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变化
时间到了1994年，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中国的IT业和通信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整个业界开始重新“洗牌”。
当年3月19日，杨元庆出任联想微机事业部总经理，年销售量达到4.5万台。联想开始进入电脑业前三名。同年，柳传志又把郭为派到广东惠州联想集团新建的生产基地锻炼，联想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崛起。
1994年，华为大面积进入农村市场，当年销售额达九个多亿，人数从不足二百人增加到七八百人，逐渐在通信业崭露头角。
而1994年的四通，主要利润来源的打字机开始淡出市场，同时多元化和盲目担保使公司深陷泥淖，于是转头把产品开发重点放在了税控机和商业收款机上。但此时已是夕阳西下。
这一年年初，我被调回北京四通总部，担任金商本部部长，主持商业收款机的销售，兼任四通集团产业委员会副主任，同时仍然担任深通公司总经理。
直到此时，我仍然希望四通能有所突破，便再一次向段永基提出进入电脑领域的建议，但此时的段永基已经听不进去我的任何进言了。我猜测此时他已经把我不再看作“他的人”了。“6·11倒段事件”之后，他的疑心开始加重，他信得过的只有身边的司机、秘书等。
1993年12月的时候，“新天地电子信息技术研究所”的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王志东（一个程序员出身的年轻人，曾经在北大方正参与过王选的科研项目）找到了段永基，希望四通投资他正在研制的新一代RichWin中文平台软件。段永基一下子投资了500万港币。应该说这是四通在香港上市后的所有投资中，唯一正确的、前沿的一次投资。四通利方抓住了互联网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就像当初四通抓住了打字机一样，先是并购了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并于2000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大门户网站。
和四通早期的创业者不同，王志东属于中关村的第二代，他们对物质的要求是明确的，对企业经营中的权利和制度问题认识是十分前卫的。王志东等创业者向投资方四通集团提出了四点要求：首先，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力度要大，以保证公司起步时在资金上有一定的实力；其次，只做高新技术（后来这一定义又被慢慢缩小，从只做软件一直到只做中文软件），除此之外的一律不做；第三，管理上要独立，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开，由懂得这一行业的人来运作企业，公司有独立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采用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通过董事会向所有股东负责；最后，新公司在分配体制方面应有所突破，投资方应给公司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定的股权。
为了吸引王志东等人加盟，四通集团的领导层慨然应诺。但是，年轻的王志东们并不了解四通和它的领导人，他们懂技术，也比王缉志更懂经营管理，但是他们不懂权力斗争。2002年6月，段永基以一套熟练的“太极拳”就把王志东推出了新浪网。
1994年，我在商业收款机方面虽有一定收获，但在税控机方面却步履维艰，内部协调十分困难。当我向段提出，将收款机、税控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归到一个系统，以加强统一领导的时候，段想了想后只同意我来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组组长。而当时负责开发和生产的两位负责人都曾是我多年的部下，对此我十分郁闷。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上半年，税控机市场打不开，商业收款机市场做不大，我的进言无人听，四通前景日益暗谈，那是我在四通心情最为苦闷的一年。
决裂海南饭店
1995年5月2日，本来想好好休息一下，在家陪陪老婆。没成想段永基临时召集总裁办公会议，地点在四通自建的海南饭店。
会议从当天下午2：30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3点。主题是讨论和研究四通投资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这是一次冗长且令人伤感的会议，段永基主持，集团职能部门部长以上的干部都来了。段在会上提出来讨论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有解：老沈及集团财务公司连带担保产生的债务问题；储忠代表四通投资房地产留下的债务和砸在手里的土地、房产问题；集团投资医药行业的失败如何善后的问题；四通参与发起的对民生银行的投资此时投不投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问题，会上都没有人能拿出像样的办法来。其中很多事情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由于这些投资及其产生的问题大多是段永基一人决策的或由于他管理不善造成的，所以会议讨论中，有人难免将矛头指向了段永基，怪他决策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等，这让段永基很不愉快。
时间已到后半夜，人困马乏，大家无计可施。在副总裁郑洪如发言之后，段火了：“老郑你才是农民意识，你有什么权力指责我？我是总裁，对外投资我有权力决定。另外，你们也不要把我的智商估计得太低吧。”明明是自己把公司拖进这样的难解境地，不仅没有半点检讨，反而指责别人批评错了。此后没有人再发言讨不自在。
闷了好一会儿，段永基问大家还有没有要发言的，意思要散会了。这个时候，我忍不住了，这是我在四通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发言。
我站起来大声说道：“今天是5月2日，仍然是大家的休息时间，开了十二个多小时的会议，仍然没有结果。今天讨论的问题，有哪个是我们造成的？大家为什么还来开这个会？是来帮助你总裁解决公司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了这么长时间，有一点是明确的：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你老段和高层的几个人造成的，你们决定这些问题时没和大家商量，出事了你们也无人出来承担责任。今天大家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参加会议，不管说得对与错，你们都应该虚心听取，可是，开到最后，你却把每一个发言的人都申斥一遍。”
说到这里，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加大嗓门说道：“既然你自己说，你的智商比大家高，我们都是农民，我建议以后这种会不要再开了，你老段一个人做决定自己擦屁股就行了，用不着让我们陪绑，弄得大家都很难受。今后我也不准备参加这类的总裁办公会议了。”
在座所有的人都呆了，包括老段在内，想不到我会说出这样一番几乎与他决裂的话来。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么决绝。说完这些郁积已久的话，我感到无比痛快，尽管我知道自己在四通日子已经不多了。
把自己放到人才市场上
这次会议之后，我知道四通气数已尽，继续干下去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就开始琢磨着找一份新的工作。妻得知开会的情况，也劝我：在四通不干就不干吧，这样郁闷下去你会得病的。
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不快，一位在我手下工作多年的深通副总经理，也许嗅到点什么气味，或是受到什么人的点拨，开始收集我的材料，准备整我。
我得知此事，更觉得四通不值得待下去了。
正好从报纸上看到北京国展中心有一个人才招聘会，我就跟妻说：“明天星期天，咱们叫上司机，一块到人才市场看看去。”
堂堂四通的副总裁，主动把自己放到人才市场上，这在四通的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
我们一块来到国展，从上午9点一直找到11点，没发现什么合适的工作。妻不断向我推荐银行、房地产，包括联想等高薪职位，我都摇头，那都不是我心仪和可以一展身手的地方。我对爱人说：算了，看来找个合适的工作还不太容易。
就在这时，我们走到了展台的最后一排几乎是最后一个摊位，我看到深圳华为公司在招聘高层管理者。我对妻说：“这个可以考虑，要张表咱们填一下吧。”妻问：“一上午没看中一个，为什么要填这个？”我说：“两年前，我在深通工作时，他们曾经到深通加工过电路板，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企业。”
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个公司地处深圳，为什么还要到北京来招人呢？肯定是他们发展太快的缘故。一个发展很快的企业，做的又是方兴未艾的通信产业，需要的又是高层管理者，与我的职业追求相符，这个企业值得考虑。
填表时我就写了某公司副总裁，没敢写四通。说实话，有点怕被人知道而又走不成丢脸。填完表之后，我就回到了深圳，因为5月10日深通要在日本开董事会，我需要去准备一些材料。
回到深圳之后，几天没有消息。我是个急性子，觉得有必要实地考察一下华为，将来如果他们要我，我不至于稀里糊涂。另外也想验证一下我当时的判断是不是正确。
后来有人问我：“联想不是很好吗？当时为何没有考虑？”联想初期一直与四通毗邻而居，在中关村“两通（四通、信通）两海（科海、京海）”如日中天时，联想还排不上号。联想后来的成功，我以为得益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领导班子的稳定，二是产品方向的稳定。他们没有像四通那样连绵不断的权力斗争，瞎折腾，乱折腾；也没有像四通后来那样乱了方寸，什么都做。天下事，一心一意，踏踏实实，才能做出名堂来。联想的波澜不惊，以及他们在电脑领域的朴实耕耘，对我的好奇心和好胜心缺乏挑战，因此我宁可选择远在深圳的华为，选择完全不懂的通信领域，所以从来没有动过去近在旁边的联想的念头。
约见任正非
一天下班之后，我在宿舍里面给华为总裁办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秘书。我说我要见见你们任总。她问我是谁，找任总有什么事。我当时只说有事要谈，秘书便说任总很忙，不是什么人都见的，然后把电话挂了。我被气得不行，心想：堂堂四通副总裁居然遭到如此冷遇，任总也太狂了吧。憋了15分钟，又打电话过去，直接说：“请你转告任总，四通副总裁李玉琢求见。”她说你再说一遍，我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就放了电话。过了一会，一个电话打过来，那个秘书的口气变了许多，说：“任总说明天上午8点在深意大厦五楼见你。”
那时四通很有名，华为还没出名。我在华为干了几年后，有人告诉我，任总当时以为我是去和他谈四通与华为合作的事。
第二天，我直接去了任正非在深意大厦的办公室。任正非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气质不凡，高大魁梧，一米八左右，满脸络腮胡子，有些老相，但很威严。
穿着很朴素很随便，谈起话来滔滔不绝，经常会冒出一些你想不到的见解。
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四通副总裁，在深通公司担任总经理，你们曾在我那儿加工过电路板，我想来看看你们公司。”任正非也许是第一次见四通的副总裁，向我介绍一番华为的情况。当时在座陪同的是副总裁郭平。
听完以后，我问能不能去看看他们的企业，他立即安排郭平陪我到新能源大厦的研发中心参观。在新能源大厦四层的整个一层楼里，大概有三四百个工程技术人员，每人面前一台计算机在忙碌。我也算出过国、见过世面的人，这种壮大的开发场面还是令我非常震惊，因为当时四通虽然比华为名气大得多，但是全部的开发人员加起来也不过才百八十人，差得远。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正在工作的每个人都很认真，井然有序。我的第一判断就是这里的管理水平很高，员工的工作状态很好。
然后，郭平又带我去深圳二道关外的西乡生产基地。当时的西乡很落后，一栋六层大厂房，每层的面积至少有3000平方米，生产饱满，物料、生产设备、半成品、产成品摆得满满的。我是四通合资公司生产部长出身，看得出他们做的通讯设备工艺很像样子。
回来的路上，我内心已经对华为产生了好感，琢磨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顺理成章地表示希望到这里工作的愿望，毕竟我来的时候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
中午，郭平请我在南海大酒店吃饭。席间，郭平问了我一些四通的情况，我一一作答。我也谈了对华为的印象，然后试探道：“郭总，如果我到华为来，能干些什么呢？”郭平大概没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愣了一下，然后说：“这个事儿得由任总来决定。”
晚上吃饭时，估计郭平已经把我的话告诉了任正非，所以我更加直接地向任正非表达了到华为工作的意向：“看完你们公司之后，我非常震惊，公司发展不错，这个行业将来会有前途。我在四通干了八年，希望能到这儿做点什么。”
任正非听了没有马上表态，而是说：几天后我们在北京的香山开会，那时我们见一面。我事后判断，他对一个四通的副总裁突然要求加入华为也不敢太相信。
另外，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更不了解我是怎样一个人。他需要调查。几天后香山饭店见面，任正非正式邀请：我准备安排你把华为的一个子公司——莫贝克管起来，不知你是否接受？我倒不急了，说：最近几天我要到日本开董事会，15日回国后再定。
拒绝日本人的邀请
我把将要离开四通的决定只告诉了一个人——忘年交华贻芳。他当时是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的秘书长，办公地点在魏公村一带，离四通很近，我虽与他交往不多，却神交已久。他对民办、民营、民有企业的奔走推动和深入的理论探索令人尊敬。包括后来办《泰山通讯》，一直到70岁高龄仍保持一种昂扬的斗志和少有的激情。我佩服他的人品、能力和水平，更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我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商量。
华老听到我的决定后，对我离开四通加盟华为表示认可。他告诉我，他心里头最满意的人是万润南，万走之后他对四通并不看好。不过在公开场合他还是说四通的好话，四通毕竟曾经是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
5月10日，我们到日本开深通公司的董事会。去日本之前，段永基曾跟我说：
“李玉琢，这次会上你把深通公司总经理一职辞了吧，让别人去当，你回总部专心把这边的事情做好。”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而且这可能仅仅是第一步。
我立即提出：“我想，这次不仅把深通总经理辞了，我希望把我在四通所有的职位都辞了。”
老段当时还没想到我要离开四通，以为我的话只是一时的气话，忙说：“别，别，你把深通总经理职位辞了就行了，其他职务保留。”
董事会会议结束后，其他人离开会议室去休息，我和日方董事中入纯共同整理董事会决议。近八年来，南北索泰克和深通的每一次董事会的决议都由我俩起草。中入纯是日方董事、副总经理，我们合作了八年，从他的身上我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如他的敬业、他对业务的精通、他高超的谈判能力、他对中国国情的理解等。我们也有过无数次斗争，但我们一直合作很成功。
当天分手时我对中入纯说：“中入先生，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也是最后一次由我们俩整理了。”他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这次会议之后，我将离开四通。”
“啊！李先生，这么大的事情你真的想好了吗？”中入纯非常惊讶。
我说：“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在四通我该干的事都已经干了，该说的话也已经说完了，我已经尽到力量了，没什么再留恋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