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正是我父亲介于清皇室和南京政府之间居中折冲的时候。有一天，他乘坐双套马车由宫里回家，在走到东华门大街将近东口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当时有名的饭馆“东兴楼”的楼上扔下3颗炸弹。其中的两颗当时爆炸，除了我父亲的顶马旧时达官贵人出行，前有一、二人骑马先导，称为顶马。袁振标当场被炸死以外，还有另一顶马杜保和双套马车的两马，都被炸成了重伤。杜的伤势很重，过了不久就死去。另外一颗炸弹扔到“东兴楼”下便道上自来水龙头旁边的水坑里去了，没有爆炸。那两匹马被炸伤以后便如飞地奔驰起来，车上的马夫虽然紧紧地勒缰绳，也勒不住它们，只得任着这两匹伤马飞快地跑，一直到它们回到石大人胡同外务部门口方才站住。这两匹马因为受伤过重，终于死去了。我父亲侥幸，当场既没有受伤，又平平安安地回到官邸。因此，他在见我们之后，只简单地说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接着便哈哈地笑了起来。据跟随我父亲出去的男佣人事后谈起，当时那两匹马都被炸伤了肚子，伤势很重，如果立时都死在“东兴楼”门前，宫保的性命是会发生危险的。
在这次刺杀事件发生后的不多时间，我们就听得有人来说，当场捕获了5个“凶手”。据说，都是孙中山派来的革命党人。同时，还在“东兴楼”楼上发现了另外两颗炸弹，都是用蒲包装着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扔去罢了。
我父亲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并未受伤，但以后对清皇室的交涉，都让他的助手代他办理，他本人却从此不再出门了。第二天，又有人在外务部的门口扔了一颗炸弹，当场并没有炸伤什么人，只是我父亲的办公室窗户上的玻璃受爆炸声浪的冲击，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纹。他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此后就听从家里人的劝告，搬到地窖子里办公去了。有一天，我听得母亲惊慌地说了一句：“招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又惹祸了！”原来是，二哥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竟自把刺杀我父亲、原来要判处死刑的凶手，给放走了一两个人。可是我父亲对于这件事并没有深究。
清王朝的“宣统皇帝”宣布退位以后，南京政府派了蔡元培等5人为“迎袁专使”，前来北京迎接我父亲南下，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料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内又发生了第三镇兵变的事件。兵变的借口是反对我父亲离开北京。事后听说这次兵变的把戏，是我大哥串通第三镇统制曹锟搞起来的。我父亲事先并不知道。但是，不管怎样，我父亲终于在南京政府的妥协下，在北京宣誓就职。
从总统到皇帝梦的幻灭
当我父亲宣誓就任临时总统以后，又过了一个时期，清皇室让出了中南海。我们又从当时所住的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宿舍。搬进了中南海。我父亲自从住进了中南海，就没有再出过新华门一步。这是因为“东兴楼”门前的爆炸案件使得他余悸犹存。而且，大约在我们搬进中南海后不久，府内也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说是有一个人把炸弹扔进海里，并未爆炸。这更使得他不敢轻易外出。说他不敢轻易外出，是因为我和我父亲同住在居仁堂楼上，如果他有事外出，一定要传车，传侍卫的人，还要换衣服，这些我不会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我父亲是活着进的新华门，直到死后才被抬着出了这个门。
我父亲在中南海内先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接着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来又自称“中华帝国洪宪皇帝”。现在分别谈谈在这3个阶段里有关他的一些情况。
我父亲当时一直居住在居仁堂内，有人说他当时住在怀仁堂，是错误的。他办公室，设在居仁堂楼下东头的一间大房间里。楼下的西部，是他会客、开会以及吃饭的所在。另外，在居仁堂的前院，还有一处叫做“大圆镜中”的房子，也是他会客的地方。他什么地方会什么样的客，是按着来客的身份以及跟他的关系来区别对待的。例如，一般生客在“大圆镜中”，熟客在居仁堂楼下西部，最熟的就在办公室内会见了。如果来客比较有身份，那么，会见的地方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他接见张作霖却是个例外。张作霖是当时的27师师长，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遇，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会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4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4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后，晓得他是爱上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父亲的卧室，是居仁堂楼上的东头的一个大房间。他最喜欢二姐和我，就让我俩住在楼上西头的一个房间里。我家其他人的住处，也是经过他安排指定的。大致的情况是：我娘于氏是和二姨太太、大哥夫妇、还有大哥的姨奶奶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四哥夫妇都住在福禄居；大姨太太、三姨太太和二哥夫妇三哥夫妇，还有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在字廊后边的4个院子里；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和她们的孩子们都住在居仁堂后边的一所楼上。这个楼和居仁堂的楼上，是有天桥可通的。
我父亲在做大总统期间，每逢阳历新年，一定要在怀仁堂招待外宾。宴会后，总要有北京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那一天，他穿着蓝色的总统服，头上戴着插有白缨的蓝色鸭舌帽，胸佩勋章，斜系大绶。我和二姐当时都也有“总统小姐”的礼服：上身是大红绣牡丹的外褂，里面衬着“和尚领”，系带子的淡青色绸衬衣，下面是淡青色绸裙子，红色缎子高跟鞋。这种礼服的样式，到底是什么人规定的，那就说不清了。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到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的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这个消息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以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俩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男女佣人对他的称呼是：当他做总统以前，称他为“宫保”；及至做总统以后，就称为“总统”。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更改。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九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至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很晚了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护国军。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是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洪宪称帝以后，我父亲命令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改名为“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更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找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敬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扳，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做元宵。有人把外间叫做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呶呶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