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元振是非常“贪暴”的一个地方官。他贪，贪得的财货往往寄托在信得过的庶民家中，以此来逃避朝廷的审核；他暴，暴虐得只知道刑杀。朝廷派来一位秘书丞张枢出使巴蜀，巡视地方，回到朝廷后，上奏不法官吏百余人，大多被朝廷黜免；但张枢独独称赏了齐元振，认为他“清白强干”，朝廷还给齐元振下发了褒奖诏书。张枢没有看到他贪污的财货，只看到了他的强横，就以为他是一个能吏清官。齐元振得到朝廷嘉奖之后，更加恣意妄为，史称“与民为仇”。他得到更多受贿赃物继续寄存在庶民家中。王小波已经知道此人贪暴与奸诈，麾下也多知此人上欺君王下虐百姓，队伍中早已弥漫了一股怒潮。
彭山县被攻克后，王小波将府库财帛散给变民和地方庶民，然后在大街广众之下将齐元振开膛破肚，把搜罗来的一堆金属刀币塞了进去，意思是：你不是爱钱吗？给你！给你！都给你！
这一渴血事件，很快传播开来。更多的人加入了变民队伍。史称“贼党由是愈炽矣”。
但王小波在淳化四年（993）起兵后，随后的行动在史上记录中出现了长达近十个月的空白，一直到这一年的年底，他才再一次出现在记录中。原来，朝廷已经派来了官员施行“剿匪”，但朝官没有把王小波放到眼里，来到成都后，就是吃喝玩乐，久久不动。王小波闻听大军已到，就暂时退居深山峡谷，待了近一年，看看没有动静，这才再次出山。说话时，已经到了江原。
江原乃是成都西大门。变民已经做出了直取成都的态势。江原守将，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已经做好准备，当变民来到城下时，他率众出城，与王小波斗战。他箭法不错，一箭射中王小波额头，但王小波并无惧色，额头上带着箭杆，拍马向前。张玘在惊愕中被王小波杀死。
这一箭是致命伤，箭镞直入颅内。王小波在江原城内不治而亡。
于是，众人推举李顺为帅。
李顺比王小波更富有组织能力，他很快将队伍从几百人壮大到几万人。
宋将张玘死后，麾下有兵四百余人跑回成都，但西川转运使樊知古担心有诈，不接纳，放纵他们，让他们自去寻生路。
李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当即向变民们做了通告。变民更认为大宋不过尔尔，取成都，占益州，等闲事耳！史称“贼势由是日盛”，变民的势力从此更加强盛，人数达到数万人。李顺带领这支队伍，又先后攻陷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及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均为成都附近州郡），所到之处，一律“纵火大掠”，放火而后抢掠。各地都留下党羽看守城池，大兵数万之众开赴成都。
蠲免秋税还是吃不饱
从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到当年十二月，变民已经进逼成都了，大宋朝廷还在按部就班地做着日常工作，似乎没有这样一场战事。这是大宋的一个军政特色，在国家危机关头，与契丹、与西夏、与变民大战之际，几万人、十几万人的禁军出动，胜利或败亡，都不去惊动民间。似乎除了极少例外，如金兵、蒙元南下之前的“勤王令”等，大宋几乎从来不做全民动员或全国动员。后晋时可以打着战争的旗帜，向民间“括率”也即超越常规赋税之外的财货强征，大宋从无此类案例。
但淳化年间，有很多麻烦事。王小波起事的淳化四年，各类麻烦事弄得太宗有点头昏。
左司谏张观，在与太宗答对时，谈及“扬州民多阙食”，扬州一带的“贫下民”很多人缺粮，吃不饱。张观就请求减免尚未缴纳的赋税，以宽解民力。
太宗听了心下一惊。原来，最近刚刚下达了一道诏令，要各地蠲免“贫下民”的秋税。这是传统“两税”之一。蠲免此税后，“贫下民”相当于增加了一半的收入。太宗不明白，为何还有“阙食”之人。
张观说出一番道理：
“细民奸猾，多以佃户托名贫下，侥幸蠲减，惟实贫下者尚有残欠。”平民中不乏奸诈狡猾之辈，这些人往往假作无土地的佃户，托名说自己属于“贫下民”之列，结果侥幸获得蠲免。但是真实的“贫下民”还是有人没能获得蠲免。
太宗“再三叹息”道：“两税蠲减，朕无所惜，若实惠及贫民，虽每年放却，亦不恨也。今城郭兼并之家，朘削贫民，豪猾之徒，隐漏租赋，此甚弊事，安得良吏规制称朕之意乎！”夏秋两税都蠲免了，朕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如果能让“贫下民”得到实惠，就是每年都免，我也不会遗憾。现在城里城外那些兼并土地的人，动不动就盘剥“贫下民”；那些豪富狡猾之人，动不动就隐漏租赋，这是很大一个弊端。唉，到哪里能找到优良的官吏，让他们好好规划，制定出让我满意的制度来呢？
这事确实麻烦。朝廷对“贫下民”有优惠政策，但是富人要钻空子，享受“贫下民”的实惠，结果导致真正的“贫下民”无法享受这个优惠。军政治理，唯此为难。乃至于太宗感到大臣们很多没有尽到心力。有一天，太宗对宰辅李昉等人说：“朕观在位之人，未进用时，皆以管、乐自许；既得位，乃竞为循默，曾不为朕言事。朕日夕焦劳，略无宁暇。臣主之道，当如是邪？”我看那些在位的要员，还没有进用做官时，一个个都以管仲、乐毅自诩，等得到了官位，却一个个都比着循规蹈矩沉默不言，甚至不为朕说说天下政事之得失。朕日夜焦劳，几乎没有安暇之时。君臣之道，能是这样的？
王小波之乱，可能触动了太宗的隐秘心事。他也是一个读书人，读书自有乐趣在，但他还是要“日理万机”，似乎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往前走，他自己已经停不下来。但他实在是太想过一种学者的生活了。有一天，大臣张洎要到翰林去工作了，太宗对他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它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翰林学士这个职务，很清高，又很重要，不是一般职务可以比拟的。朕恨不得就做个翰林学士！
官员们在对外奉行公事时，又往往自称“奉圣旨”，其实“圣旨”根本不可能天天颁发，但只要声称“有旨”，听话人就再也无话可说，只得奉行。熟悉《卖炭翁》中“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的背景，就知道，“口称敕”也即“自称奉旨”而对外“公干”，乃是一股传统邪恶势力行为，唐代没有根绝，大宋也没有根绝。
太宗知道这个麻烦事后，在淳化四年初夏四月，王小波正在起事之际，下命：“诸司奉行公事，不得辄称圣旨”，各个部门，对外奉行公事，不得动不动“口称敕”，动不动“有旨”。皇上没有下旨时，不得称旨。
钟离委珠
王小波起事后，太宗提拔、任命了两个人，向敏中与张咏。
他似乎是忽然想起这两个人来。向敏中当时正做广南转运使，急急忙忙地召他回到京师。而后，太宗用他那常见的“飞白体”书法，很认真地书写了这两个人的名字，交给政事堂宰辅，说：“此二人，名臣也，朕将用之。”左右也都称赞了这俩人的才干。
说起向敏中，这是太宗、真宗两朝的宰辅大臣。他做事也确实很得“大臣体”，有常人不及处。
有一位监察御史名叫祖吉，他在知晋州时，贪赃被正法。搜出来的钱财不少，太宗不想要这笔钱，决计将它分给诸位大臣。
但向敏中拒不接受，并向太宗讲述了后汉“钟离委珠”的故实。
原来，东汉显宗刘庄时，有个交趾太守名叫张恢，贪污获罪，其家产分给诸臣。大臣钟离意得到几串珠玑，但他当着君臣的面，将珠玑全部扔到地上，而且并不拜赐。显宗刘庄奇怪他的举动。钟离意回答道：“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曾参回车于胜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臧秽之宝，诚不敢拜。”我听说孔子来到名为“盗泉之水”的地方，忍着渴也不饮此地之水；曾参看到“胜母之闾”的地名，宁肯不前也要回车。这是因为他们厌恶“盗泉”“胜母”这样的名字。陛下现在给我的这些珠玑，都是贪赃而来的污秽之“宝”，臣不敢受，也不敢拜。显宗闻言慨叹道：“清介啊，尚书您的一番言论！”于是从府库中另取三十万钱赐给钟离意。这故实后来演化为一句成语“钟离委珠”。
向敏中还曾出知广州，兼任本州的“市舶”，也即负责管理与国外的各种贸易。这是一个“美差”，但也是一个最容易滑倒的“油洞”。此前几任知州，都有不良记录，最次也是遭遇士君子的清议批评。向敏中赴任前，路过荆南地区，预先买了常用的药物带上，到了地方，没有任何额外需要了，史称“以清廉闻”。
太宗闻言，也很欣赏，就想赋予向敏中更高的职务。也许是向敏中太清介，并拒绝接受赃钱的缘故，他遭遇了当道者的嫉妒。
有人向太宗告密，说向敏中在权判大理寺，主持政法工作期间，有个监军叫皇甫侃，此人倒卖军用物资，因为受贿收贿而败露，皇甫侃害怕，于是给朝中权贵写密信求救，当初向敏中也曾经接到过这样的信。
这事有点大。太宗就派御史来调查此事。向敏中承认接到过皇甫侃的信件，但实际根本就没有启封，直接退回去了。这事谁信？于是又派人到皇甫侃府上调查往来书信。一个童子说：书信都在一个筒子里，埋在临江的寓所附近了。于是派遣驿站传信，到现场去挖掘，果然得到。而皇甫侃写给向敏中的书信，果然没有开封，史称“封题如故”。这事不简单，能做到这一步，且事先事后都不与他人张扬，需要定力。太宗都“大惊异”，我朝还有这样圣贤般人物！于是召见，慰勉赏赐了他，并决心大用此人。
不久，就提拔他做了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而向敏中也确实不负所望，在任上成绩斐然，到了至道初年，又迁为给事中。
宠辱不惊
真宗朝时，向敏中更有一件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为帝王、史家所赞叹。
向敏中被加官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这个职务就相当于宰辅。尤其是以“右仆射”而出任宰辅，更历来被人视为职官之荣。
封官当天，有翰林学士李宗谔在旁，真宗皇帝对他说：“朕自即位以来，还没有封过仆射这个官职，现在给向敏中，这是一个特殊的任命，他一定很喜欢。”又说：“敏中家中今天的贺客一定特别多，爱卿你前去一趟，看看，不要说是我的意思。”
李宗谔就到了向敏中府邸，一看，向府并没有宴请的意思，史称“门阑寂然”，大门口冷冷清清。李宗谔带着亲随进入，从容道贺说：“今天听说天降吉祥啊，士大夫人人都很欢慰相庆。”向敏中“但唯唯”，不过随意答应而已。李宗谔又说了些皇恩浩荡的话头，向敏中还是“但唯唯”，没有一句得意忘形的话回答他。退下来，又让人去问向府的后厨：“今天有没有亲朋来宴饮的准备啊？”后厨也冷清，告诉来者，无一人宴饮。
真宗皇帝听了李宗谔的汇报，慨叹道：“向敏中大耐官职！”向敏中这个人真是能耐得住做大官。
官职升迁与否，对向敏中而言，不是荣辱所在。此即宠辱不惊。
所以《宋史·向敏中传》给他的评价是：“向敏中耻受赃物之赐以远其污，预避市舶之嫌以全其廉，坚拒皇甫侃之书以免其累，拜罢之际，喜愠不形，亦可谓有宰相之风焉。”向敏中耻于接受赃物的赏赐，以此来远离污秽之源；预先买药上任，避免广州市舶的贪渎嫌疑，以此来成全修养的廉节；坚决拒绝皇甫侃请托的书信，以此来免予遭遇不测的连累；升官罢官之际，喜怒不形于色；凡此种种，可以说是很有宰相之风尚了。
但向敏中也有一事颇为他人诟病：与名臣张齐贤争夺薛居正孀居的儿媳妇。人的复杂性往往不是“单向度”评价可以概言的。这一故实说来话长，留待日后慢表。
太宗这一次人事任免很关键。向敏中在维持帝国流畅运转中做出了卓越的但不起眼的贡献；而张咏，则成为后来平定“李顺之变”收拾残局的重要人物。
到了淳化四年十一月间，李顺变乱还没有平息，长江两岸却又闹起了有组织的“盗贼”。太宗下诏，以内殿的高官杨允恭督江南水运，并开始抓捕寇党。这时候，朝廷刚刚将今天江西樟树市附近的几个县置为临江军，而长江这股“盗贼”就到此周边开始为害地方。
杨允恭到临江军，选择骁勇的士卒，乘上轻便的小舟，侦察到他们晚上休息的地方，夜半从城中出发，三鼓时，遇到了百余人的“寇盗”。斗战中，将敌人歼灭。
平罢“江盗”之后，杨允恭又千里迢迢来到通州境上（应属江苏南通）追踪“海贼”。“海贼”将若干舟船联络一处，仿佛“连环船”，船之周围张挂起高大的帷幕，人躲在帷幕后面，向外发射劲弩、短炮，而杨允恭这边发射过去的箭镞都被帷幕遮住。杨允恭自己也受了伤，左肩上流血一直到袖口，但他不为所动，史称“容色弥壮”，气态更加勇壮。杨允恭很从容地派遣善于游泳的士卒，泅水靠近敌船，用绳子连着铁钩，散乱地扔出去，将敌船的帷幕撕扯凌乱，而后士卒大进，“海贼”不敢相接，赴水而死者大半，擒获百余人。
从此以后，长江之上，从东到西，没有了盗贼剽掠的祸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