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7年3月进入四通，到1995年5月离开，我在四通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声震海内外的企业整整奋斗了八年。
八年间，四通经历了数不清的起伏跌宕，其中很多重大事件直接影响和左右了四通的命运，甚至对中国企业界、经济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作为这个历史过程的亲历者之一，我感触良多。人生能有多少个八年？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八年都已经奉献给了四通，四通的一举一动、一起一落都牵动着我的神经，其间的人与事、艰辛与喜悦、成功与挫折、辉煌与落寞，无时不在影响着我后来的人生。
“官当到头了”
1986年底，我还在中国科学院计算中心担任研究一部主任。一天，中心党委书记老单电话通知我，前一段党委对我进行的一项“群众反映”调查，结论是“你没有错误”。
之所以对我进行调查，是因为在不久前的模范党员评选会上，有人认为我带领部下利用业余时间为商业部和石油管道局建机房，把挣来的钱给部下发奖金是错误的。当时我主管的技术条件处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时间是“四班三倒”，有比较多的休息时间。为了改善部下的微薄收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组织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出去赚点“外快”。而且为了避嫌，我一分钱没往兜里装。我自认为做得无可挑剔，心中十分坦荡。但没想到，却影响到我的模范党员评选。
一番好心却惹来一些人的“反映”，自尊心很受伤害。党委书记的电话，让我几天来一直揪着的心顿时释然。既然事情调查清楚了，那么顺理成章，我还应该是模范党员吧？
我问：“那我还是模范党员吗？”
党委书记老单的回答兜头给我一盆冷水：“不是了，评选已过去了。”
我争辩道：“我没有错误，却有人说我有错，使我耽误了模范党员的评选，这算不算诬蔑？”
老单答曰：“我们怎能不让人家提意见？”
随便的一个“意见”就可以否定一个人，调查清楚了还不改正，这是什么事？
我大怒，一声“胡说八道”之后，啪地一声摔了党委书记老单的电话。
我知道，我这个官当到头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以前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长期无所作为又无可解脱的苦恼此时都泛上心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未在政治上犯过错误。但我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却在那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年代，经常被一些人挑毛病，使我几次都差点遭遇所谓的“政治问题”。我的行事风格与僵硬的体制经常发生冲突，除了发奖金这样的事情，我甚至无法处分一个一个多月闹情绪不上班不称职的电工班长。
38岁的我两年前已经是一名正处级干部，在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农兵学员中算是职位最高的，后来办企业出名的万润南、柳传志当时都不如我官儿大。
初期，在新机房建设、013大型计算机搬迁，以及电工班民主选举等事情上也干得风生水起。但不久，问题来了。有人开始嫉妒，在妻的面前说风凉话：李玉琢凭什么当官？都是工农兵学员，他有什么了不起？妻也没客气：李玉琢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服气你也可以试试。后来就有人到领导那里反映所谓“情况”，什么技术条件处为食堂修冰箱要吃要喝（修好了冰箱之后食堂留他们吃了顿饭），什么带人出去做私活是“金钱至上”，什么电工班搞民主选举是“目无组织”，等等。本想有所作为，却不断尝到体制内的痛苦，不再干下去的念头一点点滋生起来。
一种强烈的直觉告诉我：我的个性不适合体制内。怎么办？人理应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后悔。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1987年初，心意彷徨的我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没想到计算中心领导竟批准了。
一句话引出的人生转折
1987年2月的一天，我从中央党校科学院分部上完课回家，在中关村下车，冷不丁听到一声招呼，抬头一看，原来是在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陈永长。
我们同一宿舍、同一机房多年。几个月前他突然辞职，下海去了四通。
闲聊中，他兴致勃勃地谈起四通正与日本三井物产谈判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的事情，我心里一动，就顺口说了一句：“你问问万润南，我到四通他要不要？”
两天之后，陈永长就传过话来：万润南约你一谈。这下我傻了，对陈永长说的话基本上是有口无心的一句随口之言，没想到竟惹来了“麻烦”。说实话，此时的我并没有做好放弃吃国家饭的准备，更没有真的加盟四通公司的念头。
万润南也是我在中科院计算中心的同事，1984年初下海在中关村创办四通公司。他67届清华毕业，在承德的一所铁路中学当过几年老师。在计算中心，曾做过我们这些工农兵学员的补课老师。为人谦和儒雅，大家很熟悉，但是对于他出去办公司这样的事，很多人不以为然。我也如此，认为下海办公司与“文化大革命”期间成立“造反团”类似，是“落草为寇”。
大丈夫一言既出，怎好反悔？只好跟好心的陈永长说：我考虑考虑行吗？
往下的事情充分说明，我是一个很传统但又不甘于现状的人。
在大约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为了此事我竟然越考虑越认真，出现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开始失眠了，一到后半夜两三点钟，就无缘无故醒来。
内心里的两个“我”不停地辩论着：
第一，在科学院这种体制下，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这一辈子可能做到什么份儿上？在科学院，“板凳能做十年冷”的学术钻研精神，我做不到，我自忖也不是当科学家的材料。那么做党务或行政——走仕途？以我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最高只能当到副所长、党委书记，绝对当不了所长——那是只有科学家才能担任的职务。即使有一天在科学院成为一个局长，那又怎么样呢？以我这样的个性，在这条路上又能走多远？这是我要的人生吗？
第二，如果我去了四通，人们会怎样看我？人家会不会说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假的，是口是心非？我一世的“名节”岂不毁于一旦？可另一方面，难道一个人完全是为舆论活着吗？一个人如果完全活在别人的舆论中，他还能做成什么事？难道一辈子就因为怕别人的议论与看法而委曲自己的一生吗？
第三，四通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垮掉？会不会发挥我的能力？如果四通并不理想，或者失败，我在计算中心的十年积累岂不前功尽弃，还可能让人耻笑。
但是我又想，一个人一辈子想做成点儿事怎么可能一点风险也没有？
辩论到最后，想到我的年龄：已经39岁了，再蹉跎几年，一辈子就过去了。难道我就甘心这样下去吗？显然不能！人生只有一次，与其窝窝囊囊、庸庸碌碌地活着，何不趁此年华拼搏一把，让生命按着自己的意志活一回？
此期间，我曾专门到中关村一条街上转过。一条普普通通的大街两旁，各类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出现了，炫目的招牌让人眼晕。一向清静的白颐路，变得热闹非凡，一向从容的中国人，此时个个行色匆匆。街边四通的电脑商店和电子元器件商店比其他店格外热闹，身着职业装的姑娘小伙们微笑着接待各样顾客，阳光而充满朝气。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人应有的精神面貌和工作状态，也是我应当投身而去的地方。我终于说服了自己。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我与妻子商量，她必须坚持在原来单位（计算中心）干下去，一旦我出了问题不至于全家饿肚子。
安排好之后，我却不好意思去找万润南。那时还很少听说一个堂堂的处长要“落草为寇”，下海经商。那时我多么希望万润南或陈永长来主动找我，这样我就可以很有面子地过去。毕竟还有点放不下架子。再说，也不知这半个月期间万润南是否变卦了？或者他本来也像我一样只不过那么随口一说，我贸然前去发现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岂不大为丢脸？因此我动员妻子去找万润南。
结婚这么多年，凡是家里遇到难办的事或者我不好意思出面的事情时，妻子总乐意帮忙，是个出色的“外交部长”。我说她脸皮较厚，她则认为我缺乏生活能力。她与我的历任“老板”——计算中心党委书记老单，四通的万润南、段永基，华为的任正非，利德华福的于波，金风科技的武钢、郭健都熟。由此你应该知道，一个自尊心过强的男人该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
妻子从四通回来后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万润南见面便说：小高，你们家李玉琢怎么还不来？来四通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我这里有做不完的事。”
原来万润南还在等着我。于是，我下定决心去见万润南——从此我的人生发生了转变。
万润南的豪言震动了我
见面地点是中关村菜市场旁边一幢灰白色小楼。如今那里已经高楼林立，了无痕迹。万润南的办公室在黑乎乎一楼走廊的尽头。1986年四通的销售额已经过亿元，报纸电视中都把四通称作改革开放中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但是四通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万润南的办公室顶多10平方米，灯光灰暗。当时的北京天气还有些冷，万润南热情地接待了忐忑不安的我。
许久未见的万润南穿着西服、打着领带，让我感觉到一点陌生和几分新鲜。
1987年之前，在中国的街头穿西服打领带的还极为稀少。后来知道，那个时候的四通就是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的四通员工都要穿西服、打领带，衬衫上还印有四通的徽标，看起来精神、职业、与众不同。万润南圆圆的笑脸和蔼可亲，很容易拉近与你的距离。
那次谈话，万润南有两句话打动了我。第一句是：“李玉琢，你是科学院计算中心少有的优秀管理干部之一。如果你能加盟四通，我非常欢迎。”这是捧我，但很受用。
万润南的第二句话让我更为震惊，他说：“四通将来要做中国的IBM。”
当时的IBM年收入达到500多亿美元，差不多与中国一年的进出口总额相当——那是蓝色巨人。这样一个起步不过三年的小公司居然挑战世界巨人，真让我目瞪口呆。震惊之余，更是佩服万润南的远大志向和超人勇气，觉得能与他这样一批人为伍是一种光荣。
“做中国的IBM”这句口号，不要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便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具有震撼人心的感召力量。
万润南“心”很大，他说：“中国的IBM是什么？就是世界的四通。”如果评选新中国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企业家，我想万润南一定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我的性格中一直有一种冲动：做有理想的事业，将“文化大革命”中耽误的十年抓紧补回来。后来，有人问我当年为什么加入四通而不是联想或其他公司，除了因为万润南在计算中心工作过，相互比较熟悉，彼此都有良好印象之外，他对未来的追求和豪迈的情怀无疑是把我拉进四通的关键所在。
我当即对万润南说：好吧，我来。不过要等我把计算中心的事情了结了，才能过来。
万润南说：我等你。
就这样，我一步从体制内跨向体制外，再未回头过。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对于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终究会走多远，我终究会成就些什么，一无所知。但人就是这样的奇怪，越未知的未来，越神秘的未来，越有一种吸引力。像在计算中心那里一眼可以看到头的地方，反而让人觉得乏味，没有希望。
再见，计算中心
读者在我后面的企业生涯中将会看到，也许是年轻时未曾实现的英雄情结，使我39岁时毅然放弃计算中心十年的积累，投入前途未卜的四通创业大潮。后来的每一次转折，也许都是这样的情结在引导着我，使我的人生像一层一层剥开的茧，不断蜕变。
离开计算中心，并没像想象的那样费太多的周折。党委书记老单不解地问我：“你在计算中心不是做得很好吗？为啥想起要辞职？”我说：“在计算中心我工作了十年，从创建开始。我想让自己开始一种新的活法。老单您也是从别处调来的，换换工作是正常现象吧？”老单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知道我的离开与工作的不开心有关，他也知道我可能是去四通，好心地对我说：“有些事情说不准，你算停薪留职吧。实在不行了再回来。”我谢过他，又去见了中心的其他几个领导，他们都对我的辞职表示惋惜。
消息传出，有人跟我说：“没想到你拿处长这样的官那么不当一回儿事。”
我一笑说：“没事。有一天想当了，我还可以回来。”
再见了，大学毕业后工作十年的计算中心。
忘不了刚参加工作时，计算中心上下同心建设计算机大楼的日日夜夜；忘不了计算中心在1981年就派我到日本接收计算机，让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忘不了每到周末同事们腾出宿舍让我们夫妻团圆的美好情谊；忘不了女儿出生后，计算中心给我们一家腾出七平方米的锅炉房值班室，让我们享受蜗居的温暖……还有，没走任何的关系，没送一分钱的礼，仅仅因为我的工作和人品，就提拔我当了处长，给了我三年发挥才能的机会。
感谢你，计算中心！
感谢你们，计算中心的领导和同事们。
前途未卜的四通，为了你，我舍弃了之前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