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入世推动市场体制的全面深入，社会上这一要求会更加突出，表现在新闻报道的改革将在“三公”原则指导下，在“速度、深度、广度”三个层面上展开，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速度提升。
新闻报道首先解决获知性，速度竞争是传媒竞争的目几分钟后就迅速反应，现场直播战场实况，不断地滚动播出最新动向，《关注伊拉克战争》特别报道长达32天数百小时。整个战争期间，央视史无前例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派出自己的战地记者亲赴前线，中国观众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战地记者传回的战事报道，而不是仅仅依靠西方大国媒体，保证了多种声音的表达，保证人们从更多角度看待一场战争，认识事件真相。
题材拓宽。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需要的决策参考信息是多方面的。由于切身利益的相关性，人们必然要求新闻报道突破以往的许多题材禁区，特别是在重大的时政、经济、社会信息等方面。当然，这一过程将是渐进的，当前可能以财经信息、社会信息（包括负面信息）为主要突破口，逐渐过渡到最敏感的重大时政信息。实际上，按照现代法制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公开主要就是“保障公民有向政府索取有关信息的权利”，这就包含了政府向公众公开信息的义务，包含了媒介向政府索取和向公众公开政务信息的当然权利。世贸组织成员国必须遵守“透明度原则”，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将加速向法制化政府，向信息、决策透明化政府转变，对政府而言“公开问题已经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这对新闻媒介报道题材的开拓既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另一方面，入世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步伐，国际国内市场贯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中国企业参与的都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争夺，社会群体特别是企业决策对国际新闻报道的速度、范围、数量、深度都将提出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这是媒介必须意识到的。
理念更新。
媒介报道的任何革新和发展最终都必须围绕两个基本要求：一方面在总体上要让受众更真实、更及时、更深刻地了解社会最新变动；另一方面又要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受众的信息需求，在方式上符合其信息接受习惯和信息理解力。
从革命战争年代到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社会信息需要的多元和深入更为凸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闻媒介报道的方式和题材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过程。在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全面深入的过程中，中国媒介在报道理念上既要改变计划经济年代习惯的图解、印证政策的观念，又要改变市场经济初期单纯的信息报道理念，转而适应受众对日趋复杂的社会事物的解释要求，从不同定位和不同群体的信息需求和理解力出发，从以往的印证报道走向深入解读。
模式转换。
新闻在本质上是一种事实新近变动的信息，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趋利避害的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然而，获取信息并不等于对信息的理解。最初，新闻媒介一般只强调信息的传递，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客观报道的形式把事实变动传递给受众。但社会变革进程的深入使社会事务日趋复杂多样，人们不仅要获知信息而且要理解信息，确切地说是要清楚地理解事实的含义，理解事实变动的原因、影响、趋势，从而为自己的决策奠定更全面、准确的基础。这样，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实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获知性的信息，这类信息与受众自身利益相关性不大，或虽然直接相关但受众只需要了解基本要素即可决策（如天气预报），纯信息报道模式就能完全满足受众需要；一类是事关重大、与受众直接利益相关但背景复杂、联系广泛的信息，纯信息报道模式不能满足需要，媒介报道必须将其放在纵横交错、更为广阔的环境下加以深入解析，才能为受众决策提供参考。因此当前媒介报道中同时并存着三种报道模式，除了人们较为熟悉的陈述性的信息模式、故事模式之外，突出解释、分析的意义模式今后将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报刊等平面媒体中会更加明显）。
新一轮改革的特点
支配过去20多年改革的力量仍会体现在新一轮改革中，但在这场中国新闻媒介的世纪变革中，将会逐渐显示出更深层次的变化。
公民概念引入媒介受众观。
任何时候，媒介受众观的衍生变化都会伴随媒介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又互为因果。当代中国新闻媒介变革的每一步在一定意义上都将取决于媒介受众观的革新变化。
在新一轮改革中，中国新闻媒介既要逐步改变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把受众单纯当作被教育者、被指导者的受众观，又要防止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滑向另一个极端——只把受众看作带来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消费者，正确的改革方向是必须适应中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的全面确立，转而逐步树立媒介的公民观。
受众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只是表明他作为媒介信息接受者的特性。他的权利和自由及其范围和享有的程度，必须基于他的身份定位。公民，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更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是基于维护个人权利和人民民主原则的现代宪政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公民”意味着他取得了与国家、政府相平等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有维护公民基本自由与权利的义务，公民也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国家秩序。“公民的权利就是国家的义务，国家的权利就是公民的义务”。
把公民概念引入媒介受众观（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把受众当作公民以维护公民权为媒介责任和运营基础，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和市场经济内在运作机制在媒介观上的反映，也是对媒介的必然要求。受众观的转化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媒介在编辑方针、内容特点、风格定位、运作模式和操作方法上的变化，并由此进一步决定媒介的发展方向和它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公民知情权和话语权是媒介内容改革的核心课题。
在媒介内容改革中核心思想主要是维护公民公共信息知情权，同时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机制。
知情权又称获知权、知晓权、知悉权、知的权利，是指公民获取有关社会公共领域信息或与本人相关的个人信息的权利，包括政治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社会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如出生情况、亲生父母等）。
从政治意义上说，公民知情权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标志之一，对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带有“前置性”。只有拥有知情权，群众参与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才有实质意义。
从经济角度上看，如果要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和财产制度，那么，我们的建设就应从确立‘公共信息’现代产权制度开始”，拿著名经济学家斯蒂克利茨的话来说就是，“公众已通过赋税等方式支付了政府信息收集所耗费的成本，因此这些信息不应成为政府官员的私家收藏，而是应该为公众所普遍享有，这和政府的桌椅及建筑设施以及其他固定资产为公众所有是完全相同的”。
维护公民知情权是政府取信于民的基础，保障公民知情权是政府的当然义务。
在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正在加速向法制化政府、责任化政府、透明化政府转变，政府公开行政的力度逐渐加大，这必然意味着包括政府决策信息在内的社会公共信息的透明度的加大。
在我国，目前来看，知情权的突破集中在政府公务信息（时政要闻）、重大情况的披露（包括重大人事变动、重大案件、重大事故等），不同意见的表达，强化新闻监督等方面。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陆续做出加大信息透明度的表示或举措：据《新闻周刊》刊载的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的专访，我国首部《政务信息公开条例（草案）》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已经完成；据《农民日报》2003年5月12日报道，广东汕头颁布《汕头市政务信息公开规定》，规定百姓有权要求政府公开行政，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除了应主动向社会公开其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过程之外，还得公布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的行政执法事项，本地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及其他依法应当向社会公开的涉及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的政务信息；《组织人事报》2003年5月15日报道，在乌鲁木齐人大审议通过的《乌鲁木齐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中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此法开我国舆论监督获立法权的先例；上海等不少地方政府和公务机关都陆续实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面向公众公开披露信息；2003年4月湖南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湖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规定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建议，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政会听取意见和建议，省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应根据需要，通过召开座谈会、听证会等形式，直接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据《工人日报》2003年12月31日报道，深圳人民检察院在起草《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时，提出“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2004年1月，上海市在全国省级政府中率先制定政府信息公开规章，《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在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04年5月1日起实行。
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知情权建设的深入将对新闻媒介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的拓展提供历史性的机遇。但其中挑战和矛盾也是现实的，如地方保护主义的干预、保密立法和信息透明立法的矛盾等，这将有待于政治改革的继续深入（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公民合法权利的行使与保障不仅需要知情权，同时也需要合理的“话语权”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保障自身的权益，对媒体内容而言，就应当按照市场经济公平平等的原则，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表达机制。
转轨与转型同步的中国社会改革利益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社会结构群体多元导致利益的多元；同时体制改革过程中城乡二元化的分割、不同所有制的差别、政府职能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现阶段的利益冲突。“现在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社会结构和利益明显分化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往往是不一致的，甚至有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而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各种利益诉求的表达将会成为一种常规性的社会现象。由此提出的对社会的挑战是，社会的制度和结构能不能容纳这种利益表达，以及如何为这种利益表达设立相应的制度安排”。
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平稳推进改革，就必须建立不同利益群体的公平表达机制，特别是要借助于新闻媒体搭建的意见平台，设置社会冲突的疏导机制，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对于新兴的社会强势群体还是在改革中暂时居于弱势的群体，都能给予公平的表达机会。
社会改革26年已经催生了一个包括“民营企业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内的新兴的社会阶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个阶层从社会边缘渐渐走向中心，这些阶层中的很多人往往站在时代前列且具备良好的个人能力和创造性，逐渐成长为社会强势群体。与之社会地位的崛起相应，他们利益诉求的声音在媒介上也日益普遍，从媒体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自己的鼓与呼中可见一斑，从为白领服务的报刊欣欣向荣中可见一斑，2004年1月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推出《民营经济报》更可以看作为这个阶层搭建的平台。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社会群体承担了较多的改革成本，甚至滑向社会边缘，成为弱势群体。而与强势群体“话语权”的增强相反，弱势群体追求和捍卫自身利益的声音在媒体的表达是不够充分的。按社会学家的解释，“弱势群体是指创造财富、聚敛财富能力较弱，就业竞争能力、基本生活能力较差的人”。在商业化运作和有效发行等广告效应的“引导”下，不少媒体平台有意无意地倾斜了，倒向了对广告商最有吸引力、消费能力突出的强势群体，而收入低、消费能力差或消费潜力缺乏的群体（如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老人等）则常常沦为被媒体忽略的对象。“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
弱势是一种属性，指没有权力和权威，但并不意味人数或数量的弱势，如农民至今仍占我国人口60％以上，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保守估计，中国的弱势群体在1.4亿-1.8亿之间，占总人口的11％～14％。如果这部分人长期处于缺乏话语空间的境地，这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是极为不利的。没有给不同利益群体以平等表达空间，对媒体捍卫公共利益的社会责任而言，这是失职；对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和持续深入的改革而言，这种表达平台的“倾斜”会埋下冲突的种子。
进入2003年，有几件事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