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美文论不同，中国文论尤其重视实际批评，不尚空论。这种独特的阐释方式可以帮助译者顺利地解码，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在译本中重建原作含义。比如杜甫名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金圣叹批注首先破题：“一传闻如此，可见先生此心无日不在朝廷。”据此可知子美着一“闻”字已与下文第二行“初闻涕泪满衣裳”呼应，同时又照应于全诗的“忽传”、“喜欲狂”、“放歌”、“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以及“即”、“便”等字，诗人狂喜欲醉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不能以平常心对平常字，轻描淡写，随便处置。徐忠杰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唐诗二百首英译》一书中译此诗将诗题处理为At the News of the Imperial Forces Recovering Henan and Hebei，“闻”字意境全无，且与下文无所粘连，当属败译。时下常有人推崇美国的“新批评派”，并援引有关模式用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却不知新批评派所崇尚的“细读法”作为一种批评模式也见于中国古代文论。通观金圣叹的《杜诗解》，类似的手法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杜甫《秋兴》八首和《北征》的批注最为著名。前述所引子美名诗，金圣叹在批注时亦十分精细，体现了自家本色。如评颌联“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金圣叹说：“‘愁何在’妙。平日我虽不在妻子面前愁，妻子却偏要在我面前愁，一切攒眉泪眼之状，甚是难看。今日涕泪沾湿中，却看妻子颜面，已绝不类平时，然则你们底愁竟会向那里去耶。‘漫卷诗书’妙。身在剑外，惟以诗书消遣过日，心却不在诗书上。今已闻此捷音，极其得意，要这诗书何用？见推在案头者，趁手一总卷去，不管他是诗是书，一类非一类也。写初闻光景如画，为一解”。反观徐译已解作“I notice my wife"s change of aspect/From her former worries，she’s now free/I gather up my books and poems/I can well say I am wild with glee”，读来直如白话，哪有半点“风景如画”？倘能熟谙金圣叹之批评意绪与操作智慧，徐老之译品当更进一层，是耶？非耶？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以实际批评为其特色，这种模式实际上已经为古诗英译提供了便利条件，阐释发见精微细致，自然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作为高层次的信息处理手段，译者当烂熟于胸，以为必要的修养之一。因此译杜甫当知“子美……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庚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6】当然，“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涵涘，森严昭焕。……非特语意天然，尤工用字”。【7】“故知杜诗者，《春秋》之诗也。”【8】译者有所会心，解诗译诗植根于文化共享价值，自不会如空中楼阁无所依傍，一任诗情画意飘然远逝。
三
上述观点与操作智慧亦可移之于英诗汉译，只是在从事这种翻译阐释的过程中，译者的认知图式要受制于英美文论及其批评模式，而又尤以批评模式最为重要，因为翻译认知活动主要与操作智慧有关，自然要依靠操作机制所提供的批评模式才能揭示出英诗潜在与显豁的内蕴。然而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重视。须知真知灼见来自实践，打入文本进行动态的阐释盖源于阐释力极强的文论批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大堆理论命题。为此本文姑以英国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维尔（1621—1678）的名诗To His Coy Mistress 为例，综合应用西方当代文论中的传统与形式主义两大批评模式对其进行阐释，再援引扬周翰先生译文【9】以作比照，以说明文论模式对于翻译认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节省篇幅，原诗及译文均不照录。
首先，西方文论的传统批评下分历史背景、作家生平、道德评判与警世讽刺四大模式，均以外在于文本为主要特点，故称外在文本批评，其哲学基础是“人本自律论”，主张从人的内在需求和生命潜能入手破译文本。马维尔这首诗用传统模式进行阐释具体地讲应该注意：
1.版本校勘：以“善本”为理想文本进行阐释和翻译；这是批评的前提；2.隶属文类：这是一首抒情诗，重情感的抒发、想像的张扬，营构出一片“有我”之境；
3.确立主题：即J·兰色姆所谓“可解释的内容”，是一首情诗，主题是“求爱”；4.结构特点：由典型的三段式推论构成，结构部件为“如果……但是……因此……”。
版本的校勘与整理是翻译阐释的前提，因为文本的流传即使没有作者与编辑的介入也会日渐变化，而且通常的版本多数都是对前代各种不同的版本进行校订、诠释、补正甚至凭空想像的结果，译者必须知之深、察之切，尽力从善本入手进行阐释，切不可草率从事。即以马维尔这首诗为例，从版本的角度看就有几个问题悬而未决：首先是第三阙第二行最后一个字现作dew，初版为glew，系glow 的方言变体，亦有版本作lew（方言，意为warmth）；dew 初见于18世纪，后由各版本沿袭下来，未见更动，扬周翰先生亦采此说，译作“露珠”。1968与1969年在美国曾有两个版本问世，均作glew，于文中更见妥贴；另外是“And while thy willing soul transpires/At every pore with instant fires”这两行中的transpire 和instant 两字，在本诗中其意义更接近于拉丁词源义，而不是词典所提供的现在的常用义，因此transpire 意为“breathe forth”，instant 意为“now present”和“urgent”，前者扬先生译“喷吐”，无误，后者译作“汹涌”，略有出入。
本诗文类属抒情诗，乃“有我”之境，以“求爱”为主题，并采用三段式推理再现求爱时的三个场景，暗合旧时宫廷礼仪，此诗亦自然分为三阙：第一阙口吻优雅谐快，老于世故却不乏睿智，但求爱不成已有几分愠怒；第二阙冷嘲热讽，一路下来几近冷淡；至最后一阙，调侃味儿与骑士风度已荡然无存，只剩下蛮横与狂暴，类同动物。如果从这几个方面来检点扬周翰先生的译文，就可以注意到扬译已充分考虑了版本的校勘、隶属文类、结构部件等几个问题，只是主题挖掘不深，三阙译文没有显出特色，原文表层的“谐快——冷淡——狂暴”语义模式以及潜在的“愠怒——讽刺——忧郁”心理定势在译者的认知与阐释过程中损耗严重，因之译文流于浅表，实殊可惜，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忽视文论模式对于翻译具有极强的阐释力所致。
毫无疑问，当代最有影响的文论模式是形式主义批评，它发韧于1914年，以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兴起为主要标志，倡导“文本自律论”，认为文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分别由和谐的部件构成，因此批评的主要对象应是构成有机整体的各个不同的结构部件，以追求作品的整体效果。这种模式涉及到“发现”与“评价”两套操作程序，要求译者打入文本，进行动态的认知阐释，以掘出作品的全部涵义。常见的阐释手段有“细读法”、“结构模型分析法”，涉及到文本几乎所有的层面，包括语义、语法、语音、词源、结构、语气、文化或神话积淀要素等等，同时要求分析文本的内在逻辑（亦即隐喻逻辑），以确认文本有机结构，深掘作品的全部涵义。
这里仅就马维尔诗第一阙所采用的情态助动词should 和would 进行讨论，看看这种形式分析对于翻译认知与阐释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细读原诗我们会发现在第一阙里多次出现情态助动词should 和would，而且与之搭配的人称代词也有限制，would 与we 呼应，shouldst 或should 则分别与thou 和you 搭配。在L·斯皮策尔（Leo Spitzer）看来，“再细琐的语言细节也能打开文学作品的心扉”，因此就这两个语言细节进行讨论或许能够有助于翻译阐释。
先说would。该词源自wish，指“意志”，用于第一人称时含有will 的本义，表示determination 或intention，所以I would 就等于I am determined to…。原诗第三行用了“We would sit down…”，第七行有两处用了“I would…”，照上面的解释，均应理解为“I am determined to…”或“We are determined to…”，表示个人强烈的意愿，这一点显然是应该在译文里得到充分体现的，可是扬译均处理为“可以”，语气嫌轻，也没有丝毫的调侃味儿，显然是有悖于原文。
再说should。此词是shall 的变体，而shall 的本义是owe （担负……责任），有承担义务（obligation）或出于需要（necessity）等含义。如I shall go=I owe （或ought）to go，换言之就是“It is my duty to go”或“It is necessary for me to go”，说明这个动作不是说话者个人的意志使之然，而是由某种义务或需要等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在本诗里，You should 中的you 本身并没有个人意志，这种意志完全是由本诗的男主角“I”所强加的。比如You should go=I would let/make you go，因此原诗“And you should…refuse…”就应该理解为“And I would makeyou refuse…”，这就意味着在you 所承担的义务背后必定有“I”的意志在起支配作用，类同于“垂帘听政”，隐而不见却处处皆在。因此，当这位“求爱者”在说“We would sit down…”这句话的时候，中心是“I”，意为“We are determined to sit down…”，而当他说“You should…refuse…”的时候，中心仍然是“I”，意为“I am determined to make you refuse…”。求婚者奉这位coy mistress 为天仙，却不赋予对方以任何权力，中心意识何其强也。反观译诗却一律处理作“可以”，看来还是值得商榷的。
限于篇幅就不再用心理分析、神话——原型等批评模式展开讨论了，但综上所述，可以明确地看出，文论模式对于翻译阐释尤其重要，绝不可等闲视之，还望引起译界同仁注意。
四
至此，我们从文论模式入手，再援引中国与西方文论模式对翻译阐释这种独特的认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为译学研究与实践引入一个新的视角，将此前被人忽视的文论模式纳入学术视野，以促进我国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想必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之间的关系，因此首先强调翻译是一种动态的认知抑或阐释过程，这个过程处于较高的层面，旨在利用较高层次的手段去处理信息，而这些手段中较为重要的就是文论批评模式。应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是针对国内当下理论流行乏于实际操作的时尚有感而发的。一方面的理论泛滥、术语成灾，一方面是沉湎于直觉体会而怡然自得，没有理论的升华，难以洞察阐释对象，成就真正的译品。文论模式见于批评实践，译者从事翻译认知活动，这整个过程必然涉及价值判断，因此熟谙文论模式，熟谙批评实践尢为重要。通过这个过程，译者既可以在较高的层面上进行翻译阐释，又可以培养批评实践的操作智慧，使理论走下典籍文化的殿堂而植根于译学实践的沃土，精耕细作，自成高格，为我国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二期，第88-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