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们不是那样滥用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抗生素，我们本来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据一项估计，在发达世界使用的抗生素当中，有大约70％往往经常用于饲料中，只是为了促进生长或作为对付感染的预防措施。因此，细菌就有了一切机会来产生抗药性。它们劲头十足地抓住这样的机会。
1952年，青霉素用来对付各种葡萄球菌完全有效，以致美国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敢说：“现在是该结束传染病时代的时候了。我们美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传染病。”然而，即使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约有90％的这类病菌已经在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过不多久，一种名叫抗甲氧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的新品种葡萄球菌开始在医院里出现。只有一种抗生素：万古霉素，用来对付它还有效果。但1997年东京有一家医院报告说，葡萄球菌出现了一个新品种，对那种药也有抗药性。不出几个月，那种葡萄球菌已经传播到6家别的日本医院。在世界各地，微生物又开始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光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年大约有14000人死于在当地感染的传染病。詹姆斯·苏罗威基在《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要是让制药公司在研制每天都服、连服两周的抗生素和永远每天都服的抗抑郁药之间作出选择，制药公司会选择后者，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有几种抗生素被强化了一点儿，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药工业还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一种全新的抗生素。
我们发现，许多别的疾病很可能是由细菌引起的，因此我们的马虎草率态度更是显得令人吃惊。这个发现过程始于1983年。当时，西澳大利亚州珀斯的巴里-马歇尔医生发现，许多胃癌和大多数胃溃疡为一种名叫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所致。虽然他的发现结果很容易得到鉴定，但那种观点是如此激进，过了10多年才被大家接受。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到了1994年才正式接受那种看法。“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可能死于溃疡，而他们本来是不会死的。”马歇尔1999年对《福布斯》杂志的一名记者说。
自那以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别的疾病——心脏病、哮喘、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几种精神病、多种癌症，甚至有人提出（反正在《科学》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糖尿病——中，都有或很可能有某种细菌的份儿。我们迫切需要而又弄不到一种有效的抗生素的日子也许已经为期不远。
我们知道细菌本身也会得病，这也许是个稍稍的安慰。它们有时候会被一种名叫噬菌体的病毒所侵染。病毒是一种古怪而又讨厌的实体——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的话来说——是“身边都是坏消息的一点儿核酸”。病毒比细菌还小，还简单，本身没有生命。在孤立状态中，病毒是中性的，没有害处。但是，要是进入一个适当的寄主，它们就马上忙个不停——有了生命。已知的病毒大约有5000种，它们致使我们患好几百种疾病——从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到对人类健康极其有害的疾病：天花、狂犬病、黄热病、伊波拉病、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
病毒掠夺活细胞的基因材料，用来制造更多的病毒，从而大量生长。它们以疯狂的形式繁殖，接着拼命寻找更多的细胞作为入侵对象。由于它们本身不是生物，所以它们可以保持非常简单的形态。包括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只有10个或更少的基因，而连最简单的细菌也要有几千个。它们还小不可言，用普通的显微镜根本看不到。直到1943年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科学家才首次见到了它们。但是，它们可以起巨大的破坏作用。据估计，20世纪光死于天花的人就达3亿。
病毒还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本事，能以某种新的形式突然在世界上出现，然后像很快出现那样再次很快消失。举个有关的例子，1916年，欧洲和美洲有些人开始患上一种古怪的昏睡病，后来被称之为“昏睡性脑炎”。病人睡过去，自己醒不过来。他们很容易被唤醒，起来进食或上厕所，还能理智地回答问题——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虽然他们的样子总是很漠然。然而，一旦你让他们去休息，他们便马上会再次陷入昏睡，长时间保持那种状态。有的几个月处于那种状态，然后死去。极少的人幸免于难，恢复了知觉，但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活力。他们处于没精打采的状态，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犹如一座座死火山”。这种病在10年时间里致使大约500万人死亡，然后悄悄地消失了。它没有引起太久的重视，因为同时另一种更可怕的流行病——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流行病——正在世界各地传播。
那种病有时候被称之为“猪大流感”，有时候被称之为“西班牙大流感”，但无论如何是很凶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4年内使2100万人丧生；猪大流感在头4个月里就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军的伤亡人数中，差不多80％不是敌人的炮火而是流感造成的，有的部队死亡率高达80％。
1918年春天，猪大流感以一种不致命的普通流感的症状出现，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不知怎的——谁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那种疾病变得严重起来。五分之一的病人只有很轻的症状，但其余的病得很重，许多人死亡。有的在几个小时里就倒下了；有的只坚持了几天。
据记载，美国的第一批死者是波士顿的海员，那是在1918年8月末。流行病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公共娱乐场所关门，人们都戴着口罩。这么做没有起多大作用。1918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美国有548452人死于流感。英国的死亡人数达到22万，法国和德国的数字也差不多。谁也不清楚全球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因为第三世界的记录往往很不完整，但不会少于2000万，更可能是5000万，还有人估计，全球的死亡人数高达1亿。
为了研制一种疫苗，医疗当局在波士顿港鹿岛上的一所军事监狱对志愿者进行试验。要是犯人能从一系列的试验中挺过来，就保证他们获得赦免。这些试验少说也是很严酷的。首先，从死者身上取下感染的肺组织注射到试验对象的身上，然后用传染性的气雾剂喷在他们的眼睛里、鼻子里和嘴里；要是他们仍没有倒下去，就从病人和临终病人身上直接取来排泄物，抹在他们的咽喉里；要是所有别的办法都告失败，就要求他们张开嘴巴坐着，同时让重病人稍稍坐起身来，朝着他们的脸咳嗽。
从总共300名——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志愿做试验的男犯人当中，医生们挑选了62人。没有人感染流感——一个人也没有感染。惟一病倒的是病室医生，他很快就死了。原因很可能是，流感在几个星期前已经通过监狱，那些志愿者都已从那次侵袭中挺过来，因此有了一种自然免疫力。
对于1918年的那场流感，人们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在由海洋、山脉和其他天然屏障阻隔的许多地方，流感为什么突然到处爆发，这是一个谜。在寄主身体之外，病毒只能存活几个小时，它怎么会同一个星期在马德里、孟买和费城同时出现？
答案很可能是，它是由人培养和传播的，他们只有轻微的症状或毫无症状。即使在正常爆发的时刻，在任何特定的人口当中，有大约10％的人患有流感而又没有察觉，因为他们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们仍在不停流动，他们往往是那种疾病的最主要的传播者。
这可能说明了1918年爆发的广泛性，但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流感能潜伏几个月，然后才差不多同时在世界各地猛烈爆发。它对青壮年的伤害最大，这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孩子和老人最容易感染流感，但在1918年的爆发中，死者绝大部分是20—40岁的人。老年人也许早先接触过那种疾病，因此受益于已经获得的抵抗力，但为什么少年儿童同样幸免于难，这是个未知数。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那样致命，而大多数流感却不是那样的。我们仍然搞不明白。
有几种病毒不时重复出现。一种名叫H1N1的讨厌的俄罗斯病毒分别于1933年、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在广大地区猛烈爆发。在每次爆发的间歇期间，那种病毒去了哪里，我们仍不清楚。有的人认为病毒藏在野兽体内，不为人们所察觉，然后把黑手伸向新一代人类。谁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猪大流感会再度出现。
即使猪大流感不出现，别的流感也很可能出现。骇人的新病毒在不断地产生。伊波拉热、拉沙热和马尔堡病经常爆发，然后再度消失，但谁也说不准这些病毒是悄悄隐伏在什么地方，还是仅仅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以灾难性的方式爆发。现在已经很明显，艾滋病在我们中间停留的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任何人原先的想像。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1959年死于神秘的不治之症的那名海员，实际上是患了艾滋病。然而，不管什么原因，那种疾病总的来说是悄无声息地潜伏了随后的20年。
别的这样的疾病没有变得那么猖獗，这是个奇迹。直到1969年，拉沙热才在西非首次发现，那是一种极其致命的疾病，我们对其了解甚少。1969年，设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实验室里的一名医生在研究拉沙热的过程中倒下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但更加令人吃惊的是，附近有个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病毒，但也感染上了那种疾病，他死了。
幸亏这次爆发就到此为止，但我们不能指望老是那么运气。我们的生活方式招致传染病。空中旅行使传染病病原体轻而易举地在全球传播成为可能。比如说一个伊波拉病毒可以在一天内从非洲贝宁启程，最后抵达纽约，或汉堡，或肯尼亚内罗毕，或同时三个地方。这还意味着，医疗当局需要非常熟悉存在于每个地方的每一种疾病，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1990年，一个家住芝加哥的尼日利亚人在访问故乡的过程中接触了拉沙热，但是回到美国以后才出现症状。他未经诊断就死在一家芝加哥的医院里。在治疗他的过程中，谁也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患的是世界上最致命、最容易传染的一种疾病。令人称奇的是，别人都没有感染。下一次我们也许就不会那样走运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该回到可见生物的世界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