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昨晚吃酒的那三位同事来了一高一矮两个,是来老延家串门的。我们就坐下来聊天、看电视。过了一阵,高个同事说:“电视没意思,还不如延工和夫人表演的好。”矮个同事附合说:“对对,延工吹笛子,大姐伴唱,我们娱乐娱乐。”老延两口也不推辞,立马就演唱开了。妇唱夫随,第一首曲子是《敖包相会》,接下来是《大坂城的姑娘》《康定情歌》《三十里铺》《难忘今宵》《九九艳阳天》《人说山西好风光》……演唱了七八首,老延说“献丑了”,坐下来休息。两个同事不答应,非要听《走西口》不可。我就带头鼓掌,两个同事巴掌拍的更响。老延对妻说:“唱吧,把吃奶的劲鼓上。”老延妻一笑,唱开了。果然声情并茂,唱得投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在了大门口……”老延笛子也吹得悠扬动情,如泣如诉。演唱完毕,我和大个同事热烈鼓掌,矮个同事却失魂落魄直发呆。大个同事捣他一拳,骂道:“操,小妹妹拉着你的手,把魂勾走了。”矮个同事如梦初醒,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对着老延夸奖:“想不到弟妹唱的这么好。”老延嘿嘿一笑,说:“若要会,跟上师傅睡嘛。”大伙轰地笑了。都羡慕地说,老延夫妻恩爱幸福,过着不是神仙胜似神仙的日子。老延更加得意;说:“穷欢乐,富忧愁,讨吃子不唱怕干球。”老延妻瞪一眼老赵。说:“把你的臭嘴夹紧。”脸上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说笑了一阵,老延说:“时间不早了,休息吧,明天我还要带着高兄去草原上转悠呢。”两位同事告辞走了。老延妻说:“明天我也跟你们去。”老延痛快地答应道:“你不怕累就走吧,反正咱俩是一把筷子不零卖。”看着这对相亲相爱形影不离的夫妻,我蓦然想起这地方有句信天游,就对老延夫妻说:“你俩呀,真是荞面恰铬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老延夫妻说,高兄说的对,我俩风风雨雨穷穷富富几十年在一搭,这辈子是分不开了。是的,金钱与幸福并不成正比。
长假结束。我回到家就打开电脑写这篇短文。写作过程很顺畅,是一气呵成。显而易见,是几天乡下生活刷新了我的思维。
(2007年10月10日)
翻阅昔日的记录
2007年4月24日,银川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一行6人,驱车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考察学习,我有幸忝列其中。延安我去过数次,每次都有收获.而这次收获却特别不同。说不同,是这次翻阅到几页昔日的纪录,虽然很少,却尤为珍贵。
“两点”说和一首诗
吴起,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站,在此留下不少的英雄事迹和革命文物。我们在吴起所见所闻的两件事,值得一书。一件是毛泽东的“两点”说——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陕甘第一支队到达吴起。这是个山童水劣,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镇,一下来了这么多人马,天气渐冷,粮草不济,困难可想而知。有的战士就说,这地方不好。然而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乐观而自信地说,有人觉得陕北不好,我说陕北是个好地方,“没有陕北共产党就要下地(狱),我看陕北有两点,一是落脚点,一是出发点……”
2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指出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任务是建立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大革命。毛泽东的判断何其精准,如果没有陕北这块落脚地,如果不是从陕北走向全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就是另一种前途命运,中同历史就是另一种书写。红军在吴起经过短暂的休整,元气恢复,士气大振。10月24日,拔营出发,向保安(今志丹县)开去了。
一件是毛泽东的一首诗,吴起县广场一块石碑上镌刻着一首四言六绝——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的背后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呢。
10月19日,中央红军刚到吴起,尾追的国民党骑兵部队就跟到了镇西的头道川,成了红军身后一条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干部团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说:“后面的敌人是条讨厌的尾巴,一定要把这条尾巴斩断在苏区门外。”根据毛泽东的命令,干部团学员连接受了“切尾巴”任务。21日战斗胜利结束,毛泽东面对漫山遍野的敌军尸体和战马尸体,风趣地说:“步兵追打骑兵,这是个创举啊。”又看到身旁的彭德怀震慑敌人的威武形象,诗兴油然而生。于是口中念念有词,疾步回到驻地,泼墨挥毫,写下这首情真意切、气势非凡的诗章。
刚巧,彭德怀走进毛泽东的窑洞,看了墨迹淋漓的诗作,谦虚地笑道:“老毛,这首诗还需改改才好。”毛泽东说:“那你就改吧,诗就要千锤百炼嘛。”彭德怀浓眉一蹙,说:“将最后一句改为,‘唯我工农红军’。”毛泽东笑了,说:“这一改就变了我写此诗的主题,我不同意改,仍用‘唯我彭大将军’吧。”是的,彭德怀是一位战无不胜的虎将,毛泽东对他关爱有加,总是亲切地称他“彭老总”。诗中誉他“横刀立马”“彭大将军”,是对爱将的高度赏识和评价,他当之无愧。
重文艺亲文人
延安礼堂门口有一个橱窗,展示着一幅黑白照片,这是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与文艺代表的合影。解说员指着照片上的艺术家,为我们道出毛泽东与他们之间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1936年11月,经党组织和鲁迅帮助逃离南京监狱的女作家丁玲,辗转千里,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中宣部在一孔窑洞里为她隆重举行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出席。毛泽东关切地问丁玲:“你打算做什么?”丁玲爽快地回答:“上前线去,当红军。”毛泽东微笑道:“好呀,最近可能还有一仗打,正赶得上。就跟杨尚昆他们领导的前方总政治部到前线去吧。”丁玲仅在保安住了12天,就出发到了陇东前线。
毛泽东对第一个到苏区又奔向抗日前线的女作家十分赞赏,不久,挥笔写下了《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在发给聂荣臻的电报中,附上这首词,转赠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得词。喜出望外,立即给毛泽东回信表示感谢,并要求手书这首词给她。翌年春,丁玲陪史沫特莱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用毛笔题写了那首词,赠给丁玲。
1938年5月的一个夜晚。印刷厂工人在清凉山岩洞内举行文艺晚会,毛泽东抽空去观看。最后一个节目是诗人柯仲平朗诵叙事长诗《边区自卫军》,夜已深,有观众退场了。柯仲平边擦汗边不安地问坐在前排的毛泽东:“主席,时间不早了,还朗诵不朗诵?”毛泽东回头看了看会场,问:“你的诗还有多少?”柯仲平说:“还有一大半。”毛泽东和蔼地说:“朗诵下去。”柯仲平受到了鼓励,一口气朗诵完。毛泽东站起来,紧紧握住柯仲平的手说:“很好,是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让我拿回去看完,可以吗?”柯仲平激动地说:“当然可以,只是太乱了,不好看。要么我抄一下再送来?”毛泽东说:“不必了,先睹为快。”翌日,诗稿就送了回来,上面赫然批着“此诗很好,赶快发表”几个字。很快,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破例在第41、42期连载了这首长诗。
1940年元旦前夕,延安马列学院举行迎新年联欢会。炊事员张金奎表演了一套绝妙的戏法《三仙归洞》,在原地翻了20多个筋斗。四座皆惊,一时传为佳话。新年之际,各单位派代表向中央领导拜年,毛泽东听说张金奎也来了,高兴地说:“我要看张金奎表演。”人们立刻拉开场子,铺上地毯。张金奎使出浑身解数,表演了七八个绝技,博得阵阵喝彩。
在一片掌声中,毛泽东上前握住张金奎的手,说:“你演得很好。”并亲切地问是哪里人,何时学艺。张金奎回答:“我5岁开始学艺。”毛泽东微笑地点头,说:“找几个学生跟你学艺,你教他们,一不能打,二不能保守,这是革命工作。我们坐机关写文章是革命,你演杂技也是革命。”张金奎激动地说:“主席,我记住啦,是革命工作。”毛泽东又对身旁的马列学院领导说:“他的工作费体力,要营养好,每月给他补助20斤白面,3斤肉,大灶随便吃。”
为妥善解决边区文艺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多次找文艺界人士谈话,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并决定召开座谈会来统一大家的认识。1942年4月的一天,他给诗人艾青写了封短信:“艾青同志: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希惠临一叙。”艾青来了,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毛泽东微笑着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说:“至少我是爱听的。”
过了两天,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艾青同志:前日所谈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代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艾青及时回信,并把撰写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文稿附上。不日,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艾青同志: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
在杨家岭—孔窑洞里,毛泽东把文稿递给艾青,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文稿第一页有几位政治局成员圈阅的字样。毛泽东手里拿的几页纸,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些意见。艾青正要记录,因地面不平,桌子摇晃。毛泽东疾步走出窑洞,拣来一块小瓦片,把桌子腿垫稳。
毛泽东还与刘白羽3次谈话,与欧阳山、草明3次通信并谈话。萧军、罗峰、白朗、华君武、蔡若虹、张谔、何其芳、曹葆华、严文井、周立波、姚时晓等数十位文艺人士,都是毛泽东的常客。他也经常看望他们,促膝深谈,听取意见和建议。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一切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典论著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丁玲和欧阳山根据边区合作社模范工作者田保霖、刘建章的事迹,创作了报告文学《田保霖》和速写《活在新社会里》,刊登在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上。7月1日清晨,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当即给两位作家写信:“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以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下午,两位作家应邀来到枣园毛泽东住地。毛泽东对丁玲说:“我一口气看完了《田保霖》,很高兴。这是你写工农兵的开始,希望你继续走下去,为你走上新的文学道路而庆祝。”傍晚,毛泽东请两位作家吃了饭。不久,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又向大家说:“丁玲现在到工农兵中去了,《田保霖》写得很好,作家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4年后,丁玲创作出驰名中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丁玲是个好同志……”
历史是一面镜子
我们翻阅到一页60多年前的记录。
1939年秋季的一天,毛泽东要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从住地杨家岭到学院有四五公里路程,中间还横着延水河。马列学院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就派教育处长邓力群带人去接毛泽东。半道上相遇了,毛泽东问:“你们4个人风风火火,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一笑,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邓力群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来晚了,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摆一摆,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4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他环顾一下四周,又幽默地说:“哦,4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吗?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4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说得大家都笑了。毛泽东也忍不住笑了,并连连摆手说:“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摆威风。我们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社会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邓力群几人频频点头。
理论再好,如果不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就是空头理论;延安精神再好,如果不实际行动,以身作则,就是纸上谈兵。毛泽东的所言所行,就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今天,我们应该经常用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各级领导干部尤其要随时认真照一照自己。
(2007年4月28日)
大河作证
秋天,一个日头炎炎的午后,我来到位于银川东南25公里黄河东岸的横城堡。这是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修筑的一座城堡,西依滔滔黄河,东接万里长城,乃兵家争夺要地。冷落寂寞了数百年的旧城堡,如今居然变作了如火如荼的游览胜地。我信步古城堡内外,随意观赏浏览。多是些人造景物,少了些历史掌故和文化润泽,看不出兴趣来。便独自去了岸边,选一处阴凉地坐下来看黄河。思绪受了大河流水的影响,止不住顺水流淌,流进昔日康熙帝访宁夏的岁月——
横城古渡,曾经是康熙皇帝御驾西征进入银川渡河的地方。300多年过去了,那件不寻常的事今天也许没有多少人记得了。好在有大河作证,有古渡作证,还有他留下的《横城堡渡黄河》诗句作证:
历尽边山再渡河,
汤汤南去劳疏筑,
沙平岸阔水无波,
唯此分渠利赖多。
从诗的第一句,可以看出康熙帝的辛苦劳累。自京城出发,一路走来,已经是两次渡黄河。当时的条件,渡黄河要冒很大风险的,他却在所不惜。
康熙帝是一位有抱负的皇帝,登基时还不满8岁,就能够向顺治高声保证:“效法皇父,勤勉尽力。”说到做到,亲政大典后不到两年,16岁的康熙面对权倾朝野的重臣鳌拜,镇定自若,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以智擒拿鳌拜,一举粉碎其党羽,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三藩、河务、漕运”亲书条幅,悬挂于宫中柱上,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治国安邦大事要事。三藩削平,又以武力收复了台湾。康熙帝没有罢兵息战,决定亲征噶尔丹勾结沙俄制造分裂祖国的叛乱。朝中多数大臣主张谈判妥协,认为讨伐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难料,尤其反对皇帝亲征。康熙帝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才可确保天下大一统和平局面。于是毅然率军亲征。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8月,首征叛军告捷;后又二次亲征,叛军大败而逃;第三次亲征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3月,御驾从京城出发,山一程,水一程,鞍马劳顿,备受艰辛。抵达陕北安边,宁夏总兵官殷化行前往接驾,奏请以宁夏官兵迎接境上,并备马军数百于花马池(今盐池县),恭候圣上围猎。康熙帝拒绝曰:“猎兽,细事耳。图噶尔丹为急。”下令速派人制止官兵来花马池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