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手术后一周，皮席勒教授按照预定计划开始为弗洛伊德进行第二次关键性的手术。手术中，皮席勒小心翼翼地一刀一刀地将弗洛伊德的上唇切开，接着又沿着鼻子右边快速地一刀切刀眼睛处，从口腔后部取出恶性肿瘤，再用凿子和木槌敲打带有癌细胞的骨头，最后用切骨器取下有癌细胞的骨骼组织。
整个手术进行了7个多小时，随后，皮席勒认真地检查了伤口，然后从弗洛伊德的左臂上取下一块皮肤，将脸颊缝回原处。
手术做完的头几天，弗洛伊德只能用鼻腔进食流食。上腭部的洞里面塞满了纱布，痛苦万分。
晚上，需要靠打吗啡针止痛后，弗洛伊德才能入睡。几天后，疼痛感渐渐消失了，但弗洛伊德感觉他的右脸颊麻痹了。平时他也只能吃一点流食，每天几乎没有力气看书，注意力也只能集中一会儿。但是，他仍然记得皮席勒教授说的10月底他就可以出院的话，决定从11月1日开始工作。
10月底，弗洛伊德出院回到家中，准备集中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然而，弗洛伊德的愿望不过是幻想罢了，因为他的口腔仍然疼痛难忍，上腭洞里的堵塞物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往往吃一两顿饭后就会发臭，而且每天都要到皮席勒医生那里做检查。
回家不到两个星期，11月12日，皮席勒将先前手术割下的组织拿去化验，结果显示：疾病仍旧在继续恶化中。皮席勒建议弗洛伊德再动一次手术，弗洛伊德无奈也只好答应。当天下午，皮席勒医生又为弗洛伊德进行了一次小型手术。这一切，给弗洛伊德带来的打击和痛苦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于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意志非凡的人来说，病魔的打击和折磨似乎没有动摇他献身科学、继续工作的信念。他一边与癌症病魔进行完全的搏斗，一边抓紧生命有限的时间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幸运的是，这次手术比较顺利，12月底，弗洛伊德回到家中，病情也开始有所控制，身体在快速地恢复。
1924年新年刚过，弗洛伊德就开始工作了。白天，他要诊治6个病人，晚上继续写作。在这期间，他写了《精神分析学：探索大脑的隐匿部分》、《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受虐狂的经济学问题》、《神经病与精神病》等。
同时从这一年开始，精神分析学会继续在欧美各国获得快速发展。“精神分析训练研究中心”也纷纷在柏林、维也纳、伦敦和纽约等地建立起来。
1925年，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普鲁士召开了第九次会议，由安娜代表她的父亲宣读了论文--《论两性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
在这一年的年底，亚伯拉罕因患肺癌去世了。虽然在最后的几年内，亚伯拉罕与弗洛伊德之间的观点出现了分歧，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也很珍惜与亚伯拉罕的友谊。他在为亚伯拉罕所写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一句诗文：
“一位终生昂然挺立而又纯洁的人。”
这是对亚伯拉罕最高的评价了。
随后，弗洛伊德写信给琼斯说：
“夸大一个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尽力避免这样做。但我认为，上述引文对亚伯拉罕来说是很切实的。”
亚伯拉罕去世后，艾丁根继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会长，安娜担任学会秘书。
这一年，弗洛伊德的病情又开始加重，而亚伯拉罕的去世也让弗洛伊德感到了生命的不测。他担心自己的生命也不会长久了，因此开始抓紧时间写他的《自传》。
在《自传》中，弗洛伊德系统、概括地总结了精神分析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论体系的中心问题。因此，该书在学术上和理论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同一年，弗洛伊德还为法国的《犹太人评论》杂志写了一篇论文--《对精神分析学的抵制》，并发表了两篇医疗方面的论文--《否定》和《两性在解剖学上的差异所产生的心理后果》；其中后一篇文章就是安娜在普鲁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
（四）
从经过三次手术之后，弗洛伊德便不再去计算自己还要进行多少次手术和X光治疗了，因为皮席勒教授还要给他切除肿瘤、植皮，并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还将有更多的手术和植皮术等着弗洛伊德。
1926年，弗洛伊德70岁生日时，尽管他竭力避免庆祝活动，但前来祝贺的人还是很多，屋子里摆满了鲜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电报，还有埃及和希腊的雕塑像礼品等。
尽管如此，病魔还是在无情地发展着。而且由于精神上的忧虑和身体上的痛苦，弗洛伊德又出现了心脏病。为了避免在写作时大脑不清醒，弗洛伊德拒绝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减轻病痛。每天早晨，他都坚持拖着病体外出散步，以增强身体抵抗力。
这一年，弗洛伊德在病痛的折磨下写了《行外心理分析治疗问题》一文。
由于癌细胞的不断扩散，弗洛伊德口腔中的肉不断被切除，加上X光的大量照射，自然会导致身体其他部位出现毛病。因此除了心脏病外，弗洛伊德还经常感冒发烧。
家人经过商量，决定为弗洛伊德请一位私人医生来照顾他。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位名叫麦克斯·舒尔的医生，负责对弗洛伊德进行日常的治疗和护理。
舒尔比弗洛伊德小41岁，他给弗洛伊德一家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每天，他会陪弗洛伊德去皮席勒大夫那里做检查。他与弗洛伊德两个人互相信任，最终发展成为忘年交。
从这时起，一直到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为止，期间都是麦克森·舒尔负责弗洛伊德病情的治疗和护理，这无疑对延长弗洛伊德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病魔夺去了弗洛伊德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依然用坚毅的精神和不屈的毅力，写下了许多新的着作。
1927年，社会危机笼罩着整个西方国家，经济萧条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物价再次出现飞涨。这一切让弗洛伊德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而且这一年，他的病情也在不断恶化，身心都痛苦不堪，但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幻想的未来》、《拜物教》等作品。
在《幻想的未来》这篇论文中，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本身是虚幻的，是人们的幻觉。弗洛伊德知道，这一观点肯定会让他再次受到攻击。
同时，弗洛伊德在这篇论文中还主张，他并没有增加什么反对宗教的声势，而要表达的只是“在那些伟大的前人的批评基础上，加了一些心理学的基础”。
《幻想的未来》的观念并不是新的，它受弗洛伊德30年来所发现的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持。这篇论文所引起的反应也正如弗洛伊德预想的那样。在纽约，犹太人牧师纳桑·克里斯道出了一般人的观念：
“我们习惯于听一个人谈所有的主题，只因为他在某一方面做了一些令人注意的事。因为爱迪生知道电学，于是人们就要听他的神学意见；因为一个人在航空学上的成就，就有人要求他谈宇宙万物的事。同样，大家都赞美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学家，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也去尊敬他的宗教哲学！”
弗洛伊德以前的一个病人林拉夫很热心地将这篇评论写信告诉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邀请林拉夫一聚。林拉夫后来对这次见面的情景写道：
话刚一进入主题，弗洛伊德就承认任何人的赞美都会带给创作者快乐。但是，紧接着他就在我的热心上泼了冷水。他说：“这是我最坏的一本书！它不是弗洛伊德的书。”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当时的诧异，我当即否定了他的说法。
但他仍继续说：“那是一本老头子写的书。”那时我惊讶得差点昏倒！他一字一句地加强语气说道：“此外，弗洛伊德现在已经死了！相信我，真正的弗洛伊德的确是个伟人。我特别为你感到难过，因为你过去并不了解他！”
弗洛伊德的这种不稳定的情绪可能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因为他总是不断地有身体上的麻烦，而且需要不停地进行治疗。
1929年六七月份，弗洛伊德又带着病痛完成了《文明及其不满》一书。9月，他不得不到柏林继续接受治疗。在柏林，有女儿安娜照顾他，弗洛伊德还能尽情地享受与他的两个儿子恩斯特和奥利弗家人共度的时光。
1930年9月，弗洛伊德的老母亲安美妮去世了，让他再次受到打击。但同时，这一事件也成为弗洛伊德继续抓紧时间奋力着述的新的动力。
这年的10月份，弗洛伊德又进行了一次手术。这次手术不久，他又不幸患上了支气管肺炎。
就在弗洛伊德打算争取一切时间，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他所开创的事业进行最后的冲刺时，严峻的政治形势令他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恶劣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