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家里紧锣密鼓的请人做红砖，我和妹妹仍旧每月把领到的工资寄回家。母亲在电话里说，请了同村的生叔，氽冲的舅舅也来了。父亲与他们，三人在我们家新田嘴那几丘干稻田里整砖井做井台。母亲则在家做饭，也负责帮父亲打下手。忙忙叨叨的母亲在电话里顾不上细说。只有等回家才知道详情。但愿一切顺利！
我很想这个时候也在家里就好了，或许我能帮着做不少的活儿。但又打消了这样的幻想，谁知道这样忙的时候，他们俩会吵成什么样呢？我不敢想像那样的场面，又似乎看见了父亲铁青着脸厉声吼斥母亲的画面。但愿母亲能坚持下去。
在这忙碌且时常挂念又担心的日子里，熬到了农历十一月，寄了工资照例去电话超市拨通唐会计家的电话，母亲匆匆赶来拿起电话就报喜讯：家里做的砖终于已装好窑。是发给坢冲村的刘师傅做包工，人工和伙食全包。我们家只请吃开头和完工的两餐，并派发香烟和糖果。刘师傅负责点火看火。
父亲早两天已挑土覆盖好窑顶。母亲说应该没问题，叫我们姐妹俩放心。父亲今年不来广州做工，他要填砖凼。
这次与母亲讲电话又讲了二十来分钟。我挂了电话，一身轻松地迈出电话超市。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十二月要跟谁一起回家呢？这倒是个麻烦的问题。
兰月舅妈她们一大家子人都在这里，她们肯定不回家。自从玉英舅妈九月剖腹产，抱了她的二女儿佳宜出来，她的家翁也下来了。兰月舅妈的女儿小学未毕业就不肯上学，如今辍学在这住着，索性她把儿子也带来永和这边上学。
离过年越近就越心慌。顺德的华表哥写信叫我明年去他那边上班，具体什么工作等回家再详谈。
顺德在GD的哪个位置，我一无所知。只记得华表哥信里写道：“每当我心情烦闷的时候，我就会站在海边，让海风吹走我的烦恼。”
这句关于海与海风的话深深吸引着我，勾起了我脑海里那片对蓝蓝大海的无数幻想与思念。我也要去看海，我也要去吹海风，我也要让海风带走我所有的烦恼。
同村的舒春说她老公会过来接她一起回家过年。我说也带上我们姐妹吧。她一口就答应。
“好啊！一起走，有人作伴。大家路上也好互相照应。”
我高兴的说：“好，就这么定。”
去年下火车那么冷。今年得早作准备，发工资的晚上，我和妹妹去附近的市场看衣服。妹妹看中一件浅卡琪色长风衣，前面双排纽扣，穿上身，长长的衣襟齐到她的小腿，感觉挺好。我问妹妹：“怎样？暖和吗？”
妹妹在试衣镜那，前后左右地仔细打量着，然后露出满意的笑容，说：“就这件吧，穿着很暖，连腿也包住了。”妹妹用五十五块拿下这件长外套。而我看中另一家店里的一件纯白色的长风衣，领子和袖口都有软软细细的绒毛，穿上它，脖子暖乎乎的，不围围巾都行。七十块，也狠下心买了。
我和妹妹去年围回家的白围巾送给了带弟和增增，她们俩个喜欢得不得了。
小店里卖的围巾就那一个款式，又是白色的小围巾，一点不保暖。但妹妹说配衣服好看就买了两条。妹妹看中一个黑色的双肩带小背包，也一并买了，妹妹还挑了一串小红椒的饰物挂在背包前边的拉链锁上，看起来更漂亮。
本来也想给父亲定做一双皮鞋，但去年的那双，父亲嫌质量太差。他要自己来广州买他最钟爱的三节头牛皮鞋，是部队里穿的那种，很耐穿。
我们只给母亲买一双圆头平底皮鞋。去年定做的那对皮鞋帮子太窄，母亲的脚根本穿不进去。今年，宏春小舅的对象在广州皮鞋厂批发好几麻袋过来，售价也是五十块一双。好多老乡都买，我们也听兰月舅妈的话买一双给大脚板的母亲。她们拍着胸口保证说：“这鞋，你母妈肯定能穿。鞋帮子够宽，舒服。鞋底也耐磨，穿个一年半载肯定没问题。”
我有了去顺德的念头，盘算着把夏季的衣服都拾掇好，装在新买的小旅行袋里。和妹妹很要好的兰月舅妈说，要我最好现在就把衣服拿出厂，先放在她租屋那里，等我明年去顺德稳定了再来拿。也好，趁着厂里没热水洗澡，我和妹妹提着衣服和兰月舅妈一起走，金通看着我们问：“提着行李袋去干嘛？有没有放行条？”
我们笑嘻嘻的说：“厂里不是没热水嘛，我们拿衣服去舅妈租屋那洗澡去。打开检查吧。”
我说完放下袋子，半蹲着拉开拉链叫他检查，他望望没人的车间门口，摆摆手说：“算啦算啦！快走吧。我什么也没看见。”
三人出了厂门口，兰月舅妈说：“算他会做。”
看见她们俩搂着肩膀有说有笑的走着，我抱着旅行袋跟在她们身后，一边走一边寻思。等我去顺德扎下根就过来接妹妹，她现在和兰月舅妈这么亲密，我也放心。兰月舅妈与她的亲外甥女也没这么投缘。妹妹越来越懂事，受她的影响很大。她也从没有因为我们的家庭而瞧不起我们，她跟组长不一样。
去到租屋那，她还真的让我们洗了热水澡再回厂换衣服。她说，过两天再过来洗，没关系，反正水费不要钱，门口的压水井大把水。
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怎么好呢？太麻烦了。”
“这有什么关系？几毛钱的煤气，多大的事哦。来就是了，我说的。”
“嗯。”
厂里经常没柴，排到后面的人就烧不了热水。有好多人都洗冷水澡，我洗过一次，结果来月事的那几天肚子痛死了，再也不敢了。我宁愿用湿毛巾抹一抹就算。这么冷的天，往身上淋冷水，什么滋味？洗完澡更冷，冷得打哆嗦。
不是很赶货的腊月，十九就放假。我又买个咖啡色的格子布箱，怕路上不安全，把妹妹新买的小背包塞进布箱里。还有一个黑背包也塞满了，外加那个蓝色的旅行袋。唉！东西真多！
舒春老公买了晚上九点多的火车票。我提着箱子，妹妹背着黑背包，手里提着蓝旅行袋。舒春的密码箱给她老公抱着坐上摩托车，她就坐后面。我和妹挤着坐另一辆，好心的师傅把布箱横着架在前面。
在新塘路口仍旧坐上了小客车。
人山人海的火车站，被堵得水泄不通。
我紧拽着舒春的衣服，妹妹紧拽着我的衣服，生怕被人流挤散。好不容易挤进候车室，身上热得出汗。
歇了一个多钟，听到排队上车的广播，人群又开始骚动，原本叫排两行队伍，挤来挤去，左右摆动的人龙分成四行，还在不停的推推挤挤，挤了十来分钟也没让走，妹妹背上的背包右肩带被挤得开线，左手死拽着前面舒春的衣服不敢撒手，右手抱一个袋子还得护着侧歪着的背包，眼瞅着焦急不已，真担心另一边的肩带也被挤断。我跟在妹妹身后也死命拽着。这鬼车，还要挤多久才让上车呢？
千辛万苦地终于上了火车，幸好有座位。舒春老公热心地帮我们放行李。一坐下，揩揩额上的汗珠，唉！骨头都要挤散了，比前两次的秩序还要差。真是不想坐火车，太可怕了。
经过九个多小时的煎熬，翌日清晨六点多钟到达衡阳火车站。还是灰蒙蒙一片的火车站寒气逼人。我怕坐车拥挤，那件新买的白风衣收在箱子里舍不得穿，也是不想弄脏了。身上仍旧穿着前年在厂里学织的大红毛衣，外套也还是青蓝色的那件。连续坐了几个钟，双腿木木的，脚趾早已没知觉。步出站用力的跺几下脚，脚跺得生疼。搓搓冰冷的双手，哈出一口白白的雾气。舒春也搓着手哈热气说：“家里好冷啊！”
虽然来衡阳火车站好几次，可我还是分不清方向，也不够胆。听他们说，火车站这一带乱得很，车站外面的桥底下好多扒手好多吃“盐”的人。听玉英舅妈说梅表姐九六年回家就被人讹了五十块。那些烂仔故意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伸出长长的“猪腿”，让那些匆忙赶路的行人来跘脚，然后就乘机讹钱，不给就立刻围上来一群。一般的人不想惹麻烦也不想耽误时间，都选择自认倒霉乖乖给钱。这样的事听多了，一来到火车站这里就胆怯。
跟着舒春的老公上了开往汽车西站的一路公交车。眼睛机警地扫视着车厢里的乘客，我们几个尽量的挨在一起站着。有舒春老公在，心里似乎定了些，没那么害怕，反正钱早就藏好，裤兜里就十几块的零钱而已。
去年跟着父亲他们一大队人下了火车就步行去大庆路口等三合的客车。今天跟着舒春老公第一次进来汽车西站，买了九点钟的中班客车，早班车六点就已开走。
坐在候车室等车的时间有些漫长，面对着眼前的舒春老公——堂舅，还是觉得尴尬，一声舅舅始终叫不出口。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他们的一双儿女如今都四五岁了。想起他们刚认识的那年，我只是个小学生，姨母帮他做媒，他悄悄向我打听有关舒春的一些事情。他说媒人的话不能全信，但小孩子是不会说谎。有些腼腆的我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我见到的知道的舒春一股脑儿，全告诉他。想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如今望望他那古铜色的皮肤，头发稀疏的头顶，略微发福的身材，不禁感叹岁月催人老啊！谁又躲得过呢？
他们夫妇俩在一个叫肉头冲的马路边下车，从这走回氽冲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我和妹妹探着头在车窗口说谢谢，挥挥手。积着一层黄泥灰的客车在泥巴马路上颠簸着跑得飞快，我们的屁股被震得一上一下的跳起来。他们站在马路边弯腰提行李的背影被远远的抛在车后，看不见了。
肩带开线的黑背包也不能背，只能抱着。旅行袋放在布箱上方，拉出拉杆。姊妹俩又踏上这条熟悉的小径。坑洼不平的泥路，左右摆动的袋子，拉着没走几步，袋子朝一边甩，真是讨厌。以前放学半小时就能走到家的距离，今天恐怕一个钟也到不了。布箱子的两个小轮子没走到一半的路，就被路面的泥巴石头给卡歪了，拉不动。接下来只好和妹妹两个人互相交换，双手提着走一段路，歇一歇。又抱着走一段路，歇一歇。这回真正地体会到什么叫步履维艰。
父亲见到我们俩，很惊讶的说：“要得哦！姐妹俩胆子变大了，会自己坐车回家了。”
母亲就不相信，问道：“和谁一起回来的？”
我故意卖关子，骗他们说：“就是我们俩个回来的啊！你看都没人回来。”然后嘿嘿地怪笑。
望着父母亲那奇怪的表情，只好一本正经的重新声明：“我们跟舒春夫妇一起回来。”
母亲就说：“我就说嘛。有那么大胆哦？”
父亲听了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了。
我蹲下身子，心疼地盯着布箱那两个泥乎乎的轮子懊悔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