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教育时期，对西方教育的引进，停留在“西艺”（西用）的水平，后来张之洞虽提出“西政”，并认为此更急于“西用”；但他的西政只是学校、赋税、工商之类。维新派教育家以洋务运动的败为史鉴，开始将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介绍、阐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和社会政治学说上来，对“西政”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析》中，系统的提出了关于近代学校制度的设想：乡立小学，儿童7岁入学，适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期限8年，学习普通课程如文史、算术、史地、物理、歌乐等。此是义务教育阶段。县立中学，儿童14岁入学。学习年限分两段。初等科2年，高等科2年。学习课程在小学基础上加深，并增加外语实用性学科。省府设专门高等学校或大学，大学分经学、哲学、律学、医学四科。京师设立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旧科举与新教育，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矛盾。为了给新教育的发展开辟道路，就需要对科举制度和八股内容加以变革。1898年6月17日，康有为上疏《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认为当时之大患在于“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的原因，“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士子唯学八股，不明世事，不通历史地理，以致国势日颓。因此，康有为要求改革传统教育式，“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先废八股，改用策论；以后多设学校，再废科举制度。
康有为在其《大同书》里，设想未来“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极乐世界，“最重教育”；妇女怀孕以后，即入“人本院”，接受胎教。婴儿诞生后，在人本院养育至6个月；断乳后，进育婴院，接受学前教育，至5～6岁。然后进小学院，接受初等教育。从10～15岁，则在中学院接受中等教育。最后进入大学院，一直到20岁毕业，以完成高等教育。他还根据人的发展、成熟的特点，规定不同阶段教育的侧重面。婴幼儿喜欢活动，这个时期的教育重点是“养体”、“乐魂”、“开知”；小学院则“德为先”、“体为主”、“智次之”。中学院要以育德为重；大学院则以“专以开智为主”，以求高深学问。
在实际的办学实践中，康有为为了学生的学习有所依据，手定《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分为“学纲”、“学科”、“科外学科”三个方面。
（1）学纲，康有为办的学堂（初名为长兴学舍，后改名万木草堂）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提出的“学纲”，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纲”。四纲之下又有若干学科，分别归属与“德育”、“智育”和“体育”。在“游于义”中，还包括有礼、乐、书、数、图、枪六个小项。
（2）在“科外学科”方面，分为“校中”与“校外”两项。校中有“演说”、“劄记”，校外有“体操”、“游历”。
康有为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学生要在德、智、体三个方面全面发展的思想，并在实践上付诸实施。
在德育方面，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对学生提出进行格物、励节、克己、慎独、养心、习礼、检摄威仪、敦行孝悌、崇尚任恤、同体饥溺等传统道德修养。
在智育方面，康有为提出向学生进行义理、经世、考据、词章，以及礼、乐、书、数、图、枪的知识灌输。
义理之学，即讲人立之义，天命之理，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儒家哲学、佛家哲学、周秦和宋明各朝的哲学流派以及西方哲学。
经世之学，即研究历代损益得失，务求通变宜民。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外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际应用和群学（社会学）。
考据之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康有为认为无征不信，则当有据；不知无作，则当有考，百学皆然。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经典和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地理、数学、物理。
词章之学，即散、骈、铭、赞、诗赋的学问。康有为把词章之学厘为文、笔二体，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笔又厘为散、骈二体。文又厘为铭赞、诗赋二体。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字学。
在合格证方面，康有为在《长兴学记》中提出对学生进行音乐、舞蹈、体操和军事体操的训练，开展游历活动。他还特地撰写《文成舞辞》，让学生伴随着鼓乐的节奏，边歌边舞。
在《长兴学记》一书中，康有为还提出学者四耻，作为行为的戒条。一是“耻无志”，提出一个学者志在富贵，不志于仁，是可耻的。二是“耻徇俗”，徇于世俗风气，随风倒，不能卓立，是可耻的。三是“耻鄙吝”，认为凡鄙吝者天性必刻薄，为富不仁是可耻的。四是“耻懦弱”，见义不为，贪生怕死，是可耻的。
康有为的长兴学舍的办学精神，是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既有旧式书院的内容，更有传播西方先进文化的新知。
四、康有为的新闻传播思想
康有为的报刊活动，从1895年创办《万国公报》开始到复刊《不忍》杂志为止，他亲自创办的报刊虽只有7种，但受他控制或指挥的报刊则有数十种之多。他主要的不是作为某一家报刊的经理或主笔，从事具体的办报工作，而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的统帅人物进行报刊的领导与指挥活动。
（一）对报纸功能的认识
康有为的新闻传播思想，最早见于1895年5月2日《公车上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早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劝庶稗政教。”康有为在这里提出近代中国报刊的渊源，报纸的内容、作用和政府对报刊应该采取的对策。康有为认为报纸的内容是“政俗备存，文学兼述”；报纸的作用“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可通时务；“尤足以开拓心思，越发聪明”。
1895年6月30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中又向光绪皇帝提出了“设报达聪”的建议：“《周官》训方诵方慝方志，庶周知天下，意美法良，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乡校或非宵%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泰晤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圣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在这里，康有为把报纸的作用归纳为解蔽达聪，要求各省城镇都设立报馆，提倡翻译外国报纸以了解敌情。
（二）对报纸性质的认识
康有为公开承认报刊有党派性：
“中国数千年未有政党也，甲午东败乃始倡之于京师，日强学会。……戊戌拓而大之为保国会……己亥开之于海外则曰保皇会。丙午诏定立宪，则易名为帝国宪政会。其遍行之内地十五省，则名为政闻社……戊十一月益光明广大之，不曰会而曰党，名之曰帝国统党……经十七年而后有今政党之光明出现也，岂不难哉！”康有为既然把强学会视为政党的嚆矢，那么强学会的“会报”（北京的《中外纪闻》与上海的《强学报》）当然具有党派性。1898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更是公开地称他们的保皇会、国民宪政会，政闻社为“吾党”，与会者为“同声”，称这些组织创办的报刊为“党报”。1906年，康有为草拟的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中规定“各同志条陈新会章程稿，皆发交本党机关报登录，以公同志观览辩难，亦可听同志寄文驳诘，如议院然”。康有为要求党报宣传政党的纲领、方针和党务。1895年他在《强学会章程》中，要求强学会办的报刊一方面要向民众宣传强学会的宗旨，另一方面又要向会员报道“会中事务”。1899年他在《保救大清皇帝会例》中，要求保皇会的报刊要将该会的“保国保种非变法不可，变法非仁圣如皇上不可”的纲领“传于各地”，以便“发明大义，鼓舞大众”。1906年他又在《国民宪政会简要章程》中，要求“党中各报，皆布告保电会告蒇，改新会名、会章之事，以公众听，而慰众望”。他在简要章程中说：“吾会报馆十余，遍于海内外，从此实力发本会主义，更当筹款增设各报于各省，此为推广会事要著，各同志欲享政党权利者，宜留意焉”。
康有为不但有党报思想，而且还有官报思想。1868年康有为11岁那年在祖父官舍中第一次接触的就是邸报。邸报使他知道朝政，知道曾国藩等人举办的洋务。1895年，总结甲午战败教训，清廷下令征求善后之策。强学会会员、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进呈《新政策》一文，向清廷提出创办官报的建议。1898年7月17日，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上疏《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在这个奏折中，康有为一方面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报刊的作用：“报馆之益，盖有四端：首列论说，指陈时事，常足以匡政府所不逮，备朝廷之采择，其善一也；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其善二也；翻译万国近事，借鉴敌情，其善三也；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其善四也。”。康有为在这里概括出报刊有匡不逮、达民隐、鉴敌情与知新政四种作用。另一方面，康有为在奏折中，又提出了设立官报局来控制全国舆论的建议。他设计了一套方案：官报局设在京师，在上海设分局，由梁启超“往来京沪，总持其事”；官报局的任务是出版《时务官报》和审查各省所办的报刊；然后“撮其精善进呈，以备圣览。其有悖谬不实，并令纠禁”；官报局的经费由上海洋务局按月拨交银一千两；官报局出版报纸的发行由皇帝“明降谕旨”，命令各省文武衙门、差局、书院、学堂订阅，订报费用由善后局垫付。康有为的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企图创办一家官报来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同时加强对全国报刊的管理，以控制全国的舆论，推进维新事业，由于政变发生，他的这套设想未能实现。
（三）为保障出版自由，主张制定报律
1898年8月9日，康有为在上光绪帝《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的同时，上了一个附片《请定中国报律折》，在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制定报律的问题。康有为鉴于他在1895～1896年创办的《中外纪闻》与《强学报》被封禁的教训，为了保障出版自由，他一针见血地提出：“惟是当开新守旧并立相轧之时，是非黑白未有定论。臣以疏狄卑微，忧时迫切，昌言变法，久为守旧者所媚嫉，谤议纷纭。……然他日或有深文罗织，诬以颠倒混淆之罪，臣岂能当此重咎。”这就是说，如果没有可以作为准强的法律根据，守旧大臣随时都可以诬之以罪。因此，他向光绪帝提出他拟定报律的建议：“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书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缮写进呈御览，审定后，即遵依办理，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领事，凡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黄议论，于报务及外交，似不无小补”。光绪皇帝在康有为上书的当天，就批准这个建议，并且命令他负责拟订中国报律。但是，变法未几即告失败。这个指定由康有为草拟的中国报律未及问世便胎死腹中。
（四）办报要讲究特色，要加强管理
1897年2月，为了推动广西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来到桂林，与前台湾巡抚唐景崧、大理寺卿岑春煊等人创立“圣学会”，创办《广仁报》，举办义学。他在写给广西圣学会领导人的信中，谈到加强报刊的内部管理来增强竞争能力的问题。康有为致圣学会唐景崧函中说：
一、创办圣学会为粤西开未有之风气，其盛举也，必须详筹经久之法，可为南皮（指张之洞）诸公愧，勿为南皮诸公笑。
二、会中报必须妥定条例，勿与《时务》、《知新》两报有重复之诮。
三、会中报必须征引详博，议论宏通，匪特为粤西劝诫，且将为天下观瞻耳。（原注：此公优为之，所以云然者，公视之太轻，以粤西风气初开，须以浅近入也。湖南学报极佳。）四、会中报必须条程秩然，若棼乱无纪，则一二报后，读者将议拟言讥谲之，不能行远矣。
五、会中报必须多请一二人相助为理论；卓如、儒博、君勉（即梁启超、麦孟华、徐勤）诸君分布于沪、澳间，此间尚有何人耶？是为第一义，当速行。
在信中，康有为首先要求“会中报必须妥定条例，勿与《时务》、《知新》两报有重复之诮”。康有为在这里说的“会中报”，是指广西圣学会的会报《广仁报》，它与上海的《时务报》和澳门的《知新报》，都是康有为参与创办的报刊。康有为主张办报要有个性、特色，要求《广仁报》所定的条例不要与《时务报》、《知新报》的条例重复。
其次，针对当时《广仁报》主持人认为广西风气初开，报刊内容应该从浅近入手的说法，康表示异议，要求《广仁报》的内容要“征引详博，议论宏通”，不但要立足广西，而且还应面向全国，办成一张在全国有影响的报刊。康这个意见是从全局出发的，但他把报纸从浅近入手同“天下观瞻”对立起来，则未必妥当。
再次，“会中报必须条程秩然，若棼乱无纪，则一二报后，读者将议拟言讥谲之，不能行远矣”。这是康有为对《广仁报》编辑工作的要求，是很有见地的。
严复的传播思想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中西学问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流的。他翻译的《天演论》，摆脱传统的历史循环论，传播“物竞天择、适者自下而上”的进化论，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一、严复的生平与思想轨迹
严复（1853～1921年）福建侯官（今为福州市）人。初名传初，乳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陵。做官后改名复，字几道。晚年号愈野老人，别号幼陵、尊疑，尺盦、辅自然斋主人、观我生室主人，别署天演宗哲学家，门人谥为文惠先生。
出生于名医世家，幼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严格教育。1866年其父病逝，由于生活困难，严复不得不放弃下次科举的“正途”。1867年，严复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在后学堂学习驾驶。1871年，船政学堂毕业后，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由于他实习认真，成绩优秀，被选派去英国深造。
1877年3月到英国后，严复先后在抱土穆德学习，后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深造，全面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方文化。使他感兴趣的，不是西方的军事知识与技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文化思想。在英国留学期间，除了学习军事学校规定的高等数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建筑海军炮堡等课程外，他十分注意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和阅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并曾去过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法国游历。由于他研究中西学问的异同，探索中国富强之道，引起清朝出使大臣郭嵩焘的注意，引为忘年交；严复每逢假日，辄至使馆，与郭嵩焘论析中西学术和中国富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