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篇文目已经对“是否”的询问做出了回答，也就为我们将此进行下去提供了信心。在以前的作品中我都多次提到过，“对自我的否定”。这同样是在不断阅读积累、理论分析之后的看法。中国近现当代的两大伟人鲁迅、巴金都做过——解剖自己，当下又有知识精英这样做。我想起的则是最近听到的一句话，能被上大刑的也只有真正的英雄，但这种痛苦的确太大了。想来“自我解剖”绝对不是自残，而是洗礼自身精神的一次锻炼，一个极为艰难的精神改造过程。
那么来到了这里，普及这种方法我们已经认可并且身处其间，普及的内容我们也已经获得并通过它们使我们的环境更好了。那么就到了细节问题，也就是“怎么做”，做完了是什么的问题了。这个问题既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效应并产生结论的，又是在这个过程以前就开始酝酿的。但因为它是在第二阶段才发生的，所以相比于‘为什么’与‘是什么’的提问重要性就要降一些了。但作为进入方法的言说，“怎么办”却是“是什么”的前奏。只有弄清楚了“怎么办”，才能知道要得到的是什么，更才能厘清这其中的一切线索，更能追到源头，去了解一切发生的原由，再做出往下的判断。因此虽然重要性降了一些，但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仍然起到极为主要的作用。接下来在这篇文章里，就将简单论述“怎么办”了。如果说普及不过是有史以来一切人类创造的方法之一，那么我在“足球文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对学理做出的使用，也是对“怎么办”的直接理解。
生成史就实在不用多说了，在以前的很多篇目里都说到过。“足球文学”的发生、使用到终点（或者没有终点），都是为中国足球的全盘询问而进行的。它的出发点是对足球在中国的思考，是对足球内部的一切思考，也是对足球外部的一些思考；它的使用点是足球在中国的一切开展、一切变化；而它在到达终点的体现是足球在中国的全盘革命、全盘崛起。我甚至都猜测，在我实现了这一切后，中国股市会因足球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得到一次大震荡。但在这里论述“怎么办”，还是要回到普及这一行为本身上来。
这里的办法当应从两个方向上去做，一个是行为内容，一个是行为对象。方法怎么用是要看对象怎么样，对象怎么样才反过来看方法怎么进行。而对象所在环境、所拥有条件的改变速度同样决定了行为内容的发生速度、应对速度。这个过程看似紧凑，空间很小，然每一块又都有自己的逻辑。这一逻辑的无限性决定了在小空间里的大作为、紧凑中的松弛与从容。于是普及的过程，同人在此中展开的方法，都已经一目了然了。
行为内容也不是生来就有的，更不是后人妄加演绎的。它们是在人类的生命程序里使之发生、变化的固有存在。每个时候的人都是内容的创造者、填充者。每个时候的人都不是刻意要去做什么事，而是在事物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在这样向上的、积极的互补过程中，在那一个历史时间点推进了事物的有效发展。普及所谓就是在遵循这一规律的基础上，为使更多人的历史所有更丰富、更精彩而进行。
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绝不一样，我们都学过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条件所决定的。22世纪以后的国际社会想来也一定比今天的条件更好。但我很遗憾至今都没听到任何一位老师告诉我，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绝不一样是因为普及方法因人、时的差异而造成的。我更失落于“历史其实就是方法的历史、普及的历史”这一说法是由我提出的。
历史学家无论是研究文学的历史学，还是社会的历史学，都习惯分出纵横两轴来进行。纵轴是时间的连轴，横轴是事件的连轴。在轴的上下事件、时间的层次、多少、有无都能细分出极大不同。历史的变化看似就是在这种不同中进行的，实则不然。再多不同也有同样的逻辑，再多差异也有类同的模式。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我提出了上面的那一句话，对行为内容的理解，行为内容对每个历史时期人的精神、物质条件的助益都能得到充分解释。
而行为对象则是另一个细分点，也就是“怎么普及”的去向，也是“怎么普及”为何发生的原由。它与行为内容密不可分。内容的最终指向就是对象，也就是一个方法的构想到实践并最终完整的方向。内容是对象的涵指，也就是对对象最终发生、实现的准备。而内容的层次、多少与有无也决定但不完全决定对象的展现状态。在这样的论述中，在普及的前述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后，对“怎么普及”核心内容的阐述也已经出来了。
行为对象可以直指人、物与事件，也可以是一切抽象的存在，更可以是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的过程，也可以反过来。这个过程有时候是预谋的、策划的进行，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目的或个人或群体而去特意施展；这个过程更多时候则是无意识的、自觉的、自然的发生，甚至会倒过来，行为对象成为了源头，而普及的源头变成行为对象。人、自然生命在个体寿命的增长和衰败历程中都不可避免会参与其中，参与到历史的发生过程，无论处于边缘、外围还是到中心位置。这样的论述就更确凿无疑将“历史就是方法的历史、普及的历史”的论点推向了稳定。无论哪一领域，无论任何交叉学科，无论再多新生学说，都逃不开这一历史规律的界定。在这样的理解、加深理解、加深认识到最终提出新论点、新学说不仅是我自己在理论阅读中的所思、所悟、所获，更是在理论阅读之上对人类一切学说、终极学问的反思与新建。当然，当代很多学人在自己著作的自述部分里，也常常提及自己的学术心得。我突然觉得在经过了非学院派的知识冲击后再来看看学院里的自述行为，是那样单薄。
不仅是文史学的学术领域，在科技史、科研工作中也常常能看到。它们都属于普及的范围，有时候都分不清是书籍知识普及到了社会知识当中，还是社会知识反作用回去。而除上述所讲文史学、科技史以外还有一个场合，直接展现普及这一行为，那就是国家政治洽谈、奥林匹克运动会到音乐会现场。它们既不完全属于书籍之内，也不完全等价于社会知识，而是介于两者又高出其中的部位。当然，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全球政治格局中，这些事件虽然都已经发生但无论规模、成本还是参与范围都远远小于当今。
“怎么普及”仅此几个大方向里的叙述已经足够，相信已经能让大家清晰了解它了。而在其它阅读当中，类似的内容也有很多。但这个“很多”比起大范围还是太少。我与他们的写作形成了观点上的互补、理解上的冲突后，将普及方法通过“足球文学”体系的建立而进行，必将使从来少人问津的什么理论引领到社会参与之中。这里将要举行的不是任何私企的颁奖晚会，也不是什么选秀、选美节目，而是在潜意识中让所有人都不自觉会参与进来的全球思潮转变。而写出此话时，我不知道的是思想家与企业经营者在对世界的理解、‘大与小’这个辩论课题的选择究竟有何高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