自身强大的金融实力，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以达到和平时期控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命运、实现建立稳定的全球霸权体系的目的。金融外交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第一层意思是指，金融力量与军事力量一样，成为当代大国外交的一种新式的、更加有效的武器，以此来作为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一个手段。另一层意思则表明，由于金融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趋加强，强国政府不再单纯将金融事务交给下属职能部门处理，而是上升到国家重要利益的高度，通过各种外交手段不断处理各国之间的金融事务及其争端。
现代金融外交产生于一战后期，发轫于二战期间。金融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影响产生于19世纪。从1870年起，英国等工业国家积累了大量资本，导致对海外的资本输出，给国际关系增添了新的因素。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即政府加强对本国企业的宏观控制：银行、铁路、电力、电话。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大批地把企业收归国家所有，以致形成一种共识，政府可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民族国家正在变成经济机构。两次世界大战促使欧美国家政府进一步突破亚当·斯密的禁区—政府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使民族国家变成财政国家。就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美国家的政府十分寒酸，因为根据历史惯例，一个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5~6%，大部分财富散布在民间。世界大战改变了这种局面。战争期间，所有交战国的经济已全部货币化。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对人民的财富进行大规模地掠夺，国民收入的大部分由政府控制使用，纳税人只保留很少一部分作为个人消费和投资。纳税人已经将经济主权转让给政府，而政府滥用这种主权，无限制地借贷和征税以充当战争费用。以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为例，这两个欧洲最穷的国家，在一战期间通过借贷和赋税获得的资金甚至超过它们国民的年收入。国民财富迅速从实物形式转向货币形式，政府控制和滥用国民财富的权力巨大无比，而那些能够主导欧美国家金融体系的列强必然是世界霸权国，英国扮演了这一角色。显示英国强大的地方不在于庞大的殖民地、威名远扬的不列颠舰队和生气勃勃的工业生产，而在于它控制了近百年的国际金融体系。
促成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强大动力是战后初期美国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雄厚金融实力。美国在规划战后国际体系时清醒认识到，美国依靠军事力量无法成为世界霸主，前苏联同样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军事力量。美国的杀手锏则是它能运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创造一个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通过实现经济霸权来达到实现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目的。美国政治军事霸权迟至20世纪九十年代完成，而经济霸权早已实现，这一过程是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开始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已设想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际货币联盟，由它取代各国中心银行的作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发行国际通用货币。美国政论家约翰·内伦尖锐指出：凯恩斯是一个极力鼓吹以经济帝国主义取代政治帝国主义，以金融资本垒筑帝王宝座的投机者。凯恩斯的思想在远离欧洲本土的大西洋彼岸得到了回音。1941年，正当欧洲战场上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时刻，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首席经济顾问怀特，已经敏锐觉察到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承担的历史使命：取代英国，成为新时代的世界经济霸主。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建立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的方案。“怀特计划”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建立稳定基金，一次保证国际汇率的相对平衡；二是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贷款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支持穷国发展生产。“怀特计划”为正在寻求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的美国领导层提供了经济方面的可行性方案，因此，摩根索财长和罗斯福总统猛烈叫好，命令怀特起草正式文件提交总统审批。凯恩斯设想的流产是因为大英帝国的财力无法支持如此雄心勃勃的经济霸权构思，而怀特计划的成功启动，在于美国已经具备主导国际金融体系、实现世界经济霸权的雄厚实力。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但尚未从心理上做好争霸世界的预备。美国通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对世界的霸权意识猛然醒悟，同时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美国工业产品占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黄金储备高达200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59%，这为建立一个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创造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