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
中国始于何时
葛兆光，（1950-）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中国的宗教史和思想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等。
将三国史里刘备主导的蜀国视为正统，是自宋朝确立的。这说明当时的士大夫和文人开始有了一种追求正统的自觉。
身为一个读者，我运气一直不错，比如1989年我第一次读到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启发实在太大了。我想到，假如东方是西方发明出来的一个镜像，用来建立西方自己，那东方是不是也在用如此方法对待西方？由此引出我们中国人喜欢讲的“中西”问题，好像整个世界除了西方就只剩下中国了，那我们周边的地区怎么办？印度怎么办？伊朗怎么办？阿拉伯世界怎么办呢？
就像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似乎中国从古至今都是同一个民族构建的国家，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辽算什么？金算什么？满洲人和蒙古人还算不算中国人？确实在辛亥革命以前，一部分革命家就争论过要不要把满洲人赶走。
其实，我们今天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概念只有很短的历史，并非我们一向认为的，“中国”是一个在时空、政治、文化概念上都相对稳定的实体。过去二三十年来，有无数学术论著在“中国”
问题上发力，让我们了解到，原来所谓的“中国”可以是一个不同时空单位的重叠和虚构。
当然，这类让人对所处国家和身份认同产生疑惑和冲击的研究也惹来一些争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葛兆光教授的《宅兹中国》就是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应。
葛先生说，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1]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世以后，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研究中对于“国家”的误读。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然而民族国家如英、法、美、印度、中国、日本等，都不过是最近两三百年诞生的，古代人是没有这些观念的，所以今天我们撰写的法国史、英国史、中国史只不过是我们的“后见之明”，是从现代已有观念往回追溯而已。
梁启超曾在《新民说》里提到，当时很多人认为中国虽说是个国家，但不具备一个民族的资格，因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并没有现代定义的“民族”概念存在。现代定义的“民族国家”有几个条件：首先，要有一定的领土疆界；其次，领土上要有一个主权政府，有一个国家机器在掌握它、界定它；然后，这个主权国家里的所有人都觉得彼此是有关联的。比如中国的十三亿人口之间，并不可能全部认识，但我们都知道彼此有关系，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样的想法是不是一个直到清末民初才出现的新思路呢？葛教授认为不是。他说欧洲是过去两百多年才有的民族国家，所以西方学者就以为全世界都一样，而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中国早在宋朝开始，就有了民族国家的自觉意识。
葛教授注意到北宋时期两篇很重要的文献，石介[2]的《中国论》与欧阳修的《正统论》，说明积弱的宋朝在面对辽、西夏、金等异族政权的崛起时，开始关心到底什么叫做中国，什么叫做正统。
过去中国人常常觉得自己便是天下的核心，四周都是蛮夷，蛮夷理应向我们进贡才对，如若不从，就想办法打压他们，直到他们纳贡。可到宋朝不一样了，过去的“天下观”突然不适用了。宋是一个国家，北边的辽又是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有非常清晰的国界。
葛兆光说，“宋人对于国界的重视，足以推翻若干近人认为传统中国与外人之间不存在清楚的法律和权利界限的看法”，而“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尽管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心目中，王朝与国家始终没有分得很清楚，而道统与正统也始终纠缠在一起。但是，毕竟中国在外国的围绕下凸显出自己的空间，也划定了有限的边界，从而在观念上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汉文明在异文明的压迫下，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与清晰的历史，从而在意识上形成了道统“。
将三国史里刘备主导的蜀国视为正统，是自宋朝确立的。这说明当时的士大夫和文人开始有了一种追求正统的自觉。但我也不禁有个疑问，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很重要的一点不是知识分子怎么想，而是普罗大众怎么想。比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里关注的是当时荷属印尼殖民地的民众如何慢慢达成共识：“我们这三千多个小岛上的人，是同属一个国家的。”
葛教授关注的另一个概念是“亚洲共同体”，此概念背后有几重因缘，其一是东亚的海洋贸易把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利益时时刻刻捆绑在一起（过去我们把这叫“朝贡”）；其二是有人认为，我们应该跳出民族国家的概念，建立起亚洲共同体，挑战和对抗西方霸权。
这一想法最早由日本提出来。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觉得不能再和亚洲人混在一起了，认为自己比其他亚洲人高级太多，应该脱亚入欧才对。福泽谕吉[3]就说：“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这一说法发展出亚细亚主义，认为亚洲人应该团结起来，由日本带领大家共同和西方白人抗衡。章太炎、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先后都赞同过亚细亚主义，貌似这能让几个亚洲国家团结得更紧密，但其后逐渐催生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可谓恶名昭著。其实早在1917年，李大钊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为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
葛兆光认为，亚细亚主义背后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绝不是单纯的思想和学术主张。我们太强调东亚三国的共通点--都生活在汉字文化圈，受儒家思想和佛教文化影响，却忽略了三国的差异，而这差异之处正是值得关注的地方。
其实，自明末清初开始，东亚三国就越走越远了。韩国开始瞧不起我们中国人，觉得你们怎么都留起辫子来了？日本人同样也看不起清朝统治下那些顺从的汉人，觉得日本才是传统华夏文化的中心。
（主讲梁文道）
《中国人的精神》
祖辈如何看待中国
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用英文撰写《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向西方人引介中国文化。
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赤子之心，我们都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的生活。
在某种程度上，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同胞。正因如此，我们也往往雾里看花，对自己的事情反而看不明白。《中国人的精神》讲的是我们的祖辈辜鸿铭老先生是如何看待中国人的。
辜鸿铭生于1857年，恰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走向衰败的时期。生在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时代，辜老先生却成长为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一方面，他精通十几种外语，能够用英文与外国人争辩几小时；另一方面，他又彻头彻尾地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辛亥革命之后，大家都把辫子剪了，他还留着，被人骂成“老古董”。
《中国人的精神》先是用英文，后来才翻译成中文。辜鸿铭想以此书告诉西方人，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什么，可谓用心良苦。
辜鸿铭说，中国人最主要的精神有三种：deep，broad和simple。也就是，深沉、博大、淳朴。他甚至说，如果大家都来研究中国文明，美国人将变得深沉起来--美国人很浅薄；英国人将变得博大--英国人有些小气；德国人将变得淳朴--德国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
这三种精神其实就是民族性格。在欧洲，有人曾把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性格放在一起比较，认为还是意大利人比较可爱，德国人太理性了。但正是由于这种理性，德国比意大利成功。于是欧洲流传一句话：“德国人喜欢意大利人，但是不尊敬他们；意大利人尊敬德国人，但是不喜欢他们。”
西方人到过日本和中国之后，也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刚开始都比较喜欢日本，觉得这个国家秩序井然、彬彬有礼，但时间长了也许就不那么喜欢了，觉得日本人冷冰冰的缺乏感性。而中国虽然脏乱，厕所很臭，待久了反而会被中国人的淳朴所感动。
辜鸿铭说，其实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就是赤子之心，我们都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的生活。因此中国人对抽象的科学及哲学没有兴趣，在西方人最擅长的理性哲学领域一无所能，因为心灵与情感才是我们的长处，这也让我们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保持着简单和淳朴。
当然这是辜鸿铭一百多年前所描绘的。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首先是两场革命，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流了很多血，中国很多外在的东西也在改变，但内在的东西有没有变化呢？
现在的中国人依然偏于感性，不擅长抽象思维，处理问题抓不到核心。辜鸿铭说，在中国人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心灵与头脑的冲突。我想，今天的中国人也依然如此吧。不管是青年还是老年，我们习惯于把复杂的事物简单化，比如“愤青”情绪，那只是心灵的感受，头脑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主讲邱震海）
《万物》
中国艺术的秘密
雷德侯（LotharLedderose，1942-），德国汉学家，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博士。著有《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统》《兰与石--柏林东亚艺术博物馆藏中国书画》等。
中国人很擅长把不同事物拼凑组合，看上去好像变化无穷，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许多外国朋友去中餐馆吃饭都会觉得奇怪，进了馆子一坐下，送上来的菜谱那么厚，里面提供的菜足有几百样。可是当你点完菜之后，这些菜都能迅速地在几分钟之内送上桌。这跟西餐厅完全不一样，西餐厅的菜牌都极尽精简，上菜也比中餐馆慢得多。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中国的菜式都是一些组合。比如“菜花炒肉片”、“菜花炒鸡柳”、“菜花炒牛肉”；同理“柿椒牛柳”也可以换成“柿椒鸡片”或“柿椒肉片”。总之，材料和菜式就那么几种，但是来来去去相互组合，就可以做出无穷的变化。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人很擅长把不同事物拼凑组合，看上去好像变化无穷，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万物》这本艺术史著作揭示的就是这个秘密，简言之，万物的创始总是源于几个最基本的法则。
中国人向来喜欢讲“师法”自然，却并不像西方写实艺术那样去“复印”自然，它更注重掌握自然的法则。自然创生万物的法则是什么呢？比如我们看一棵树，其实每一片树叶看上去都差不多，树枝和树干也很相像，但是我们很容易分辨一棵树和另一棵树的区别。虽然它们的组合成分差不多，但组合方式千变万化。
中国人充分利用这个原理来构成他们的艺术作品。比如汉字，汉字本身由不同的笔画组合而成，字体也有不同的书写方式，变化极多。仅就笔画组合而言，如果把点、横、撇、捺分别安排在上、下、左、右四个象限里，大概总共能得出9999种不同的变化方式。
中国人没有采用这种方式，同样构造出了无限多的汉字，而且每个字都有自己独特的形态。汉字组合的秘密是什么呢？部首。部首是汉字的基本构件，比如一个竖心旁，就可以组合出不同的汉字。商周青铜器的图案也是如此，外行人看起来可能差不多，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们的结构原理其实也是组合。
雷德侯教授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对模式化思维的迷恋，不管青铜器还是印刷术，都是这种思维模式的产物。最极端的例子还有秦始皇的兵马俑。那些兵俑乍一看都差不多，但仔细看又都不一样。他们的脸形、头发、胡子的样子也就那么几种，但是拼来拼去就成了千变万化的一大群兵马俑。
问题是，如果中国艺术真的那么喜欢模式化，它的书论和画论为什么又强调自然本性的流露呢？事实上，书画艺术的学习都会先经历一个漫长的模仿阶段，书法的碑帖和国画的画谱是供人模仿的样板。只要掌握了各种笔法，或者把画谱中各种山石花鸟的画法学到手，就能拼凑出一张看上去还不错的书画。
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才对作品中流露出的自然本性更加看重和向往，并将其视为创造力的象征，因为它是对模式化文化生产方式的反叛。
（主讲梁文道）
《礼仪中的美术》
汉砖与夏鼎
巫鸿，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博士。著有《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考性》《中国古代美术和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中国绘画的媒介和表现》等。
中国人死后并不愿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对他们来说，家庭才是更值得留恋的地方。
《礼仪中的美术》是一套美术史著作，它的副标题是“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在这里，礼仪特指宗教类型的仪式。在人类学家看来，仪式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比如结婚仪式，人们在结婚之前都是独立的，但是经过结婚仪式的转化，不仅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了，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未婚到已婚，仪式赋予人新的身份。
在各种各样的仪式中，艺术会发挥很大作用，它不仅关系到美丑，甚至还有着重要的功能性作用。比如汉朝墓室的画砖，除了艺术和美学上的价值，还有丰富的文化含义。对它的研究要借助艺术图像分析、人类学、文化叙事等各种方法，巫鸿在书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比如对于汉朝人来说，什么叫天堂呢？“天堂”是基督教文明中的概念，认为人离开现实世界之后会进入一个伊甸园。而汉朝墓室中，不管是画像还是陪葬品，它们所营造的都是一个美化版的现实世界：
家具器皿一应俱全，车马仆役、妻妾儿女、牛羊牲畜、鲜花水果……总之，人世间的一切好东西这儿都应有尽有。这就是中国古人的天堂观念，中国人死后并不愿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对他们来说，家庭才是更值得留恋的地方。
当然汉朝也有神仙信仰，这些信仰在艺术品上也有表现。比如一个铜香炉就可以体现人们对仙界的想象，有时候我们在画中看到的仙山是灵芝一般的造型。昆仑山据说是仙山，它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对中国人来说，仙山并不在来世，它就在这个世界上，只不过非常遥远，需要人们辛苦寻觅才能找到。而所谓成仙也不在来生，古人相信通过炼丹修行可以长生不老、羽化成仙。
这些分析显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这也正是巫鸿治学的特点，他会在美术史研究中糅合很多有趣的文化分析。比如关于“五岳”的说法，其实地理上居于中央的本来是“中岳”嵩山，为什么泰山的地位反而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