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国防电影。
“国防电影”最初是电影界左翼人士在抗战爆发前夕所提出的电影创作口号，旨在发起电影界“一个最大限度的动员文艺上的一个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
1936至1937年，以改组后的“明星”，“联华”以及“新华”影片公司为基本阵地，掀起国防电影的创作潮流。
从当时电影创作的总体面貌看，有的国防电影直接将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作为创作题材，尤其是费穆执导的《狼山喋血记》，被誉为国防电影的范例。
另一类则注重于社会现实和重大历史题材的描绘，而将抗战和御侮救亡作为其社会背景，如明星公司的4部优秀电影《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便属于这一类。
这些影片公映后轰动影坛，更深层次地激发起国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抗敌图存的热情。
52.“孤岛”电影。
“孤岛”时期是上海在抗战前期所处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起自1937年11月中国守军撤离上海，止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
在这4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处于日军包围中的租界区犹如孤岛，故有此称。
“孤岛”电影是在30年代末所掀起的又一次中国商业片制作热潮。
这一次商业片的畸型繁荣是由于当时上海租界处于战火围困和难民大量涌人的非常环境和特殊社会心态造成的。
仅4年的时间，上海“孤岛”成立了20多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50余部故事片。
在商业片畸型繁荣的环境中，一些严肃的电影艺术家仍坚持高格调、高品位的艺术电影的创作，如费穆编导的《孔夫子》、《花溅泪》等，万氏兄弟制作的动画片《铁扇公主》、《复活》等艺术片，给当时上海影坛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有些商业电影，如《木兰从军》、《岳飞精忠报国》等，也因其爱国主义倾向而受到欢迎。
日军占领上海全境后，沦陷区上海的电影业先后被日伪所控制和兼并。
53.延安电影团。
延安电影团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的电影机构，全称“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1938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携带从香港购买的全套16mm电影器材、近万米胶片和荷兰著名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所赠的埃摩35mm摄影机、数千尺胶片到达延安。
同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成立，后习称“延安电影团”，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制片、放映机构。
团长由谭政担任，最初成员有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后来曾数次扩大队伍。
延安电影团有一个摄影队和一个放映队。
从1938年秋开始，电影团以两台手提摄影机和简陋的设备摄制了《延安与八路军》等新闻纪录片和《白求恩大夫》等新闻素材；拍摄出数以万计的反映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活动的照片；巡回放映了十几部前苏联早期优秀故事片。
延安电影团所摄制的纪录片，质朴、淳真、粗犷，风格上自成一派，在镜头语言上对新中国早期电影如《中华儿女》、《白毛女》、《南征北战》等优秀影片有着深刻的影响。
延安电影团的成员也成为新中国电影的开拓者。
54.香港电影。
香港是中国最早传入电影的都市。
在香港，产生了中国的第一位导演（梁少坡》和第一位女演员《严珊珊》，也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院。
号称“香港电影之父”的黎民伟以及香港早期四大导演，为初创期的香港电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日占时期，香港电影一度沉寂。
抗战胜利后，由大陆电影事业家创办的“大中华”，“永华”等影业公司于40年代下半叶在香港拍摄了《风雪夜归人》、《国魂》、《清宫秘史》等一批力作。
50～6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香港影坛由三类制片机构组成：作为跨国公司的邵氏机构、电懋公司和深受大陆电影传统影响的“长城”、“凤凰”、“新联”影业公司；以电影事业家黄卓汉的“岭光”、昊楚帆的“中联”为代表的独立制作的中、小型电影公司，形成既有垄断、又有自由竞争的态势。
被誉为“香港现代电影之父”的朱石麟将市民品格的家庭伦理剧与知识分子式的温馨喜剧相结合，创作了纪实风格的《误佳期》、“住房三部曲”（《一板之隔》、《水火之间》、《乔迁之喜》）和《新寡》等优秀作品；另一位电影艺术家李翰祥创作了黄梅调电影《貂蝉》、《江山美人》。
70年代，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
邵氏兄弟机构、嘉禾电影有限公司、第一影业机构有限公司、新艺城影业公司四大电影企业全面推行现代电影体制；1977年，香港市政局开始主办一年一度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香港电影便进入一个国际化的电影文化体制和市场机制中。
60、70 年代之交，张彻、胡金铨等运用现代电影语言和现代都市精神全面改造在港台和海外电影市场最有影响的传统武侠电影，掀起“新武侠电影”，王羽、狄龙、姜大卫等人成为名噪一时的“武侠小生”。
而生于美国的李小龙在香港拍摄了弘扬民族精神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拳脚功夫片，在世界影坛刮起了“李小龙飓风”，使香港主流电影走向了世界。
后继之人成龙、洪金宝、袁和平的“功夫喜剧”、吴思远的“社会片”、许冠文兄弟的市民喜剧将70年代香港类型电影的制作推向了高潮。
55.台湾乡土电影。
台湾由于长期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电影事业起步较晚。
战后，台湾光复。
40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迁台。
50年代初，三大官方制片机构中国电影制片厂、台湾制片厂和由农业教育电影公司改组成立的中央电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拍片，形成“公营制片为主”的结构。
1963年，原台语片青年导演李行拍摄了国语片《街头巷尾》，以平实本色的电影语言展现了充满乡土气息的台湾普通人家逼真的生活画面和小人物间朴素真挚的感情，令人耳目一新。
接着，他又以相同风格拍摄了一系列作品，如《蚵女》、《养鸭人家》、《路》、《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等，尊定了“乡土电影”的创作基础。
同时期，留学意大利的白景瑞拍摄的《家在台北》、《再见阿郎》等片，也是乡土电影的力作。
此外，丁善玺、李嘉、宋存寿等也在60、70 年代拍摄过与乡土电影风格近似的作品。
乡土电影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台湾艺术电影创作的开始，而且，它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和伦理道德精神、台湾的乡土文化、东方艺术隽永的意境神韵和现代的电影语言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台湾电影独有的电影形态和总体风格。
80年代初，秉承乡土电影创作精神的青年一代导演侯孝贤、王童等革新了台湾电影的艺术语言，揭开了台湾电影新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