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世同居共财的大家庭都难以长久存在下去，最终都要解体为若干小家庭。导致大家庭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赋役制度的压迫，因为户高丁多的家庭税役多，为了降低户等必须分散人口和财产，从而导致了这种家庭也像一般家庭那样分家析产。同时，儒家的伦理教化又在阻止着分家析产，因为按伦理要求，父母、祖父母在世时不分谓之孝，去世后仍不分谓之悌，但多数人做不到，结果便形成了暂时不分与最终析分的运行变化过程，并且因此决定了大家庭的不长久，决定了“三代五口”之家的标准规模和结构是这种大家庭的最终归宿。这是问题的一种解释，但只是家庭外部原因的解释；从家庭内部追究决定这种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原因，可能在于供养的需要与供养能力的限制之间的平衡，一般家庭的田产只能供养5口人（详后），人多了养不起，人少了又不能履行“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的家庭职能，上卡下限，便在“三代五口”处找到了平衡支撑点，也决定了大家庭只是一种临时状态。
4.婚姻的新趋向
家庭史的研究最初是从研究婚姻史入手的。学术界对婚姻家庭史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重要的著作有王亚南的《人类婚姻史》、吕诚之的《中国婚姻制度史》和陈顾远的《中国古代婚姻史》，近年出版的有张树栋、李秀领的《中国婚姻家庭的嬗变》、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董家遵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和伊沛霞的《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有关的著作还有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专门论述宋元时期婚姻史的著作有张邦炜《宋代婚姻与社会》，篇幅虽小，却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宋代婚姻与社会的论著，对唐宋之际的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和婚姻观念的重要变化进行深入的考察，纠正了一些传统的不符合实际的认识。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第八章专门讨论了宋代的婚姻家庭法，包括结婚、离婚、守节、改嫁，特别指出宋代妇女的离婚权扩大了，而且结婚也强调两厢情愿，离婚注重义绝。
较早的涉及宋代婚姻习俗的论文当属徐规先生1945年完成的硕士论文《宋代妇女的地位》（后收入《仰素集》），论文的第二章专门考察了宋代妇女的婚姻问题。近年来方建新《宋代婚姻礼俗考述》一文对宋代婚姻礼俗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两宋的婚姻礼仪大都由纳采、纳币、亲迎三个过程组成，每一过程又有很多具体仪式。朱瑞熙《宋代的婚姻礼仪》一文也对宋代的婚姻礼仪作了详细介绍。刘春迎认为北宋东京婚俗呈现出观念更新、程序简化、礼仪变化等特点。郝美田和刘德谦也对此进行了探讨，指出了这一点。
唐宋之际是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的转型期，有关论著注意到了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些新趋向：从重门第到重个人，重名望到重聘财，以及贞节观的加强。陈东原前揭书最早指出了“唐初重门第与贫女之难嫁”的现象；陈鹏前揭书也对“唐宋之门第婚”进行了探讨；张邦炜从民间、宰辅、后妃、公主、宗室五个方面比较了唐宋两代人们在选择配偶的标准上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指出唐代“婚姻必由谱系”，而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认为这是宋代婚姻制度的一大特色，堪称中国封建婚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变化。朱瑞熙《宋代社会风尚》一文认为宋代人们在婚姻上，把乡贯、族望放在次要地位，而更加重视对方及其家族的官职或钱财。方建新《宋代婚姻论财》则揭示了宋代社会在婚姻问题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倾向，那就是“不顾门户，直求资财”，说明人们的婚姻观念有了明显的转变，并考察了宋代盛行婚姻论财的情况、特点及其产生的原因。这种议婚先论财的风尚对宋代社会的影响极深，出现了内多怨女，外多旷夫的情况，并带来童婚、早婚以及“养妇”等社会流弊。张邦炜在前揭书中还论述了宋代“榜下择婿”之风，明确指出这是宋人不尚阀阅重官爵、贵人物的表现。《中华文明史》第六卷（宋辽金）、第七卷（元代）注意到了两宋与辽金元的不同，三个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大致相近，而且与汉民族相互影响；特别是元朝，这种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形成了社会生活的突出特点。比如蒙古人的收继婚、多妻制影响到了汉人，但是蒙古人的婚礼则努力仿照朱熹所制定的有关礼仪。
臧健指出由儒家文化渗透而演化出的民间风俗家规家法，已成为宋代民间传统意识与道德观念和习惯势力，束缚着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妇女，守节被认为是妇女做人最重要的事，但与明清妇女相比，她们还是自由的。张邦炜不同意宋代“礼教束缚加强，妇女地位下降”的传统观念，在前揭书中指出，这一观念与历史事实不符，宋代妇女改嫁者仍然较多，守节者依然较少。支持此观点者有唐代剑，认为在理学兴盛的年代，出现妇女再嫁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在妇女生活史上具有典型性、特殊性及历史进步意义，尽管理学家们提倡贞节观念，崇尚封建伦理道德，但始终未能扭转逐步形成的妇女再嫁之风。吴旭霞也指出，正是由于宋人的贞淫观比较宽泛，才引起理学家们的重视，呼吁纯正风气。
5.家庭的养育功能和丧葬习俗
高世瑜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辟有生育篇，专门讨论了避孕、堕胎和溺婴的问题。张树栋、李秀领前揭书和宋兆麟《中国生育信仰》一书，也都涉及有关生育、胎教和溺婴的内容。
两宋时期的生育问题研究焦点是宋“生子不举”或者叫做“溺婴”的现象。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有陈广胜《宋代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及其原因》一文，文章考察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后果和政府的措施，认为原因有四：其一，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增长速度（北宋的时候已经达到1亿），不能保证维持必需的生活资料供给；其二，政府对农民的超强剥削，丁赋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其三，由于家产继承，诸子平分，富裕家庭为了对付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防止经济地位下降，不得已采取这种消极的办法；其四，宋代盛行厚嫁之风，加剧了不举子风俗的形成。多子多福思想的动摇和生子不育风俗的盛行，增加了刑事诉讼案件，败坏了社会伦理道德，虽然政府采取了颁布养胎法、养子法，设举子仓、举子田，严禁杀婴的措施，却禁而不止。
臧健指出这种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生育习俗广泛存在于两宋的农村地区，是用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完全出于贫苦农民的自发行为，指出“生子不举”是对无节制生育的自我报复，结果导致了男女比例失调，出现了买卖妇女和早婚现象，同时对妇女身心健康带来极大影响。同类文章还有刘汀水的《宋时福建“生子多不举”原因何在》。刘静员所著《不举子：宋人的生育问题》一书，全面探讨了“地狱中的母亲——损子坏胎的报应传说”、“产育之难——妇产妇学的局限与支持”、“杀子成风——经济性理由的探讨”、“前生今世——亲子之结缘”等问题。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一文则独辟蹊径，探讨了江浙民间采用的生育控制手段（堕胎、避孕与绝育）分为药物方法和非药物方法两种，对各种方法的具体内容及使用情况逐一进行考察，对这些方法在民间的传播途径进行了分析，认为两宋时期江浙地区在生育控制方法的多样性和有效性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些方法已经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家庭教育，把家庭的兴盛寄托在子孙身上。古代学校与社会的教育极不发达，古人对家庭的依赖性强，几千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家教经验。马镛的《中国家庭教育史》是第一部较系统地总结中国家教发展史的著作，指出唐代的教子诗中并不掩饰人们求富贵的渴望，积极鼓励子弟读书进取，反映了科举制度下的社会价值趋向和心态。此外，胎教走上与医学相结合的道路，也是一个新特点。宋代家教处于繁荣时期，兴文教、抑武事，使读书受到特殊的尊重，教子读书做官被视为振兴门户的必经之路，家庭教育由此兴盛起来。毕诚的《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一书也认为隋唐科举制的推行，刺激了广大庶族地主和少数平民之家的读书兴趣，使得家庭教育越来越与科举考试紧密结合在一起，“望子成龙”成为家庭教育的动机和目的。两宋时期特别注重文化与教育，自皇室宗亲贵族阶级至官僚阶级和广大平民之家，都把家庭教育作为政治活动和家庭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还有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一书，注意到了两宋时期家教的产生、演变、基本内容与社会的关系。
关于丧葬习俗问题，通论性的著作有张捷夫的《中国丧葬史》、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和徐吉军、贺云翱所著《中国丧葬礼俗》等。徐苹芳较早考察了两宋时期火葬盛行的原因，徐吉军《中国丧葬史》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火葬最为盛行的时期，这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带来的重大变化，使得儒家传统的“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发生动摇，火葬风气盛行，开创了元明清三代的火葬习俗，也成为现代中国火葬的先河。朱瑞熙认为宋代薄葬蔚为风气，火葬颇为流行，主要是受佛教的影响；张邦炜则指出火葬习俗的形成与信仰佛教并无必然联系，关键原因在于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尖锐，死人与活人争地的问题突出；两宋时期避回煞、烧纸钱、看风水、做道场等陋俗泛滥成灾，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
宋三平指出，宋代墓祭习俗十分盛行，是这个时期家族组织“收族”的主要手段。宋代墓祭的物质基础是墓田，封建家族置办这一族产，用来支付祭祖及与祭祖有关的各项活动费用。墓田成为合族祭祖、从精神上结合族人的物质基础。邢铁从田产所有权的角度对墓田进行了研究，认为墓田是古老的同族共财同亲观念的体现，宗法和国法的规定使之成了最牢固的家族共有财产。
6.唐中叶以后家庭生计的变化
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土地赋役制度、工商业和租佃剥削。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共同特征，是着眼于社会化的而不是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即使租佃剥削，也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经济关系，进入不了个体小家庭的内部。因此，最近王利华专门提出要进行农家经济史的研究，并提出了“农民家庭生计”的概念，按王利华的诠释，所谓“农民家庭生计”是一个贯穿于农民家庭的经济生产、婚姻生育、抚幼养老、教育娱乐、神祖祭祀、社会交际以及医疗保健等几乎所有生活方面的综合体系。其内容构成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一是基本的物质设备和条件，如田地、房屋、生产生活用具、衣食及其他消费资料；二是基本的生产与生活技能和经验知识；三是日常生产生活的全部制度性和习惯性的安排。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设想。具体到唐宋时期，在考察家庭生计内容的同时，考察唐中叶前后家庭生计诸方面的转折变化也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