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到的十多个人，有的是原政治训练部的，如朱代杰、杨伯凯，有的是新来的，如孙炳文、郭沫若、季方、李德谟、江董琴等。除孙炳文和季方是邓演达的旧相识之外，其他都是近几天在政治部改组后新认识的。他对郭沫若特别尊重，商量每一件事时，他都客气地问：“沫若同志意见怎样？”
当大家犹豫不决或激烈争论的时候，他便偏着头、梗着脖子沉吟思索，这也便是他要下决心了：“就这样办吧！”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在广州的东较场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阅兵典礼。
誓师典礼在充满各色各样乐观的气氛中准备好了。原定７月７日举行，临时改变了，推后两天。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许多人感到莫名其妙。
７日晚上，总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又在邓演这家里碰头，商量工作，互相问及誓师典礼改期的原因。
“原来搭的誓师典礼的主席台把方向弄错了，现在要重新搭建，不得不改期。”
邓演达透露出改期的缘由。
“怎么是方向弄错了呢？”人们还是有些不明白。
“原来所搭的主席台是向东的。”邓演达解释道。
“现在新搭的台子要朝哪个方向？”仍有人刨根问底。
“朝南！”邓演达口答。
“啊，面南——南面称孤呀！”大家顿时明白了。邓演达跟着大家苦笑了一阵子。
戴上总司令的金冠
在国内，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去苏联学习的蒋介石已大权在握。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人是书呆子，苏俄顾问不过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小谋士而已。然而，他暂时还离不开这些共产党人和蓝眼睛黄头发的顾问们。北伐开始的时候，他是既自信又不自信，时时祈祷上苍：保佑北伐节节胜利，以便走上权力的最终顶峰。
国民革命军要在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出后，黄埔军校门庭若市。
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都把这个誓师典礼视为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隆重典礼。当时湖南的战事很吃紧，赵恒惕、吴佩孚联军南下，唐生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连战皆败，丢了长沙，败退到湘南各县待援，请国民政府派兵增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乞援的使节，络绎不绝。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蒋介石慢腾腾地不发一兵，不输一弹，聚精会神地选择黄道吉日，筹备举行誓师典礼。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蒋介石站起来，慢吞吞地拿起话筒。
打电话的是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他已找过蒋介石几次了，但都被蒋介石借口“团结力量”、“巩固后方”、“筹措军饷”为由，拒绝了增援，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
“蒋总司令……湖南危在旦夕，请你及早派兵……”
蒋介石平静地回答：“誓师是个大典，汤武革命，莫不誓师，没有誓师就动兵员那是轻举妄动。再就湖南战事说，也应该给唐孟潇（生智）一个锻炼的机会，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湖南的局势还没有那样严重。”
刘文岛抑住了怒气问道：“誓师典礼，可否提前举行？”
“誓师典礼是关系全局，不能因为湖南一个局部的情况有所改变。”
刘文岛无奈，悻悻放下电话。
蒋介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京剧唱片，摇足了弦，坐在椅子上，边听边想着心事。
事实上，他迟迟不发兵援湘，主要是他派到奉天与张作霖勾结的代表，同张作霖还没达成谅解；派到南京与孙传芳勾结的代表，还在讨价还价中。他也深知唐生智是一个自命不凡，野心很大的人，如果不使其几经危难，折去锋芒，将来不好驾驭。至于誓师典礼，蒋介石也确视为树立威信，巩固权力必不可少的象征。
留声机的弦跑完了，《空城计》的拖腔变得牛嚎一般。陈洁如闻声出来关了唱机。
蒋介石闭上了眼睛。陈洁如以为他睡了，诧异地抚摩着自己的肚子，斜眼向蒋介石瞥了一下，不断地微笑着。她小心翼翼地不让她漂亮的皮拖鞋发出声音来，一面把两手伸到身后，一步一步地向她的丈夫走去。她那因怀孕而丰满的胸脯，在绸缎的衬衣下面高高地耸起，胸脯上面是一串绿宝石一般的项圈。蒋介石拉过她的手抚摩着，呢喃着说：
“不知是生男还是生女……”
陈洁如得意洋洋地弯下腰，很快在蒋介石额头吻了一下。但她立刻吃惊地向后一退，因为蒋介石怒冲冲地跳了起来。
“这是办公室，你怎么能……”
陈洁如望一望门口的卫士，羞愧难当地逃回卧室去了。
蒋介石整整胸前的衣服，用手绢的一角小心地揩净嘴唇。他召来侍从秘书问：
“监誓和授印仪节的人考虑好没有？”
秘书回答：“拟请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分别担任。”
“这样不够隆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秘书。他以为谭延不过是北洋政府的一个督军，他属下的一个军长；张静江虽说是结拜兄长，他既无功业，又无学问，不过是一个富翁而已。他要选择一个地位很高，名声很大，相当于孙中山那样而又不会与他自己有权力地位之争的人。
秘书笑笑，心想这样的人哪有？
“有！”蒋介石喊道，薄薄的嘴唇和威严的下颚动了动。“不得已而思其次。让吴稚晖来！”
吴稚晖自被北京政府通缉以后，一直蛰居上海，以写作为生。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是孙中山的朋友，在北大教书多年，学术地位与蔡元培、陈独秀齐名。也算是门生满天下，又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名声清廉，而且发誓不做官的。蒋介石决定请他来广东担任监督与授印的角色。
７月９日上午１０时，正是烈日当空，热气熏人。广州北较场上搭了个很宽敞高大的将台，台上挂着金碧辉煌的装饰物和五颜六色的旗帜，坐着政府要人。台下站满了脖子上冒汗的士兵。
吴铁城拿着传声筒去担任司仪。
蒋介石身穿草绿色毛呢军服，手戴洁白的细纱手套，全副武装，腰配短剑，还佩上长指挥刀。蒋介石宣誓后，从容地站在一旁，等待着。吴稚晖缓步走过来，把一个红绸布包着的锡印放在蒋介石手中，向他点点头，又握了握手，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誓师那天，广州各界五万多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东较场。从主席台望去，旌旗翻动，人呼马啸，煞是壮观。蒋介石故意等誓师队伍都到齐了，才坐着小汽车驾到，登上高高的誓师台，向群众讲话：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介石慷慨激昂，可惜广东群众不懂他的话，只好由邓演达帮他翻译。
１９２６年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图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上左）在誓师大会上。
誓师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主席致词以后，由总司令讲话。接着由妇女部长何香凝说话。她站起来，劈头一句就说：“革命者不成功便成仁。”座中文武官员都凝视着她。“廖先生成仁了，他是为着革命成仁了，……”
说到这里，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全场肃然。
几个躲在角落里的右派人物开始掩着嘴，窃窃私语道：“瞧，廖夫人有会必演讲，演讲必讲廖仲恺，讲廖仲恺必哭，哭必喝汽水……
坐在何香凝旁边的邓演达，招呼她坐下。
晚上，总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在邓演达家里碰头，谈到何香凝的痛哭和这次的北伐。
恽代英也来了。他听了右派编派的取笑何香凝的顺口溜，喃喃道：“廖先生和蒋校长是共同创办黄埔军校的，为黄埔立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廖先生是为了这而遭人妒忌的，他为了这死于反革命派的手中。”
邓演达也感叹道：“廖先生经营黄埔军校，苦心孤诣，任劳任怨，后来受到右派的攻击，并且遇刺身殉。这自然是革命的巨大损失，而党内也失去了把舵的人。
许多超越常规的恶劣事件连续发生。现在提出北伐，可以使党内的意见集中到这一点上。今天廖夫人的痛哭，是有深长的意义和难言的隐痛的。”
坐在一旁的郭沫若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许多年过去了，恽代英那质朴机敏、短小精悍的风度，带着破嗓子的有力量的声音；邓演达那血气方刚、经验丰富、思维缜密而迅速，一说话好叉腰，斜着肩膀、梗着脖子的样子，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
“沫若同志，”邓演达一声唤，把沉思的郭沫若惊回现实。“为了你的工作方便，在宣传科长的职务之外，再给你一个行营秘书长的头衔，再破格设一位副科长来辅佐你。”
郭沫若点头称是，心里明白：这是他怕我嫌官卑职小和经验不够。其实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冒险的高攀……
“一正压三邪”
蒋介石就任总司令以后，任命了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未到职），后改为邓演达。又任命邵元冲为总代表——总之，蒋介石的手法是用一个右派看住一个左派，再用一个左派来限制右派。蒋先云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参谋处副处长。
蒋介石正在司令部专心研究军事地图。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蒋介石轻声唱着，翻动着那幅好像洋铁皮一般瑟瑟发响的地图。这是苏联顾问精心绘制的。蒋介石用红蓝铅笔修改过，他特别把倾向直系的各部队图形外面加了一道框，又把“红胡子”活动地区点成了麻子坑。他自己的号称二十万人马画成了好几个很大的鲜红的椭圆形，它们前面的箭头直指向敌人。这对被召集到这里来的指挥员们说，是有很大的心理影响的。
“你们看，”蒋介石常常指着地图说，“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吴佩孚他们又怎么样！我是一正压三邪！”
指挥员们播着后脑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的‘介’字是个正人字，底下还有两根支柱，那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张作霖的‘作’字，吴佩率的‘佩’字，孙传芳的‘传’字，都是一个邪人字，这是气数注定，非人力所能挽救也！”
指挥员们被蒋介石的奇特解释，惊得目瞪口呆。
站在窗边的蒋先云，小心地注视着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在他光闪闪的黑眼睛里，显示着某种担忧的复杂情感。手枪走火事件和继续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使他有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他在共产党人中有些孤立。尽管他文武双全，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能完全识破蒋介石也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他对蒋介石说的话也是开诚布公：
“校长，我不希望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分道扬镳。”
“正是这样！”指挥员们走了以后，蒋介石坐下，和蒋先云谈起来。“所以，上次事件（指中山舰事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应自请从严处分。我要杀共产党人等于自杀！”
蒋先云有些惊异，问：“校长对我有什么指示？”
“此次北伐，你继续留在我身边，当我的侍从参谋。”
“北伐胜利后，我想离开。”
“不要离开，你是我的好学生，我会重用你。你以后可以到军校当中将教育长。”蒋介石很少会将自己的安排说得这样详细，他肯定是经过一番认真考虑的。
“我知道你有委屈（蒋先云曾因手枪走火，险些伤人受到共产党内处分），你是共产党员，又受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其实你完全可以解脱，脱离ＣＰ组织。”
蒋先云警惕起来，用固执的目光瞪着蒋介石：“这不行。别的可以牺牲，但共产党籍不能牺牲。”
“我不勉强你。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其实，我对你们共产党的才能也是十分敬佩的。”蒋介石摩挲着头顶，回忆着说，“我们党要是有个周恩来，肯定会无往而不胜，可我发现他心神不定，和我的关系渐渐疏远，他和我还是同乡嘛。加伦将军我也很佩服，他能让那些一辈子没有动窝的将领亲自到前线去。谭延就是这么一位。可是只要加伦说一声，谭延应该到前线去，老头子就立刻出发了。”
蒋介石很少有这样开心议论别人的时候。
“你要以你的威信去游说共产党的领导人。”蒋介石敛起笑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稿，递给蒋先云，“当然，我也要影响他们。这份文告你看看，如无疑问，请即日发布出去。”
下面是这篇文告的全文：
（蒋）校长留别全体官长学生书
本校全体官长学生各同志钧鉴：本校长受党与政府之委托，督师北伐，所倦倦不能忘者，以我全校官长学生为最。临别赠言，血诚所寄。凡我同志，幸各谛听。革命成功之最大要素，为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集合一切革命势力。
是故本校校训，为亲爱精诚。本党使命为谋全民革命，而必植基于农夫、工人，且与共产党合作。我全体官长学生，宜相亲相爱，宜团结一致，宜共同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工作。共产党同志不得怀疑批评三民主义，国民党同志亦不得稍有排斥共产党同志态度。本校长向以革命为前提，前次提出整理党务案，及要求我同学各保持纯粹之党籍，皆仅考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方法，并非怀疑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之原则。无论其退出ＣＰ，而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之ＣＰ分子，本校长皆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各同学亦切勿稍有歧视。既为同学，又同致力于革命，即宜互相亲爱，共泯猜疑。彼反革命者，以讨赤为名，不独仇视ＣＰ，凡国民党稍努力之同志，即概诬为ＣＰ，或加以卖党之罪。此种态度，我同学不宜效之，其秘密之小组织，与任何小团体，皆宜悬为厉禁，视为亲爱精诚之大敌。近来部队中有仇视政治工作人员者，即为陷入反革命之渐。各官长宜于暇时研究政治经济，各学生亦十分重视政治教育，方不负本校军事政治并重之旨，且可充分明了主义，成为真正革命军人。
至服从命令，信守纪律，尤为军人必守之天经地义。本校长出征以后，校长职务，已委任方教育长代拆代行。各官长学生务一致服从方教育长之命令，与服从本校长之命令无异。黄埔今日已为革命之中心，一方为全国人民所瞩望，一方为帝国主义者所嫉视。惟有以大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志气，辅以谨慎戒惧之心理，廉洁高尚之美风，确信革命系为劳苦群众谋解放，而非为个人争功名富贵。故大群之团结必须坚固，小己之自由独立，皆在于是。前方之胜利，悉系于后方之巩固，而本校尤为革命之根本，我全体官长学生其共勉之。中正敬启，（民国）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不久，蒋介石率师出征。
在广州车站，蒋介石乘坐的那节花车已挂在列车上。蒋介石带着十岁的蒋纬国，在车前和送行的人们照相。张静江坐在轮椅上，围着张静江站立的有吴稚晖、鲍罗廷和蒋氏夫妇。当时天气正值酷暑，陈洁如穿了一身带花的旗袍，双袖及肘，露出修长的手臂。（台湾新闻局出版的《蒋总统画报》曾刊出这张照片，可是照片上的陈洁如已经消失，仅剩下半个袖子。）邓演达对前途忧心忡忡
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向北进展，不久就到了衡阳。城里的商人一见穿军装的就害怕，所以起初也害怕国民革命军。而后来，弄清了广州人不抢劫，就开着店铺并营业到深夜。听他们说，在吴佩孚或孙传芳统治时期，一打仗，店铺只是白天开；等战线临近城镇、有许多士兵过路时，店铺就紧紧锁门恭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