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还在日报社做记者，虽说没有香港记者那样的脚力，也没有美国记者那样的魄力，但是我还是做好了这份工作，毕竟这也算是文学工作，我因而筑建起了自己的人脉圈。认识的有诸如画家、诗人一样的特别的人，也有像我一样兼职写作的作家和学者。人际关系倒也不算狭窄。
有一天，几个画家到日报社寻我，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简短的问候过后，带头的画家老师发话了：“雄介，我们这次想去一个小山村写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同行。”我笑着问：“敢问老师有何事需要在下同去？”“欸，去了你就知道了，倒时还得拜托你作文呢！咱们这次去啊，也不是什么单纯的写生，因为那些地方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几乎和农耕社会一样落后。”讲到这里，画家老师不禁眉头一皱。我觉得能同艺术家们一起去写生，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于是便答应了下来。
翌日，几位画家开了一辆大马力的越野车来接我，我很疑惑他们为何要开这种车辆，那位老师便又耐心地解释道：“山路难走，一般的车子不容易过去。”我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车子很快开出了城区，上了高速，约莫半个小时后，又下了高速。不一会儿，一条山路映入眼帘。路上有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有些甚至底朝天翻将出来，横在路面上。车子不停地颠簸，有一个年轻的画家实在受不了，于是在车上就吐了。
到了目的地，我也有点晕忽忽的，不过接下来的画面让我着实吃了一惊：眼前是一片荒地，远处坐落着几座破烂的房屋，几乎连屋椽都分辨不出。这似乎正应了鲁迅先生那篇《故乡》中那句“远处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上这破地方来写啥生？”我忍不住问道。老师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却不说一句话，带着大家向这一出农户走去。开门的是一个约莫40来岁的村妇，深青色的马褂上打满了补丁，凸显了岁月的沧桑。老师说：“这就是今天接待我们的这位大姐。”村妇热情地招呼着我们：“各位快进来坐吧！”
到了屋里，画家们拿出工具，开始做调色、备笔、压纸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村妇这时端出了几个杯子，说：“我们家穷，没有好的东西来招待各位，这点黄酒，就算是待客了，还请见谅。”我那时并不好酒，酒托词拒绝了。与此同时，门外走进来一位壮汉，年龄看上去和村妇差不多。村妇欢喜的迎了上去，一问，才知道原来男人是村妇的丈夫。那壮汉左手拿着锄头，可以略微的看见，他右手大拇指有老茧，可他此时却用皮肤比较光纤左手扛着锄头，我有些疑惑，直到男人走到我跟前我才看见，他有力的右手上轻轻捏着一袋方便面和几小张揉皱的纸币。
道谢之后，我便随着画家们出门去了。他们在一旁画着几棵老树，我则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他们，一边动笔写文章，记下来时和现在的情况。
画家们完全不在意时间的流逝，转眼间便到了要吃饭的时间，但画家们却没有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只好借故说钢笔没有墨水了，向老师借了车钥匙，想偷偷回车上找些干粮。从写生的地方，到村付家中要走一公里多的山路，走得快的话20分钟足矣。虽然我走惯了山路，但我此时却也并不想浪费体力，走到村妇家，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了，太阳也早已西斜。
吃了一些夹心饼干，猛然觉得肠胃不舒服，于是进门问了厕所在哪里。当我上完厕所，回车上又拿了饼干，回到门房时，闻到了一股香味，顺着味道，我来到房内一看，眼前的境况令我尴尬了起来：
男人煮好了方便面，端到了孩子跟前。
“大嫂，这......”我有些懵地说。
“小伙子，你有啥事儿啊？”她问我。
“给这么小的孩子吃方便面这样的油炸食品，有些不太健康啊。”我说。
“这倒没什么，”大嫂有些歉意地说道，“只是因为今天是孩子的生日，所以才破例让他吃一碗的。”
我手中的饼干“啪嗒”一下掉在地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看了看孩子，两岁左右，身上遮体的根本不是衣服，而是麻带一样的东西。这时，我向身后看去，画家老师早已站在了我的身后。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雄介。”他说。
临走时，我们向大嫂道了谢，我把自己带的零食和干粮通通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前对人来说是虚无渺茫的东西，倒不如给一些实际的用品来得实在。
但，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才是贫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