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朔是当代中国最富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对他的不同评价和围绕他展开的有关争论，实际上已超出了对王朔作品本身的评估，而转向了对所谓王朔现象的讨论。其间的分歧与其说反映了人们对王朔作品的分歧，不如说反映了社会转型期不同的文学观念、人生态度和文化立场间的分歧，王朔的创作只是一个契机和由头而已。但文学毕竟是文学，还是让我们首先从王朔的小说谈起。
流传最广的一种看法是王朔的小说是“痞子”文学。据王朔自称，这种“痞子论”最早出自曾为北影厂厂长的宋崇。这种“痞子论”后来之所以得到广泛认同，显然因为王朔作品中存在着一种痞子型的人物和痞子精神。典型的王朔作品的主要人物都是“痞子”、“无赖”、“流氓”和“罪犯”。这种身份有时是由他们自报家门而获得（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有时是由作品中的其他人物从旁道出（如《浮出海面》《橡皮人》《顽主》）。尽管在具体的作品中，这种自报家门和从旁道出的方式多有不同（有时是对真实身份的一种指认，有时只是一种“诱妞”的策略），主人公对这种身份指认的反应也多有变化，王朔自己在不同时间段里对“痞子论”的反应也截然不同，但显而易见，其作品中的那些“顽主”形象已明显地出离传统生活轨道，其行为方式和人生取向也构成了对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念与人生目标的悖离和冲击。他的第一人称主人公“我”（经常为“方言”）与他的男女朋友们如徐光涛、张燕生、方方、于观、马青、杨重、刘会元、吴建新等人一起，实际上已组成一个个小的集团，他们游移于社会的缝隙和边缘，既无稳定的社会职业，也缺乏通常所说的人生目标和追求。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一切有关人生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许诺都是无价值和无意义的，甚至是虚伪的，他们一方面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着自己的人生哲学（有时是坑蒙拐骗，有时是寻欢作乐，有时是游手好闲），一方面又总是不遗余力地嘲笑、藐视、亵渎传统的行为准则与主流价值观念，从而构成对后者的潜在的瓦解和冲击。这种瓦解和冲击通常采取了以下方式：
其一是对传统的、主流的语言和价值观进行戏仿和戏弄，由人物出面在自己的日常生活语言和情境中模仿传统的、主流的文化语言和价值观，从而造成滑稽模仿，使低俗的事物得以升格，使庄严的事物得以降格。如《浮出海面》让烂醉如泥的刘华玲喊出了“我死了，牺牲了”“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之类的话；《玩的就是心跳》中，吴胖子在牌桌上将玩牌说成是开“党小组会”，过“组织生活”，并说“本党的宗旨一贯是这样，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这些都造成了语言和语境间的反差和不协调，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佛头着粪的戏谑效果，达到了对庄严事物的亵渎和戏弄。
其二是通过描写边缘人物对主流文化人物发起象征性征服和攻击来实现。王朔的好几个作品都写到“痞子”型主人公在情场上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要么是同主人公同一类型的人物（如杨金丽、李白玲、亚红），要么是有过全然不同的教育和成长经历的女性，这些女性（如《橡皮人》中的张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吴迪、胡亦，《浮出海面》中的于晶）几乎又都轻易地在情感上归附了“痞子”型男主人公。虽然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样的作品中，王朔也为吴迪们的选择提供了“如今是传统的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一类泛泛的解释，但这种解释显然是苍白无力的。
吴迪的前男友被刻画成一个中规中矩的学生会干部，而另一个用来陪衬吴迪的女大学生陈伟龄被斥为“还他妈受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无疑是要传达一个信息：“我”那种压根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的人生态度比起传统的人生教育来，更有魅力和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朔作品中有关男主人公与女学生关系的描绘，与其说是基于一种写实，不如说基于一种象征，吴迪们象征了王朔作品中的社会边缘人向传统和主流文化进行攻击而获得的奖赏和战利品。
“我”和方方被写成自动退学的大学生，无疑又为这种艺术设计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痞子”们不是没有能力进入传统和主流的渠道，而是不愿意就像大部分人那么按部就班、不死不活地度过一生：“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56，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边缘人不是因为无能被社会排挤到了边缘，而是自己主动选择了边缘化的生存姿态和人生道路。有了这样一个前提，他们在情场上的轻松获胜和得胜回朝，无疑构成了对传统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嘲弄和贬损：中规中矩的人生态度是何其乏味，中规中矩的人生教育又是何等的无力！
第三种方式是亵渎自己以达到亵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王朔作品中的“痞子”型人物有一种十分重要的生存策略，即自我亵渎。他们在嘲弄、挖苦他人的同时，顺带也嘲弄、挖苦自己，或者是准备嘲弄、挖苦他人之时，先嘲弄、挖苦自己，有时也在嘲弄、挖苦完他人之时，马上嘲弄、挖苦自己。这既有益于建立起一种防御机制，便于在遭受他人反击时逃避惩罚，也有益于将自己的重心放低，然后对他人施以重拳出击。
这种生存技巧的最典型例证，一是《一点正经没有》中“我”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呀”的申言，一是反复出现在王朔作品中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人生态度。前者看似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流氓”态度，但实际上还是要使自己立于一种战无不胜的不败地位。“千万别把我当人”的人生态度最初出现在《橡皮人》的“我”身上，不过这一态度并没有得到主人公的明确指认，而是由警察马汉玉从旁道出：“要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别人把你当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当人。你大概知道猿是怎么变成人的吧？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抬起前爪，直立起来，让你的眼睛看向远方，让你的大脑发达起来，能够想想觅食以外的事情。”
写作《橡皮人》时的王朔，还多少认定“我”的那种以坑蒙拐骗为特征的生存状态是一种异化的人生（“橡皮人”即非人），并且让代表国家机器的警察向“我”指明了一条从非人到人的道路；而到了《一点正经没有》中，主人公却不无得意地推崇起一种“非人”的哲学：
当“我”宣称自己下一篇作品的题目是《千万别把我当人》时，杨重的解释是：“主要就是说，一个中国人对全体中国人的恳求：千万别把我当人！把我当人就坏了，我就有人的毛病了，咱民族的事就不好办了。”这一方面是采取一种反讽的方式来推崇个人的选择，同时也是用一种低调的人生态度来推卸文学之于一个民族的责任，并将这种责任感置于一种可笑的位置。“我”后来的进一步说明（“只要你不把自个当人就没人拿你当人找你的麻烦你也就痛快了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则传达了看似自我贬低和自我亵渎的人生态度中所包含的用心：你不把我当人，我就有了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蒙将王朔创作的精神取向概括为“躲避崇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王朔在后来的《千万别把我当人》
中，虚构出一个什么“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将其所组织的寻找大梦拳传人的运动描绘成一场社会渣滓们的闹剧，其重要的创作动机还是要对陷入病态的爱国热情加以戏弄和嘲讽。这也可以属于广义的“躲避崇高”（伪崇高）。
二
王朔所塑造的具有“顽主”性格的系列人物，由于出离了一般人的生活轨道，有时还陷入了一些犯罪和准犯罪的案件中，总体上因此给人留下一个“痞子”和“流氓”的印象，再加上这一类型的作品，作家大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我”发出的感慨同作者本人的人生感兴又多有重合，这就使人们在讨论王朔的创作时经常性将其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混为一谈。有人举证说，有老太太看完《编辑部的故事》便说：“那个叫王朔的准不是个好东西，谁嫁给他谁倒霉。”这类老太太的见识一方面表明了将叙述者“我”等同于真实作者、传记学意义上的作者有多么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王朔和王朔作品的“不良”印象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对王朔的典型文本的阅读印象之上的。对那些过于相信“文如其人”的读者来说，用“痞子”文学来指称王朔的创作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但是，“痞子”文学实在又是一个以偏概全的名号。迄今为止，王朔大致创作了四种类型的作品。第一类是言情小说，如《空中小姐》《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给我顶住》等，大抵以言情为主，虽然其中的男主人公嘴上也不无“贫”和“侃”的特征（正如《空中小姐》中的“我”自认的“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以及王眉所指斥的“嘴跟粪缸似的”），但作品仍以表现人的情感生活为主。《空中小姐》中的“我”甚至还保持着最后的浪漫主义的情怀，他不仅在情意感人的大海面前“涕泗滂沱”，而且为老朋友关义始终保持着“我们第一次驾船出海时所共有的那种最强烈、最纯洁的献身精神”热泪盈眶。
《永失我爱》单纯从情节的设计来看不无“作秀”的痕迹，但它却通过何雷的选择给通行的道德观出了一套难题：如果一对恋人有一方在行将结合时突然发现身患绝症怎么办？现行的舆论体系自然是倾向于健康的一方不能掉头而去，但在习惯于“踩完了人又给人扑粉”的何雷眼中，这种主张为他人考虑和牺牲的观念其实是不人道的，正像作品中的老干部面对过分的关心只好选择去死一样，他也宁愿扮演一个伪恶者的角色促成自己同石静的分离，看似最无心肝的选择里最后被证实为包含了更为深沉的情感。
《过把瘾就死》应当说受到了当时风行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创作的影响。同当时众多以离婚为题材的小说相比，这一作品的特殊之处是触及到了婚姻中的一个问题，谁能忍受一种发展到以暴力形式出现的爱？当“我”在杜梅冰冷锋利菜刀的威逼下要求说“我爱你”时，以爱的面目出现的情感专制便暴露出了人性深渊中的可怕一面。这一作品的另一特殊之处是对杜梅的乖戾性格给出了一种心理分析式的背景，暗示了杜梅父母的婚姻悲剧给杜梅的婚姻生活投下的阴影，这又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王朔虽然在《顽主》那样的作品中，对尼采、弗洛伊德一类的流行学说不无调侃，可在自己的创作中又有意无意地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手法，可见对王朔来说，他对某一理论名称和方法基本没有稳定统一的看法，想调侃时可以拿来随意地调侃一通，想利用时又可以拿过来利用一番。
《给我顶住》稍显复杂，“我”在赵蕾的帮助下，促成了自己的妻子同关山平的婚外恋，人们很容易在道德批评的意义上指责“我”的无耻，但总体来看，作品似乎只是想编造一个翻新出奇的多角恋的故事，作品的通俗品格，还体现在作品结尾的好人得好报的大团圆结局中（《过把瘾就死》中“我”那天夜里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及后来得知杜梅怀孕的消息，似乎也预示了一种大团圆结局）。
王朔创作的第二类小说是侦探小说，即单立人探案系列，包括《枉然不供》《人莫予毒》《我是狼》等作品。这类作品可见出王朔编织故事、设置悬念的能力，是中规中矩地按照侦探小说的成规创作的小说，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谈论的兴趣。
第三类是“顽主”系列，这是典型的王朔小说，包括《浮出海面》
《橡皮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个俗人》《千万别把我当人》《动物凶猛》等，人们通常所说的王朔的“痞子”型人物和“痞子”精神主要出自这一类作品。
第四类不妨称为影视小说，是王朔由影视作品回写成小说的小说，以及为拍摄影视作品而创作的小说，如《刘慧芳》《修改后发表》《谁比谁傻多少》《懵然无知》《无人喝彩》等。这类作品有明显的室内剧的残留痕迹，时空跨度很小，人物的语言追求噱头以造成轻喜剧效果，但人物“一点正经没有”的言行已明显地减弱了思想和观念上的冲击力，在道德伦理观等方面甚至呈现出向传统观念回归的趋势。
这种归类只是大致的，有的作品其实互有交叉，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是介于言情与“顽主”系列之间的作品，《玩的就是心跳》从表面的情节模式看接近于侦探小说，但从人物的精神本质来讲又属于“顽主”系列。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朔是读者意识最强的作家之一。在新潮小说傲视天下的岁月，他却强调：“我希望我的作品有影响，有读者来看，我不希望由我来发现某种东西。
有人觉得不需要读者，这当然无所谓。但是对我来讲，我需要。”为了争取读者，他甚至取一种与大众齐平甚至更低的姿态来迎合读者。这也是推崇启蒙、主张作家应当成为读者的精神导师的批评家不屑于王朔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王朔曾说：“文艺作品有三类。一是宣传教化，哪个政府都有这一套，政府支持的。二是大众通俗的，商品化的文化。三是纯探索的，纯艺术的。有人老把这三种混为一谈。”在王朔看来，每一类文艺作品有每一类文艺作品的追求和套路，每一类文艺作品也有每一类文艺作品的批评标准。
以王朔自己的区分标准来衡量，他的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影视小说大抵相当于他所说的大众通俗的、商品化的文艺，而“顽主”系列和《玩的就是心跳》等创作则既有一些通俗的、流行的因素（如暴力、色情），也有一些纯探索的色彩。特别是《玩的就是心跳》，用一个近似侦探小说的外壳，来表现一种已成往事的乌托邦幻想失落以后的无聊人生，叙述形式的探索痕迹十分明显。
“我”（方言）莫明其妙地陷入了一场十年之前的陈年旧案，为了证明自己的无罪只能陷入到对旧友的寻访和往事的回想之中，但时间的流逝使一切都变了样，在当事人那里，甚至对“玩的就是心跳”一类的杀人游戏是否真实发生过也产生了怀疑：“没有抢劫没有走私盗宝犯罪集团诸如此类的，有的只是无聊的吃吃喝喝和种种胆大包天却永远不敢实行的计划和想法。我们只是一群不安分的怯懦的人，尽管已经长大却永远像小时候一样只能在游戏中充当好汉和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