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有哪位官员熟悉律令格式，可以上书自荐，试问通过，可以补官到刑部、大理寺任职，三年之后，可以升迁。太宗还给近臣每人颁发了一部《宋刑统》，申命百官除了日常公职之外，要看看《律令格式》之类文章，用来作为大宋法学资源，并自我检点，据此决断狱事。
太宗对武官们带兵打仗，一般可以听其自专，但对官员们判案却始终不放心。如果有冤案，那是太宗最为心痛的大事。太宗至为焦虑之事在此，于是有了“录囚”，“听断”。
“录囚”，就是帝王或官员亲自到狱中去巡视审理案件，这是传统司法不废的常典。“听断”，就是听取当事人或法官陈述案由，而后提出决断意见。也称“听讼”或“断狱”。荀子认为政令合法，举措适时，听断公明，是衡量邦国文明与否的三条标准。听断，国之大事。它的要义在于：减少误判，洗雪冤情，尽力避免司法不公。“听断不明”是很大过失。“听断不明”，必有冤情，国有冤情，必有戾气，而戾气不祥。所以大儒韩愈认为，帝王能够“躬亲听断”，是“旋转乾坤”的大事——对于罹冤的士庶而言，雪冤就是一场“旋转乾坤”的生命事件。所以“弭冤白谤”是“第一天理”。历代文明邦国之最高管理者，心底略存一点善根，略有一点天良，无不瞩目于此，大宋帝王对此事更是极为重视，所以，太宗“听断”不断，史称“太宗在御，常躬听断”，太宗在统御天下时，常常抽出时间来，亲自去审理案件，尤其是“疑狱”。
京师有“疑狱”，大理寺难于判断，太宗往往会到现场，亲临审理、判决，人称“每能烛见隐微”，往往能窥见案件隐微之处，得以公正处理。
击登闻鼓“民告官”
大宋的“登闻鼓”制度，可能是历朝历代以来实施最好的。下面有冤情，有话说，地方处理不当，都可以直接到“登闻鼓院”，敲击“登闻鼓”，直接跟皇上对话，谁也不敢拦着。
雍熙年间，大宋正在跟契丹打仗，有个开封女子李氏来击登闻鼓，案由呢，是说自己没有儿女，而且有病，一旦死去，家业没有托付。
太宗据此下诏：开封府要根据这个李氏女子的意愿裁断、处置。也即，她名下的财产，要根据她的意愿处理。
开封府在处理过程中，发现这个李氏女子的父亲还在，就囚禁了这位父亲。根据案件的逻辑分析，很可能是：李氏女子与父亲是一体的，要自行处置私有财产，但遭遇他人觊觎。于是，在他人的推动下，开封府逮捕了李氏女子的父亲。李氏女子不甘心，又击登闻鼓，搞“行政诉讼”，将官府告到朝廷。
知道来龙去脉后，史称“帝骇”，太宗大吃一惊。他说：“此事岂当禁系，辇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广，安得无枉滥乎？朕恨不能亲决四方之狱，固不辞劳尔！”这种事也要拘禁人家的父亲吗？天子脚下，还出这种事！天下这么大，哪能没有枉法滥刑下的冤案呢？朕恨不能亲自去审理天下四方的案件，真要能做到，朕是不辞辛劳的！
于是，李氏女子案处理完毕后，当即派出朝廷能臣十四人，分头到江南、两浙、四川、荆湖、岭南等地，审理刑狱。规定三条：
一、地方官吏在司法及军政处理方面有不作为，或渎职懈怠者，要劾罪上报；
二、如有临事精明允当，勤勉机敏，刑狱公正没有延滞者，要论功上报；
三、各州郡都要做到十天过问一次刑狱之事，不得拖拉。
淳化四年（993）冬，更发生了一件“奇案”。说这个案子“奇”，是因为它太小了：京畿有个小民牟晖丢了一只小公猪。更“奇”的是，这位小民牟晖居然为此而击登闻鼓。尤其“奇”的是，登闻鼓院和太宗都受理了这个“私有财产丢失案”。最“奇”的是，处理办法是：由国家拨款千钱“偿其值”，按价赔偿。
国家赔偿私人财产损失，太祖时代就有案例。当初大兵进入汴梁，有士庶遭遇痞子劫掠，太祖抓住痞子，并拨款赔偿了士庶损失。太宗此举亦然。
当时应有官员对此事提出质疑。太宗对宰相说：“似此细事悉诉于朕，亦为听决，大可笑也。然推此心以临天下，可以无冤民矣。”像这等小事也到朕这里来起诉，朕还为之听决，确实太可笑了。但推演这种听断的耐心公心，用以君临天下，可以做个表率，都这样做，世上就不会有冤民了。
申理冤滞，感召和气
太宗担心的是“冤民”。
他自己也说：“朕于狱犴之寄，夙夜焦劳，虑有冤滞耳。”我的心思常在刑狱诉讼这件事上，日夜焦劳，怕的就是有冤狱，久拖不决的案子。
所以，他不断地派出使臣到各道去巡视，他自己更在京师多次“听断”。有一年冬天，他亲自过问京师狱中的囚犯，一个个审理，一直到很晚。近臣都劝谏他不要劳苦过甚。太宗说：
“傥惠及无告，使狱讼平允，不致枉桡，朕意深以为适，何劳之有？”
如果我这么做，能够有利于上告无门的人，让案件公平允当，不至于枉法，我会非常适意高兴，哪里有什么劳苦。
为此，他特意在宰相面前发布了一通议论：
“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务，天下安有不治者。……惠养黎庶，申理冤滞，岂不感召和气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无改易。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若以尊极自居，则下情不能上达矣。”
朝廷和地方的官员，如果都能留心政务，天下哪里有治理不好的道理！……有恩惠给百姓，审理冤案滞案，岂能不感召天地和气呢？朕常常要自己勤勉不要懈怠，这个意志是绝不会改易的。有人说，主管官员的小事，帝王不应该亲自决断，朕的意思于此不同。如果以尊贵自处，那就无法做到下情上达了。
由于相信“天人感应”学说，遇到严寒酷暑，或雨雪反常的日子，太宗就亲自来复审狱中囚犯，大部分都给予了宽大处理。淳化元年（990）四月，因为天气大旱，太宗就亲自到京师狱中“录囚”“听断”，史称“多所原减”，很多都得到了宽大处理。这一天，太宗还专门令尚食御膳房进素膳，派遣常参官分别到各道决狱，还派出中使到五岳去祈雨。
地方诸道则继续派遣朝廷能吏前往听断，诸州有大狱，更随时组成专案组，官员由太宗亲自选定，要他们乘驿站车马前往审理。临行前，太宗会有嘱托，审理完毕后，一定会详细了解审理经过。渐渐已经成为常例，后代也都遵守这个常例，这在大宋各个帝王本纪中都可以看到。
到了端拱年间，各地方的州郡负责司法的官员司理参军，也都由太宗亲自拣选。地方上士庶有到京师来喊冤的，太宗也会派出御史官员乘坐驿站车马前往地方会审。史称“数年之间，刑罚清省矣”，几年的工夫，天下的刑罚之事越来越少，显示了“无讼”“狱空”的太平景象。
“狱空”，就是监狱里没有人，这就预示着无人犯罪，是传统至为赞叹的治理成果。而大宋也确实经常性地出现“狱空”。太祖太宗时代，凡是地方州郡有“狱空”现象，一般都会降诏褒奖。如果州司、司理院“狱空”达到三日以上，就可以随处建立一个道场，供奉神灵，表示感恩。道场所用的供奉之物，如酒肉水果香料布幔之类，都由官钱支付，州府节镇给五贯钱，州郡给三贯。而且道场建立，不许扰民，也不许扰吏。
但是由此也出现制造“假狱空”的现象。当时一个州府有司理院、有州司，还有靠近州郡的县城，都是系捕囚犯的地方，有时地方就会将囚犯从司理院移往州司，这样就腾空一处，可以报“狱空”。为了解决这类问题，有人建议允许本州官吏互相监督，如有虚奏“狱空”，就要受罚。另外规定，司理院、州司等都要没有禁囚，才可以上报“狱空”。
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制度性规定，即使在大宋，即使都是读圣贤书的人物，即使有严刑峻法，也还总是有人钻空子，弄虚作假。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性弱点问题。
烂葱案
太宗亲自“录囚”“听断”这个做法，曾经有不少人反对。但太宗虽然褒奖他们的建议，却并不接受他们的意见，继续“录囚”“听断”。
有一个归德（今属河南商丘）节度使的推官，名叫李承信，他购买大葱时，发现里面有烂的，于是就鞭笞了这位卖葱的菜园农民。卖葱，以次充好，也是一过，但不至于遭遇鞭笞。更麻烦的是：这位农户被鞭打后，伤口感染发炎，几天后，死了。农户家人不干，告到朝廷。太宗“听断”后，认为这位推官是滥用职权，等于私设公堂，故意伤人致死，被正法。“私设公堂”，在太祖时称为“擅掠囚者”，擅自以酷刑对待囚犯，是一大罪恶。
太宗对“狱囚”的同情几乎是一种天性的善良。当时有规定，死刑大案，必须由朝廷覆按审核。但这样一来，有些未必够得上死刑案的案子，也要大理寺审阅。这样一拖，就是几个月，甚至长达一年以上。太宗在“听断”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对宰相说：
“每阅大理奏案，或节目小有未备，必移文按覆。封疆遥远，动涉数千里外，禁系淹久，甚可怜也。自今卿等详酌，如其非人命所系，即与量罪区分，勿须再鞫。”
朕每次阅览大理寺的案卷，看到有些案例，有的是有些文案方面的小的环节没有完备，这就要下文重新审核。大宋封疆很远，动辄就是千里之外，这样，狱囚在里面待得太久，实在是可怜。从今天开始，卿等要详细斟酌这些案卷，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就尽快量罪，做出处分，不要来回来去地审核了。
太宗对“录囚”“听断”的躬亲，源于对天道的敬畏。在儒学设计中，“天道制衡君权”，是一种不宣之秘。圣贤深通“不语怪力乱神”之基本语境，但全面接受了“天人感应”学说，这之中，就有“制衡君权”的大义。君主非神，与士庶一样，乃是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在没有宪政制衡的条件下，天道制衡，就是选择之一。且传统圣贤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形成了强力传统，无人可以挑战这个传统。在文明推演中，“天道制衡”，成为君主的自觉选择，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荣誉。
礼治未病，法治已病
传统中，“礼”与“法”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讲，“礼”更重，“法”不过是“礼”的补充。假如将邦国视为一个有机体，则“礼”是用来做预防的，是“治未病”的；“法”则是用来临床治疗手术的，是“治已病”。“守礼”者，不罹于法；“守法”者，可近于礼。传统认为：只要天下守礼，法可搁置勿用。这样的世道被称之为“太平盛世”。
大宋帝王们一生一世追求的就是太平盛世。
但“礼”的推行，帝王要做表率。
端拱元年（988），太宗到东郊以“太牢”大礼祭祀先农神之后，开始“耕籍田”。
传统有“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向先祖或天地神祇祈福称之为吉礼；丧葬哀吊之事为凶礼；朝见、聘问、会盟为宾礼；与战事、田猎、筑城等相关事为军礼；婚庆宴飨之类为嘉礼。籍田，属于吉礼。一般在年初正月，春天来临之际，由天子率官员或诸侯亲自耕田。这种耕田，是向天下示以农时，告知天下耕种季节的开始。天子带头耕种，是“祈年”的礼仪。“年”是五谷丰熟的意思。“籍田”，是传统中国自周代开始就施行的礼仪。
“籍田”，一般规定，天子有千亩，诸侯百亩，这都属于天子或诸侯私人所有。“籍”的意思是“借”，也即天子先自己耕种，而后“借”民力继续耕种。所以，天子“籍田”，只是象征性的耕种，开个头。
太宗下到田里，亲自执犁翻地，按礼制，他应该往前推三条垄，返回来再推三条垄，史称“三推三反”。王公诸侯们要“五推七反”，公卿大夫们“七推七反”，一般士大夫“九推九反”。太宗“三推三反”后，有司高唱：“礼毕。”但太宗说：“朕志在劝农，恨不能终于千亩，岂止以三推为限！”朕来做这个“籍田礼”，志在鼓励天下务农，更恨不能亲自将我这千亩良田都耕一遍，岂止以“三推”作为限度。于是，继续翻耕，旁边的侍臣一个劲要他停止，太宗这才放下犁头，回宫。
为此，太宗还做了诗，说东郊籍田事，并将诗赐给诸臣。他说：
“国之上瑞，惟丰年尔。自累岁登稔，人无疾疫，朕求治虽切，而德化未洽，天贶若是，能无惧乎？”
国家最高的祥瑞，是丰年啊！自从这些年连着丰收，世人也没有大的流行疫病；朕虽然求治心切，但自认为道德教化还不够好，没有料到的是上天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想到这里，能不心存敬畏吗？
于是，又下诏：诸道百姓有生活艰困的，要在当地发放粮库的粮食接济他们。他对宰相们说：“累年以来，百物丰阜，自京师达于四方，并无灾沴，五谷顺成。若非上穹降福，何以及此！今郡县至广，生齿甚众，每闻一方小有凶歉，即命赈给，虽不能遍，亦表朕勤恤之意也。”
多年以来，国家越来越富有，从京师到地方，也没有太大的灾害，五谷丰收。如果不是上天降福，哪里会有这么好的景象！现在郡县这么广大，百姓甚多，朕每次听到有一个地方小有凶灾、歉收，就命令地方赈济，虽然也许不能周遍，但也以此来表示朕勤于政务，存恤四方的一点意思啊。
赵普在旁，鼓励这位君王道：“文王葬枯骨，天下称仁。夫民犹草也，草上之风必偃。若帝王用心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悦服。臣等每闻陛下发言必思为苍生建长利，宁忧和气之不降也？”
过去文王收葬野外的枯骨，天下认为他行仁道。民很像草，草上有风一定随风俯仰。君王就像风一样。如果帝王用心行仁道，上合天心天意，下民自然高兴而钦服。臣等常常听到陛下发言，一定是在为苍生推演长久之利，这样，哪里还用得着担忧上天不降和气呢？
心里总是存有苍生之“长利”，就不会以任何“宏大”借口，掠夺侵凌苍生的私有财产；敬畏、感恩于上天所降之福祉，就会远离种种血脉贲张的激进情绪，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邦国管理中，星星点点地改善民生。爱民、敬天，有此政制之主要诉求，于是可以在“礼”与“法”的规定情境中，推演并建构帝国的秩序。如此，就是有道邦国。
“法当原情”
太宗执法，有一个基本思想：“法当原情”。
这个思想事实上来源于“春秋决狱”，而“春秋决狱”又来源于孔子“亲亲相隐”的法学大义。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相当篇幅，但也可以用有限的文字勾勒这一公案的义理。
父亲偷了羊，儿子要不要举报？在文明邦国看来，可以不举报，因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源于亲情的当然之理，是“法上之法”，符合自然法原理。西方现代法律也承认，当事人有犯罪嫌疑，亲属没有举报的责任，应回避。但在激进思潮主导下的国家主义“法律”中，规定必须举报，否则就是藏匿罪犯，属于犯罪。显然，“亲亲相隐”奠定了中华法系的文明道种。
在此基础上，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这个意见的框架是：以《春秋》大义为司法裁判的思想资源，同时援引儒学各类经典，作为审判依据。凡是法律无条文规定的案例，法官即可援引儒学经义定谳。在具体判案中，第一考量案件事实，第二考量犯罪动机。如某甲之父与人斗殴，某甲持棍帮助父亲，但不小心将父亲打死。由于某甲动机并非打死父亲，所以，按“春秋决狱”，某甲无罪。这类动机性考察，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甚重，因此，确有利弊参半的结果，但是，即使现代司法，全重证据，细细考察，也是利弊参半的。人类问题，没有一揽子彻底解决之道。试图一揽子彻底解决人类问题的政治诉求，是一种辉煌梦想，梦很美，但不具有现实品格。就这个意义说，“春秋决狱”自有其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它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春秋决狱”，有“原心”也即考察动机之必要条件。如果动机善，有罪也可减免；如果动机恶，无罪也可加刑。
宋太宗赵炅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当原情”，“原”是考察案件的缘由，“情”即天理人情。判决结果，要将天理人情考虑进来，这样，就让司法有了更趋于公正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