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宫档案里明确记载，在咸丰七年（1857年），李莲英由郑亲王端华府送进皇宫当太监，当时只有9岁。关于李莲英身世，民间传说很多。一般认为他原是河间府一带的无赖，因私贩硝磺入狱，后改行修皮鞋，被称为“皮硝李”。他来到北京后，由于掌握了一套梳理新发型的技术，又经同乡太监沈兰玉介绍，进宫当了慈禧太后的梳头太监，并受到格外宠爱。然而，民间传说与墓志铭和清宫档案中记录相差甚远，可知是谣传。但这种说法甚为流行，乃至朝中大臣弹劾李莲英时，还在奏章里把李连英叫“小篦李”。
另据清宫档案记载，李莲英入宫时名叫李进喜，进宫14年后才由慈禧赐名莲英。他先后在奏事处和东路景仁宫当差，直到同治三年（1864年）16岁时，才调到长春宫慈禧身边。当时，太监安得海正得慈禧宠爱，两人虽同时进宫，地位却相差甚远。后来安得海因过分张狂，终以“违背祖制，擅离京师”的罪名，在同治八年（1869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砍头。李莲英十分聪明乖巧，他从中明白了应该如何摆正主仆之间的关系，不仅学会了揣摩主子的脾气和爱好，还能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对主子恭敬，对下属宽厚，从来不敢松懈。
李莲英被调到慈禧身边后，由于他能言善道，深得慈禧的喜爱。同治十三年，26岁的李莲英便出任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这个职务一般需进宫服役30年后才有资格担任，而李莲英此时进宫刚满17年。
光绪五年，李莲英任储秀宫四品花翎总管。随着慈禧日益大权独揽，李莲英的声望地位也跟着显赫起来。31岁时，地位就已经可以和敬事房大总管即清宫太监总头目，相匹敌。光绪二十年，46岁的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这种荣誉的象征是在太监中从未有过的。雍正皇帝曾规定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慈禧却为李莲英打破了祖上传下来的规矩。只是，李莲英虽受慈禧恩宠，却始终未能离开慈禧身边当上敬事房大总管。具体原因，后人不得而知。
慈禧与李莲英几十年形成的感情非同一般。晚清太监刘兴桥等人回忆说，能化解慈禧的烦恼并最会服侍她的只有李莲英。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刘兴桥说：“每天三顿饭，早晚起居，他俩都互派太监或当面问候……在西苑、颐和园居住的时候，慈禧太后还经常来找李莲英……慈禧太后有时还把李莲英召到她的寝宫，谈些黄老长生之术，两人常常谈到深夜。”慈禧对李莲英的宠信与日俱增，引起了朝野的议论和不安。有人说他权倾朝野，收受贿赂；有人说他干预朝政，广结私党；甚至还有人说他陷害维新志士和大臣。
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称北洋海军已训练成军，奏请朝廷派大臣检阅。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被慈禧派去巡阅。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生父，身份高贵，因此要加派太监、御医随行。醇亲王主动要求派李莲英随行，以减少太后对自己的猜忌，马上得到慈禧的恩准。巡阅期间，李莲英时刻记着安德海的教训，每天穿着朴实，替亲王拿着一支旱烟袋，随时装烟、递烟，回到住处不见任何来访的人。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引起了朝廷中的一片不满之声。监察御史朱一新向光绪上奏，批评派李莲英随醇亲王视察海军，还批评他妄自尊大，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理当查处。慈禧问明情况后，下令将朱一新由御史降为主事。
戊戌变法后，慈禧与光绪不和，但李莲英却两面讨好、八面玲珑，始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并自我保全。不但太后恩宠他，就连光绪也因为从小受他的看护而对他喜爱有加，并夸他“忠心事主”。
光绪二十年，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全国舆论一片哗然，矛头直接指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还有李莲英。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官员纷纷上折，指责北洋海军贻误军机，并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暗中来往，相互包庇，同时抨击李莲英干预朝政。慈禧异常震怒，以“离间”皇太后与皇帝的罪名，将安维峻革职充军。
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率光绪及百官出逃，一切费用均由地方承担，太监们则趁机勒索钱财，李莲英等人从中捞取了不少好处。西逃回到北京后，李莲英开始考虑退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慈禧死于北京西苑的仪鸾殿。李连英办理完慈禧的丧事后，于宣统元年（1909年）二月初二离开了生活51年的皇宫。当时内宫主政的隆裕太后为感谢他在宫中服役多年，准其退休，还带原薪每月六十两白银。李莲英死于宣统三年，时年64岁，清廷出资1000两白银在北京恩济庄的太监墓地为他修造了一座豪华坟墓。
李宝嘉
李宝嘉（1867年~1906年），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二春居士等。晚清小说家。
李宝嘉祖籍为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咸丰年间迁居山东。李宝嘉三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李翼清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李宝嘉受其抚养教育，擅长八股诗赋，兼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撰有《芋香室印谱》，还有以通俗时调所写的《爱国歌》等。光绪十八年（1892年），李翼清辞官归籍，宝嘉一家也跟着从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李宝嘉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宝嘉到上海，先编写《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立“文社”。二十七年（1901年），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开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消闲”小报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们“以诙谐之笔”，“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虽然侈谈风月，闲说勾栏，刊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李宝嘉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二十九年（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
在上海的十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李宝嘉不满于清朝的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他在小说《活地狱》的“楔子”里有诗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
李宝嘉创作小说的目的即在于揭露时弊，荡涤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与其社会改良主张相一致。他还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潜移默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运动他也感到过激，民主革命更被他斥为“破坏天理国法人情”（《文明小史》）。这种虚化的想法给他的创作带来局限。
李宝嘉的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庚子国变弹词》、《南亭笔记》等。其中，《官场现形记》是其代表作，也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为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官场现形记》六十回最初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而迄于光绪三十一年。其间，世界繁华报馆分五编、每编十二回陆续刊行单行本。它也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并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体小说，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的风气。其较早的翻印本有粤东书局石印本和假托吉田太郎著、日本知新社刊本。
《官场现形记》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色官僚的“龌龊卑鄙”、“昏聩糊涂”，集中揭示了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和统治集团的腐朽。小说在结构布排上模仿《儒林外史》，一人演述完毕，即转入下一人，如此蝉联而下。作品涉及的官吏非常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方面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至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小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蒙混、钻营、罗掘、倾轧，极尽卑污低贱之能事。甚至最高统治者也公开提倡“捞钱”。所以连慈禧太后也只得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18回）；作品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劣行。徐大军机糊里糊涂地在出卖安徽省矿产的契约上签字，将国家主权拱手让与洋人（52回）。这些描写充分暴露了朝廷大小官吏惧怕外国人的无耻嘴脸。作者用夸张的手法揭露人物的丑恶面貌，颇为生动。但人物缺乏典型性，描写过于渲染夸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笑柄连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感人力量。又官场中人之伎俩大同小异，叙写不已，则难免杂沓重复。
《官场现形记》突出反映了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现实，多少触及了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等。书中所写内容不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李锡奇曾披露说：“所写种种，大都实有其人，实有其事。惟都不用真名，而所用假名亦皆有寓意。”《官场现形记》的问世，加深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无能的认识。由它而起，逐渐形成了晚清谴责小说的高潮，而描写他界如商界、学界、女界等“现形”之书也接连问世。
《文明小史》是李宝嘉另一部重要作品，共60回，署南亭亭长著。原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至光绪三十一年七月《绣像小说》，每回附有“自在山民”评语。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分上下两册。作品主要描写庚子（1900年）以后数年间，中国输入西方新文明时的社会各方面动态。它是《官场现形记》的姊妹篇，也以官场为主，但着重从维新与立宪的角度和官场人士对新政、新学的态度方面落笔，突出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维新”、预备“立宪”时期官场与社会的真实情况和新旧思想的冲突。《文明小史》的结构方式与《官场现形记》大略相同，事随人物的转换而起讫。前12回写湖南永顺事件，刻画颇见功力。人物以所描写的各种新学人物最为成功，颇能见出个性。
李叔同
李叔同李叔同（1880年~1942年），即弘一法师，李叔同为其俗名。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
李叔同1880年10月23日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一说山西）。出身官宦富商之家。其父李筱楼（字小楼，或名世珍？），道光甲辰（1884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先是天津最大盐商，后从事银行业。其母王氏，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
李叔同5岁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1901年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同时学习音乐，并与留日的曾孝谷、欧阳予倩、谢杭白等人创办《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吁天录》、《新蝶梦》等，是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1910年李叔同回国，任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图案科主任教员。翌年任上海城东女学音乐教员。1912年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兼管副刊及广告；并同柳亚子发起组织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同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应聘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音乐图画教师。1915年任南京高等师范美术主任教习。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在中国首创裸体写生，并在学生中组织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行美育。
1918年8月19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为僧，后云游温州、新城贝山、普陀、厦门、泉州、漳州等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抗日战争爆发后，屡次提倡“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有“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困难于万一”等语，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
拆迁之前的李叔同故居李叔同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的先驱，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他不仅是卓越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诗人和学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还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代高僧，也是国际上声望很高的知名人士。他才华横溢，“二十文章惊海内”；且多才多艺，在音乐、美术、诗文、词曲、篆刻、金石、书法、教育、哲学、法学、戏剧、文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等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
李叔同在绘画上擅长木炭素描、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广告、木刻等。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其绘画创作主要在出家以前；出家以后多作书法。由于战乱，他的绘画作品大多散失。从幸存的《自画像》、《素描头像》、《裸女》以及《水彩》、《佛画》等可窥得一斑。《自画像》可能是出国前所画，画风细腻缜密，表情描写细致入微，类似清末融合中西的宫廷肖像画，有较高的写实能力；木炭画《素描头像》，手法简练泼辣；《裸女》受其师黑田清辉的影响，造型准确，色彩鲜明丰富，近于印象主义，近看似不经意，远看则明澈晶莹。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清空印聚》存世。他还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所创作的《送别歌》，传唱不衰，成为经典名曲。他以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
书法是李叔同的毕生爱好。他青年时致力于临碑。书法作品有《游艺》、《勇猛精进》等。出家前的书体秀丽、健挺而潇洒；出家后则逐渐变为超逸、淡冶，晚年之作，愈加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李叔同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其字“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都以得到大师字幅为荣耀。作为高僧书法家，他与历史上的一些僧人艺术家有所不同，逃禅更为彻底；他皈依本心，超然世外，要为律宗的“即修为佛”而献身，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大家。其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大师修心的结果，是其心灵境界的升华。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李叔同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结合，其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也得以升华，超越了单纯的一点一线，而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境界。
李叔同苦心向佛，持戒精严，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著有《四分律比五戒相表记》、《南山道祖略谱》、《在家律要》等。他为世人留下了品味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由绚丽至极而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李叔同1942年10月13日圆寂于福建泉州。
李鼎铭
李鼎铭（1881年~1947年），原名丰功，生于米脂桃镇桃花峁。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闻名遐迩的陕北爱国民主人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李鼎铭出身农家，幼年随舅夫杜良奎学习，遍读经史子集，兼读医学经典著作，精通数学、地理、天文、气象，曾自造天文盘、地理仪，计算日月食。少年时便因学有所长，闻名乡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