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新春时节，获赠一箱子书，星云大师的《百年佛缘》。四函，十五册，可谓洋洋大观。同时收到慧宽法师的信函，说星云大师希望知道我读这部书的感想。
要读完这么多书，需要花一些时日。我随手拿起一函，抽出一本翻阅，发现文句清顺流畅，如恂恂口语。看前言才知，原来是星云大师在八十五岁高龄时所做的一次系统口述。我耳边，又响起了他温厚的扬州口音。
刚翻几页就停下了，因为看到了书上的一帧照片。
照片上有十几个人，最中间的是星云大师。他的左边，站着辜振甫先生，而他的右边站着的那个人，有点眼熟。比他们两位年轻一点，个子也小一点，居然乐呵呵地闭着眼睛。照片下面注着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终于我想起来了，那个人就是我。那一天，是辜振甫先生的八十大寿。
辜振甫先生的寿宴，全家子女到齐，济济一堂，围坐成一个大圆桌。客人只有两人，那就是星云大师和我。寿宴设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辜先生向全家介绍我们这两个客人后，郑重地说：“过生日，就是纪念生命，因此每年这一天都吃素，不杀生。”
我一听，心想，真是慧言嘉行。
然后，辜先生向我们两人一一介绍在场的子女。“这个是赚钱的”“这个是筹钱的”“这个是数钱的”“这个是存钱的”“这个……”
“这个是花钱的！”这是他的女儿辜怀群自己在抢着说，全场都笑了。辜怀群我知道，是戏剧家，排戏、办剧场，当然是花钱的活儿。她随即以同行的口气对我说：“余先生，我一直在找你！”
我一笑：“还想花钱？”大家又乐了。
寿宴结束后，全体人员拍摄了那帧合影。辜振甫先生夫妇又邀着我，在外面的客厅里谈了一会儿话。他们很懂文学，也都读过我的书，因此一起说：
“每次从报纸上知道你来，又找不到你。下次再来台湾，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点头，顺口对辜先生说：“与您会谈的汪道涵先生，倒是我的书友。他凡是见到好书，都会多买一本，与我分享。”
辜先生说：“请代我向他问好！”
我转而对他夫人说：“尊祖父严复先生，是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真正的中国近代，由他开始。”
辜夫人笑着说：“谢谢！”
看我们谈得差不多了，星云大师就走了过来。星云大师比辜先生年轻十岁，但辜先生面对他，却像面对兄长。
那么，我怎么会被邀参加辜先生家宴的呢？
完全是因为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从各种新闻媒体上看到，我在台湾太忙碌了。怕我累着，他请陆铿先生转告，让我从闹市区的福华饭店搬到佛光山台北道场来住，那儿清净，可以免去很多打扰。
这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倒不是为了逃避忙碌，而是为了再次向他靠近。
星云大师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但首度当面拜识，却在寿宴前的五年，一九九二年。当时他邀请我到“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暨“世界佛教青年友谊会”发表演讲。演讲是由星云大师亲自主持的，他是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永久荣誉会长”。那个演讲现场颇为壮观，世界各国的佛教徒按国别层层排开，以同样的经颂、同样的仪姿礼拜。我那天的演讲，题为《行脚深深》，讲述中国古代的一个个佛教旅行家的事迹。
那次演讲的地方，在高雄佛光山总部，因此我是从台北松山机场飞过去的。陪我去的，便是陆铿先生。陆铿先生比星云大师还年长八岁，早已是古稀老人，但在接获星云大师指令后，居然变成了一个小伙子，一路上对我这个晚辈殷勤照拂，甚至一次次试图来搀扶我，帮我提包。当时我就想，在通向佛光山的路上，好像大家都没有了年龄。
那天到了高雄佛光山总部，星云大师一见我便说，昨天有一位年轻的比丘尼拿着我的书找到他，建议邀请我到山上来讲课。大师当时哈哈一笑，说：
“你想到的，我早就想到。余先生明天就上山。”
为了证明这件巧事，星云大师随即吩咐身边两位年轻僧人把那位比丘尼找来。很快找来了，几个僧人不分尊幼地就在庙檐下谈起了我的散文，包括大师本人。
这情景让我吃惊了。我写的并不是宗教书籍，在这里居然可以谈得那么热烈。可以想象，他们对一本哲学著作、社会学著作、经济学著作，也会这样。
这就是佛光山吗？精神体量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计。
星云大师领着我，走进一间山景满窗的敞亮办公室，向我介绍慈惠法师和其他法师。慈惠法师微笑着看了我一会儿，说：“我觉得《山居笔记》比《文化苦旅》更好。从这本书可以推测，你的写作目标不只是散文，更是整体文化研究。但是，散文让你的研究有声有色。”
我又吃惊了，说：“没想到在佛光山遇到了文化知音。”
那天，我与星云大师畅谈了整整一下午。他那时身体还很健硕，引着我走遍了佛光山的各个重要所在，还参观了他小而整洁的卧室，以及卧室外他每天运动的一个小球场。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路都在谈话。他在茫茫尘世间的经历，他在台湾和世界各地所做的事情，他在五大洲兴建一个个佛教道场的努力……这一切，都娓娓道来，声声入耳。
我侧身注视着他袈裟飘飘的高大身影，心想，这实在是一种人间奇迹：气吞山河却依然天真，成功连连却与世无争，立足经典又非常现代，面对仇怨只播撒爱心。
为什么说是奇迹呢？因为按照常例，大气魄、大成功总是离不开权谋、搏斗，老法师、老经典总是免不了孤寂遗世。星云大师和佛光山，完全打破了这种常例，处处实现了两全其美的圆满。因为不合常例，也就构成了奇迹。
我在五年以后住进佛光山台北道场，就是想进一步深入这种奇迹，进行文化思考。
在辜振甫先生寿宴前后，我在台北道场住了十天，每天都有幸与星云大师交谈很长时间。
这十天中，我思考的问题很大，主要有这样三个：
第一，当代社会，信息密集、科学发达、沟通便捷、流转迅速，与各大宗教的形成期和发展期已经有了极大差别，那么，还有可能让大批年轻人接受神圣的感召，进入一种脱离家庭生活和社会功利的宗教团体之中吗？
第二，进入宗教团体的人（在佛教中也就是僧侣队伍），在今天还有可能以自己由衷的快乐、纯净、高尚，带动周边广大的信众吗？有可能为今天纷乱无比的社会增加健康的精神力量吗？
第三，这种在宗教旗帜下的健康精神力量，有可能给延伸到世界各地的大中华文化圈带来和解、友爱，减除彼此间长久的隔阂吗？
这几个问题，是当代人文科学中的宏观难题。星云大师都以自己的实践，作了精彩的回答。
而且，这种当代回答具有极大的历史开创性。因为千百年来的佛教大师，没有一个遇到过那么强大的现代冲撞，却也没有一个组建过像佛光山那样的盛大欢乐。
我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先后发表在很多文章里。
在我的《中国文脉》一书中，有专文研究佛教的盛衰历史，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阐述：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澈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
我的这一论述，曾被大陆的权威佛教学刊和其他学术刊物一再转载。
早在一九九七年那十天间，我就把这种感受告诉了星云大师。他谦虚地说：“过奖，过奖！”
当我说到以佛教精神减除大中华文化圈长久隔阂的时候，他给我谈到了一九八九年与香港一位先生有关的事件。他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又谈了自己超越政治对立的包容情怀。但是，这一事件，已经阻断他再度返回大陆的行程好几年。
从台北返回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想着如何由自己出面来疏通一下。星云大师在那个事件中本来也是想起疏通作用的，却被误解了。我既然听了他的叙述，也就承担了责任。但是，我自从辞职后彻底割断了与权力结构的关系，不再与官员接触，因此找不到疏通渠道。我在飞机上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觉得看到了一线光亮。
似有神助，我下飞机后刚进关，在机场过道的转弯处，恰恰见到了这个人，那就是我的忘年书友汪道涵先生。他像是在等一位接他的人，独自站在一个角落。由于做过上海市市长，很多人都认识，他便把脸转向过道外面，背对人群。我上前招呼，他转身一见我，高兴极了。
我立即告诉他，辜振甫先生向他问好。然后，我顿了顿，说想约他长谈一次，内容非常重要，有关星云大师。
“星云大师？”他略一迟疑，便扳着指头算日子，约我再过一个星期，到康平路一六五号找他。
到了那天，我把星云大师讲的话，几乎一句不漏地告诉了汪先生。汪先生非常耐心地听完，又反复追问了几个细节，然后用手轻拍着椅子的扶把，想了好一会儿。最后他对我说，由于事情复杂而又重大，我必须把刚才讲的内容写成一个完整的书面材料，交给他，由他负责递送。
书面材料我很快写好，送去了。过了几天，他又告诉我：“材料已经转送，想必事态会缓和下来。但不要急，此事牵涉比较复杂，需要时间。”
在这之后，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全身心投入了对世界文明的进一步考察。其间还被香港凤凰卫视聘为特邀主持，贴地历险四万公里，遍访了埃及文明、希伯来文明、希腊文明、阿拉伯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的遗迹。在这过程中，更是虔诚地巡拜了佛教文化的圣迹，从尼泊尔释迦牟尼的出生地，一直到他山洞苦修、菩提悟道、初转法轮等等遗址，全部一一到达，并长久留连，细细询问，详尽记述。从四万公里返回后，我又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考察成果，特别是提醒人们注意正在发酵中的恐怖主义和经济危机。
那些年，我也曾遇到过比汪道涵先生更大的高官。一见面，他们总是谈我的书，而我则永远与他们谈星云大师的事。我说，哪片土地如果连星云大师也容不下了，那不是他的损失。
直到二○○二年春天，凤凰卫视告诉我，星云大师可以回大陆了，而且领衔到陕西法门寺恭迎佛指舍利到台湾。他会在三月三十一日护送舍利回来，凤凰卫视希望我到西安机场迎接，到时接受采访。
我历来不会在公共场合接受媒体采访，但这次由于星云大师，立即动身。
那天在西安机场，采访我的不仅仅是凤凰卫视，还有别的很多电视台。那些电视台一见到我，便一下子奔涌过来，全都把话筒塞在我嘴边。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就比较完整地讲述了佛教精神对于当代世界的意义，以及法门寺佛指舍利的行藏与中国历史兴衰的关系。很多电视台都播出了我的这段讲话，这也就让佛教话语罕见地在大陆传媒上成了主流话语。
后来，法门寺重建立碑，邀我书写碑文，我就把那天在西安机场讲话的内容概括进去了。大家可以从《秋雨碑书》的《法门寺碑》中看到：
佛指在此，指点苍茫。遥想当初，隐然潜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
渺渺千年，再见天光，苍生惊悦，世运已畅。觉者顿悟，兴衰巨掌……
后来，我把自己书写的《法门寺碑》拓片，连同我为普陀山书写的《心经》碑刻拓片，一起送给了星云大师。
回想那天在西安机场见到星云大师时，他显得相当疲惫。连续三十七天大规模的迎送活动，每个环节都离不开他，他太劳累了。毕竟，他已经七十五岁高龄。
在这之后，我见到星云大师的机会还是很多。尽管，我仍然是一个严格拒绝传媒、拒绝集会、拒绝热闹、拒绝广泛交往的人。
去台湾时，曾在高希均、王力行等朋友的陪同下，与星云大师同台进行对话，同桌围炉过年。更多的是在大陆，只要是他的行迹，我常常会“不期而遇”。当然也有事先安排的，例如，我陪他去普陀山。
记得那天的普陀山，凡是他要走过的地方，都铺上了红地毯。两边全是僧人执礼恭迎，黄红两色连成长廊，蜿蜒盘旋。我是普陀山的“名誉岛民”，便以主人的身份扶着他，在长廊间缓步行进。
他与普陀山当时的总方丈戒忍法师见面时，方丈说：“大师，我在这儿帮您看山。”
星云大师回答道：“其实佛光山也算是普陀山的一脉。”
第二天一早，我又陪着他，到普陀山一个安静的高处，为太虚法师的遗迹奠基、栽树。他在那里，即兴发表了一个充满文学性的演讲。他平日的演讲，绝大多数是面对千万信众开示。但这天就不一样了，他在与太虚法师进行“隔代相晤”。一个在全世界弘扬了“人间佛教”的实践者，突然来到了“人间佛教”先驱者留下的精舍，有很多心里话需要倾诉。这种倾诉，情真意切，当然具有文学性，全被我“偷听”到了。
我与他最近一次见面，是偶遇，在山西大同。大同华严寺请大师开光，而我，正巧也在大同考察北魏文化的遗迹。于是，我们又有了愉快的夜谈。
据我长期研究，公元五世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北方少数民族领袖的彪悍雄姿问鼎中原，既虚心学习汉文化，又大力接迎佛教文化。在接迎佛教文化的过程中，又顺理成章地引入了犍陀罗文化，以及犍陀罗身后的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于是，以佛教文化和汉文化为中心，当时整个世界的优秀文化全都浩浩荡荡地集中了，互溶了。由此产生的成果，就是伟大的唐代。
因此，我应邀为大同云冈石窟书写并镌刻了一方碑文，文曰：“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人们看完了那些雄伟石雕，就能看到这方碑刻。
在大同圣洁的夜空下，与星云大师轻声交谈着千余年来的辉煌和岑寂，实在是一种醇厚无比的精神体验。
原载《新华文摘》2013年第1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