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以工分核口粮那阵，我母亲进了村民办小学当老师，父亲在外乡工作，家里没人上地挣工分了，理所当然我被村托儿所的托管员送回了家，那是专门给全家都上工的人家照看学龄前儿童的托儿所。
那年的春天是一个多么孤独的春天：花儿开着，草儿绿着，可它们都不说话，就是蚂蚁们也不爱答理我，明明朝我爬来了，可我一动，它掉头就跑。为此而生的恼怒导致许多匆匆忙忙的蚂蚁糊里糊涂在我的鞋底下丧生。后来我发现学校院墙后的一棵樱桃树上的果实渐渐有些绿中泛黄、黄里透红。努力了许多次爬上去尝尝，酸中带甜。等它完全熟透时，我已能在两分钟内光脚爬到树顶。然而不幸随之降临，我踩断了樱桃树枝，从两米多的树上掉下地，刚好趴在一堆碎砖瓦上，一枚尖利的瓦片残忍地将我的嘴角扎了个洞。母亲抱我去县医院疗伤回来，遇见人问，只说“缝了三针”。是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可我却很是奇怪那个“缝”字，真是像缝衣服那样吗？怎么就轻易地缝住那难忍的疼痛的呢？
的确，被医生缝过之后到回家就不感到疼了，此后，每每见母亲飞针走线，我便嘴角发痒，仿佛她手上的活计总与我的痛痒有关。其实当时那暂时的不痛是麻醉药的功效。晚饭时，我嘟着只留了个小洞的嘴巴，由母亲将两只煮熟的鸡蛋一点点掰开塞嘴里。吃饱之后，嘴角有了感觉，幵始隐隐作痛。到半夜时候，火烧火燎地痛起来，我要大哭却张不开嘴，只有含混地呜呜咽咽。任母亲怎样哄劝，眼泪就是止不住，母亲将我的小手按在她柔软的乳房上，我才安静一会，可一疼起来，我又狠命掐母亲的乳房，直到母亲泪流满面，这才迷迷糊糊睡去。
接下来的一星期，是记忆中最有口福的童年时光，每天三只水煮蛋，两碗红糖稀饭。大哥二哥轮流请假在家照看我，每每吃的时候，最烦二哥，总是要问：你吃得完吗？我明白他的意思，倘若吃不完，他可以帮我。虽说嘴巴有伤吃得慢些，可我怎么会吃不完呢？从每天的酸菜苞谷面糊糊一下提高到如此精细的伙食，哪里有吃不完的道理，我还只嫌少呢。第七天拆了伤口上的药线，忙去照镜子，只见被捂住的一侧嘴角白嫩了许多，隐隐的伤口像是蚯蚓在浮土上拱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细线。试着张张嘴，又可以张得大大的，圆圆的。心想今天一定一口气把三只鸡蛋全吃下，而且要大块大块地吃才过瘾。然而什么也没有了，嘴巴和从前一样，日子也和从前一样了。我推开二哥递来的玉米饼，大哭大闹要吃鸡蛋。二哥狠狠地说：“还吃呢，一家人两个月的盐让你一个人吃了，还嫌不够！”我认定二哥是因为我不曾给他一口鸡蛋吃而怀恨在心，偷吃了我的补品，还诬蔑我吃了一家人的盐。于是更加委屈。哇哇大叫：“我没吃盐。”二哥偏说：“就是盐，就是盐……”吵闹了一早上，换来母亲一人一顿巴掌。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也被一顿全煮熟了，兄妹几人分了吃，大家才解了馋。几天以后，母亲领回当月工资——十元钱，全部买成白糖、红糖，拿去送给托儿所托管员，我才又进了村托儿所。
我们的托管员是一个不识字但很细心的阿姨，她总是让我们排成一条长长的单列，在大队部的仓库房里面齐步走，嘴里不停地喊着“一二一”，直到整个队列首尾相连，伙伴们互相推推搡搡，挤成一团9然后歇下来唱歌。她教我们的永远就三句歌词：局局山上一庙堂，庙里打坐杨—郎，—郎爷爷呀他本姓杨。翻来覆去，嗓音很好听。可我总是觉得缺点什么，就好像一个故事刚刚开了头，却又没了下文，就此打住了。于是我趁她换口气的功夫，赶紧问：二郎爷爷他原本姓杨，那他现在姓啥？只见托管员她即刻闭了嘴，白了我一眼，沉下脸道：我不知道，你来唱吧！我明白她是生气了，却也毫不在乎，亮开嗓门领大家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带劲得很。唱着唱着，她也不生气了，笑眯眯地合着我们拍手掌。这下我便越发得意，索性将本事全拿出来，教伙伴们念前几天才从哥哥那儿学来的儿歌桑木扁担轻又轻，挑担茶叶上北京……在伙伴们羡慕的眼光中，我出尽了风头。托儿所的生活一下子色彩斑斓，充满了乐趣。于是每天，第一个入托的孩子那就是我。
当然吸引我的还不止这些，最重要的是我还有个要好的朋友——彩云。生得细眉细眼，说话慢声慢气的彩云是生产队刘会计家的独生女，和我一般大。许是孩子少的缘故，她家的日子不是太难，每逢换季，她母亲总给她做一件花衣服。我们家也就我一个女孩，哥哥们穿过的衣服轮到弟弟再穿，我母亲也给我做花衣服。这样在一大群身着黑色、蓝色土布衣服的孩子们中间，就数我俩最显眼，最引人注目，加之她爸的会计身份，托儿所的托管员对她更是另眼相看。碰到给孩子们分发苹果、柿子之类的水果，那最大最红的一个总是给彩云，可彩云不吃，每次都给我。弄得托管员只好挑出两个差不多一样的来先发给我和她。当然那时谁也不懂啥叫优越感，可我们表现出来的却绝对是优于别的孩子们的无知的骄傲和自豪：站在伙伴们的最前边，吃着大家公认最甜最美的水果，大声地唱歌，毫不拘束地跳舞、笑闹……说是跳舞，不过自编自演的几个动作而已，却是彩云的拿手好戏。没有音乐，我就给她唱歌，她起劲地跳，过来过去就是伸长胳膊，原地转几个圈，或者先踢腿，然后在土地板上劈叉。她能将腿伸地直直地劈下去，坚持一两分钟然后站起来，然而两条裤腿已然满是土灰，用手拍拍，飞尘四扬，最羞的一次居然将裤缝从裆里一直扯到膝下。还有向后下腰，那是她的戏迷姥爷给训练出来的，整个人先站直了，然后慢慢地向后弯腰，腿不能打弯，直到双手朝后着地。院子里木槿花幵时，我们摘来几朵木槿花放在地上，让她背下腰去用嘴衔起来，红花、白花换了放。常常是托管员撵过来哄散大家，扶起小脸涨得通红的彩云，生怕她撑不住了摔下去。然而彩云自己她是那么愿意给我们表演，只有我知道，那时候的她是最快乐也最大方的。
麦收时节，桑树上的桑葚一天比一天紫，馋得我们直想流口水，天气也一天天地热起来。一天午后，托管员领我们到桑树下，拿几块麻袋片衬地上，长竹竿一戳，紫红的桑葚滴溜溜从树上掉下来，密匝匝落了一层，有的掉进草丛好不容易才找得见。伙伴们你争我抢往篮子里捡，手快的，边捡边吃。一会工夫，全成了黑嘴鸦。看看捡满一竹篮，拎回托儿所大家分了吃，真是又甜又美，可惜小手、小脸全被弄得乌紫。正乱着呢，队长的胖老婆来了，怀里抱两个大包袱，进门放地上解开来，一堆花裙子和一堆解放鞋。原来是生产队一季香瓜卖了钱，给托儿所的孩子们置办的，女孩儿每人一条绿底大红花的松紧腰短裙，男孩子是鞋。我赶紧去门后的水盆洗手，仔仔细细生怕脏手弄污新裙子。可当我把湿手在褂子上擦干后，裙子已发完了，没有我的。托管员看我眼巴巴的样子，同情地对我说：你们家在队里没有工分，裙子就没有给你做上，你妈妈手巧，让她给你照着做一条吧。我噙着眼泪看十几个女孩儿把花裙子套在长裤上，站在原地转圈儿，尤其是彩云，她个儿高点，直把裙子甩成一朵漂亮的花伞也不停下来。我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着跑出托儿所。任停下来的彩云怎样大声叫也不回头，一口气回了家。晚饭时候我抽抽噎噎给母亲说了原委，并说我再也不去托儿所了。母亲边忙活边说：托儿所一定得上，裙子我给你做。
就像托管员说的那样，我母亲真是心灵手巧，第二天我睡醒过来，母亲已在夜里将她准备做衬衣的绿格子的确良给我做成了裙子，没有松紧，只好做成背带。新裙子给了我勇气，我又和伙伴们在一起了。可是跟她们的裙子比一比，我发现自己的裙子颜色素了点，没有人家的鲜艳，更奇怪的是她们的裙子能甩成花伞的模样，我的却不行，任我转晕了头，它就是甩不起来，硬巴巴地贴在身上。我母亲来领我回家，我特意让她看了两条裙子的不同。才知道别人的裙子布料是棉绸，比我穿的裙子软一点，厚一点。用现在的话说是“垂感好”。我问母亲啥叫棉绸，回答是既像棉布又像丝绸的一种布。多么奇怪，一样东西能既像这又像那。长大了才知道那种布料是介于纯棉与真丝之间的，兼有棉布的结实与丝绸的柔软。和我那的确良裙子一比，心里的一点点快乐即刻烟消云散。可是母亲说，没有布票，到哪去买棉绸，你就凑合穿吧。
然而我宁可不穿那甩不成圆圈的裙子，第二天依然穿起了短褂、毛蓝裤。看我没精打采的样子，彩云忽然说：小青你把我的裙子穿去吧。而我心里那份小小的自尊执拗极了，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就要别人的东西呢？彩云也没别的话，只一个劲地让我拿着，我还是拒绝了。就算我是那样的喜欢，打心眼里喜欢那花绿的棉绸裙。这样闷闷不乐地过了几天，我的姑姑从遥远的乌鲁木齐给我邮来一双粉红的塑料凉鞋。头一天穿上就招来伙伴们的围观，在一片羡慕的眼光中，我挽起裤管，伸长两脚让大家看。伙伴们你来摸一下，他来摸一下，只有彩云，我很慷慨地让她穿在脚上试了试。她即刻踮着脚尖原地转了十多个圈，绿底红花的绸裙舞成了十分好看的花伞。我的主意在一刹那间拿定，用红凉鞋换了彩云的花裙子。我们还郑重其事地拉了勾：“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要，谁要谁上吊。”
当我光着脚怀抱裙子站在母亲面前，却招来母亲狠狠的责打，她一边骂我“败家子”一边折了根柳条直向我的光脚和小腿抽来，口里数落道：“叫你败，叫你败，天生打赤脚的，看我以后还给你做不做鞋穿！”我忍着疼紧紧盯着母亲的嘴，生怕她说出让我把鞋换回来的话。谢天谢地，打没有白挨，母亲始终不曾说再换的话。在我看来，那么好看的裙子只用双凉鞋就换来了，真是很大的便宜，要不是我和彩云好，没准还换不来呢。而我母亲却认为鞋子比裙子要实用得多，至少省下她点灯熬油地给我做布鞋。何况那年头，做鞋用的布呀麻呀是那样难得。可就算是吃亏，母亲还是认了，因为她的另一半民办教师报酬一一每年二百斤粮食，还得在彩云她爸刘会计那儿领。当然这都是我后来才明內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