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乌十二年，荆州襄阳。
入秋了，襄阳郡的秋天一如往年，来得迅猛干脆，一股劲风刮过，就吹干了夏日的馥郁水汽，染尽层林。
昌王祠这几天不大清静，陆陆续续来过好些人，都是从益州远征凯旋的吴军将领，其中不少是昌王的旧部，不然是这些旧部的儿孙，途径襄阳，都不忘来给昌王上柱香。我本来不想来的，但毕竟是十几年的老习惯了，不走这段路浑身不自在，思索良久，还是去了。
这座昌王祠是十几年前修的，当时东吴的大军已经跨过了黄河，魏帝曹睿奔逃至冀州，这孩子从小身体不好，文皇帝还在的时候我就给他瞧过病，是先天不足医不了，养在深宫里还好说，但经了“迁都”这番折腾，怕是适应不了北地的气候残喘了几个月就一命呜呼，这北方也就算是孙家的了。孙权以为，自己得北定中原，他的爱将昌侯王岘居功至伟，虽然人不在了，这份尊荣还是得给的，遂追封其为昌王，建亭设祠以表其功。
相传，当年在祠堂的选址上还出现过争议，陆逊、顾雍等人坚持应该修在昌王故居襄阳，而曹魏降臣中那些货真价实的琅琊王氏认为建在其祖籍晋阳也未尝不可，毕竟整个江东从建安年间开始就一直鼓吹这位虎狼之将与战国名将王翦的血缘关系。其实，这件事本没有什么争论的必要，因为晋阳王氏这门亲戚本来就是乱认的，要知道我刚来那会儿天下大乱，想要保住性命，扯张虎皮当大旗很正常，这招贾文和也是用过的，他当初在武威郡路遇盗匪时若是不说自己是太尉段熲的外孙，恐怕早就成了刀下鬼，哪里还能成就曹营五大谋士之首的盛名。
对于我而言，晋阳王氏在当时可谓是绝佳选择，其一，晋阳王乃是王姓之源，连琅琊王氏也出自此系，树大根深自然不好细查，硬是要追究，也不能说是我说了谎，毕竟我是的确姓王只是晚了两千年，另一点则是虽同属王氏宗亲，但比之当时声名显赫的琅琊王，晋阳这脉就显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当然这些，都是不足为外人道的。最终，可能是孙权自己也不太确定这位爱将到底是不是秦大将王翦的子孙，毕竟年代久远也难以考证，决定将昌王祠建于襄阳城南郊，由当时的襄阳太守顾谭督建，越明年，乃成。
从那之后，我每天都会来这，简单清扫一下，再不济就算是添点儿人气，让这里不至于显得落败，想着他年纪小的时候，我不曾对他尽心尽力，如今再来弥补虽是晚了，却总也好过什么都不做，不知不觉就过了十多年了。
昌王祠里挂着的画像已经泛黄了，说实话刚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这幅画像是这个时代的典型风格，是那种线条飘逸的线描，带着一些以这个年代的审美观做出的美化，比如鼻子矮了一点，眼睛也狭长了一些，还有身体比例的调整，显矮。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毕竟王岘本来就是在这个时代出生成长的，即便回魂至此得见这幅肖像，想必也不会失望。况且，我实在没有太多评判的资格，说到底，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还不是这画像中颇有大将之风的国之干城，更加没有如今他的灵位上用金漆描着的一连串尊号。当时的他只有十五岁，还是在这襄阳南郊的丛林中策马穿梭的小小少年，带着那个年代荆州名士游离在避世与入世之间的潇洒与高傲，想来那虽是个乱世，但隐居在这片山林中悬壶济世的时光，可能是我这辈子最美好安静的岁月。
我照例穿过祠堂来到后院，坐在已经被落叶铺了一层的石阶上，前段日子，这里来了个刻碑的白姓石匠，给昌王刻传，他说这是个祖传的手艺，他家祖上是给始皇帝刻了传国玉玺的，能把李斯手迹的神韵雕刻出来的人能有什么字是刻不好的；他又说写这碑文的人字写得漂亮，绝不输当年凭一手小篆让荀子三月不识肉味的秦相李斯。
这倒是不假，写这篇传记的人是曹魏的一个年轻降将，叫钟会，乃是曹魏书法大家，楷书之开山鼻祖——太傅钟繇在七十四岁的古稀之年得的小儿子，三国晚期难得的天纵英才，据说二十岁上下的时候书法已经大成。孙权自己是不到十九岁就提领江东，故而对像钟会这样的青年才俊尤为看中，钦点他给昌王立传，这钟士季倒是也上心，前些日子专程跑到这昌王祠来写传，不知道是不是指望着昌王托梦给他点启示，毕竟他年纪小，昌王建功立业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又是曹营的官员，来立这个传，有点难度。故而得知了我于建安年间在襄阳住过些年头后便如获至宝，向我打听这打听那，但是这个孩子的理解能力可真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当时他问我，昌王小时候在襄阳的时候的事。我说昌王小时候没什么定性，一天到晚飞鹰走狗的，出歪主意闯祸的本事倒是不小。钟会点点头，好像理解得非常透彻，落笔就是一句“岘少机敏，有谋略。”不过听说，最后孙权对这传记很满意，看来，虽然来到这三国时代已经好几十年，但是此间种种，我仍不太习惯。
白石匠看见我来，忙不迭的炫耀自己刚刚听来的各种消息，比如远征巴蜀的军队其实是在仲夏时节才在益州剿灭了蜀汉最后一股余党，并非先前所报的立夏前后，还有就是听闻其实领头的蜀汉大将军姜维并不是非死不可，也不算负隅顽抗，他本来是要请降的，而且先前攻破了CD，俘获了蜀主刘禅的镇军大将军王浚也收下了姜伯约的降表，二人还秉烛夜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随军的太傅诸葛恪不同意，认定姜维是诈降，不由分说就将其处死了，王浚救之不及，大为光火，差点军法处置了诸葛恪。这传言我是难辨真假，但是前些日子，他们两个人一起来昌王祠上香的时候却已经是一副兄友弟恭，手足情深的姿态了，看不出有什么矛盾。
末了，石匠感叹了一句道：“这仗，可是都打完了。”
我闻言愣住了，伟大的三国时代就这样结束了，虽然结束的方式和我记忆中的不一样。这个令人神往的年代，充斥着由诸侯的野心，武将的勇猛和文臣的诡辩制造的一场场足以被回味琢磨千年的阴谋阳谋，屈兵之术，如果只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这场乱世精彩绝伦。但是身处其中，天下太平这四个字，远比记载中的一场场战役更加诱惑。
现在回想起来，我初初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正是公元189年，汉灵帝病故，大将军何进刚刚蒙难，西凉董卓引兵进京杀了十常侍，这虽只能算是东汉末年，但却拉开了这场乱世的序幕，粗略算算，时间正正好好已经走过了一个甲子，我的故人们成为了一个个青史留名的传奇，就像是我曾经在史书上读到过的那样，而我，一个本该在近两千年后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这个时代从二十多岁熬到风烛残年，耄耋之龄，守着我自己儿子的祠堂。
石匠仍然在絮絮叨叨地说这些什么，但是凿子的声音太响，我什么也听不清了，我百无聊赖看向刻了一半的碑文，竟然看到的是一段关于我的记载——
“王岘字宗之，荆州襄阳人也。父雅恪，襄阳名士，明数经，通星纬，有神道，故居并州晋阳，秦将王翦之后也，中平中，会战乱，避祸荆州，与颍川司马徽，庐江左慈相友善，时蜀相诸葛亮，颍川徐庶居襄阳，常以师礼事之。荆州牧刘表闻其贤，数辟之，不就。建安十年，雅恪去襄阳而访名山求道，遂无踪迹。是年，岘年十五，始事表长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