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
绘事后素
我曾被几个中学同学七手八脚地抬着走向足球场，因为我身上藏着一只蟋蟀。他们必须把我抬到一个没有杂草的开阔地，才能真正动手去抢那只蟋蟀。
他们要避开断砖，避开杂草，避开一切蟋蟀蹦出后可能躲身的任何角落。
这样，他们就开始追我，我拼命地跑，想摆脱他们。我向足球场边缘跑去，那里有杂草，我现在不可能把蟋蟀向空中抛去，同学们会一拥而上的。
孔子在论绘画时说“绘事后素”。大意是要画的东西背后是一片素白。这样画什么就看清楚了，我的同学们也懂得几乎相同的道理，要想能看见它，要抓住蟋蟀，它蹦跳的地方，也必须是一片广阔的空白。
我的蟋蟀千万不能在广阔的空白场所蹦跳，在醒目的场所，蟋蟀将不属于我。我开始在断砖堆边打滚，以保护蟋蟀不被抢走，又得提防在扭打中把它捏死。此时，蟋蟀如能被我放走，它尚有生还逃走的机会。但是，我在与他们扭打时，更为担心蟋蟀蹦到断砖的黑暗中，从此不知去向。
“打手”们要想夺得蟋蟀，就得连人带昆虫将我抬走，他们还得千辛万苦去创造一个容易抓住蟋蟀的环境，首先，要毫不留情地剔除断砖，怪不得在我翻滚时，有人已在将断砖甩出很远。
他们想就近辟一块开阔地，但考虑到有些难度，断砖确实太多，只得忙着喊“不要压到他的拳头”。于是，聪明人索性将我抬了起来，走向“绘事后素”中的那个“后素”境界。
在足球场中央，他们刚放下我，我就拼命跑。他们先四下看看，有没有蟋蟀蹦出。他们分析说：“还在他手上，快抓住他！”原来，他们抬了我好半天，才来到空白处，神思有些恍惚。一到空白处，便将我当蟋蟀放下了：“看你还能跑多远。”他们气喘吁吁地说。
我逃跑，他们当然看得见。当我快接近足球场边缘的草坪——断砖后面的围墙时，他们有所警醒：“别让他跑掉了！”这时，我真听不懂，“他”是指我还是指蟋蟀。我没听说抓蟋蟀的人能跑过哄抢蟋蟀的人。在球场边缘我跌倒了，我一直空攥着拳头在跑，意思是说蟋蟀至今还在我手里。他们也看得真切，全都聚精会神看着我拳头的任意挥动，生怕有所不恭。那的确是一只珍贵的蟋蟀啊，在当时值五块钱。
我实在无能为力了。已被同学们团团围住，我只得手臂一扬拳头伸开，说：“你们去抢吧。”可是，包括我在内，谁也不知道蟋蟀蹦到哪里去了，因为我的手上根本就没有蟋蟀了。
倒是我们打架时的劲头，成为“故事”留在这个类似“后素”的空阔的足球场上，经常在记忆里呈现出来。
关于“圣女”
我参与中华炎黄圣火火炬传递活动安徽段推选“圣女”的工作。选出来的圣女的使命，是到黄山光明顶去采集安徽“希望之光”火炬的圣火。
我推测，今天选拔圣女的过程，已经进化了许多，当然也简化了许多。但我仍然想到了“捕获”这个词。捕获一个女孩，然后册封为圣女，经过精心地“饲养”后，然后在人群簇拥下送她上山。
圣女安详的神色和聪慧的气质是必备的。她试图微笑，我知道这个微笑是她即将面对黄山光明顶的太阳而提前绽放的花朵。
她的确很美，她不是为了我的赞美而微笑。她的憧憬，使她的面容朝向窗外，我小心地拉动窗帘，现在还没有到必须晒黑的时候，她站在光明顶上，必须浑身洁白。
我跟美学家谈过这个问题，她长得很美，但为什么却不理睬我？圣女如同景色，我们融于景色的意蕴之中，景色中的阳光和风立即围拢过来，景色对我们，厚爱备至。我们的风景观念混淆了人类之爱最初的动因。
我们在捕获到一个女孩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她，这个喜欢，不论听起来达到怎样的心志高度，喜欢只能作为女孩达到“圣女”标准的一个尺度，并不说明我们的爱情必须得以回应。
我们爱上了一个女孩，一桩值得珍视的事情，珍藏着一段经历，常常是以是否得到她为悲剧或是喜剧的尺度，一切以我是否幸福为尺度。
我们爱上了永远都不会属于自己的那个圣女，但是，选拔圣女，又必须以我们是否爱着她作为评价尺度。把经历千辛万苦得到的“捕获”，奉献出去。
在遥远的过去，奉献出去的圣女称为祭品，只有祭品才有足够的纯洁去接受太阳的洗礼，然后被太阳掳去。
请问太阳，请宣读圣女的评判标准！派谁与你接洽？
太阳会说：“以你们的人类之爱为标准，以你们舍不得奉献出去的那个生灵为我的所爱。”
被人的基本体验所验证的美的生灵，所验证的关于男女的泣血故事，那个基本的主题就是活在收藏和供奉之间，活在宁死也不交出去的冲突之间。一个厨师做出了菜肴，他在厨房偷偷地尝了一口，以验证是否值得端上那大厅里烛光闪烁的圆桌。我和“圣女”曾经拥抱过一次，我的拥抱感觉，如同厨师背着人尝尝自己亲手烹调的菜肴，以验证这是否是值得走向太阳的女孩。
我现在回忆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培植这位女孩的。
我给她讲解，作为到光明顶上采火的圣女所必须具备的心灵，你应当聪慧、安静、全神贯注；我为她找来采火镜，在圆镜的四周贴上彩色塑料纸；我坐在她身旁，为她挡住车窗外秋天的阳光，因为采火圣女的面容应当是洁白的。
我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赤脚登上峰顶，面容朝向已过中天的太阳。她双手捧起采火镜，伸向太阳。大约过了两分钟，她脚下的火种盒里腾起了青烟。
火，点着了。我为她作为我们所有人的代表与太阳接洽、引来火种而流泪。我甚至甘愿为这位圣洁之女捧鞋，在她下山的时刻，忽然想到她该穿鞋时，又立即奉上，然后，我仍然退到一旁。
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某项庆典仪式的需要，是工作的内容。当我和其他人让她懂得什么是回眸顾盼，懂得该以怎样的身姿伸出双手时，我们前呼后拥把她送上了山，我们交出了这个女孩。
我们一致认为，这位美好的圣洁的女孩，是我们工作的结晶。我们可以毫无杂念地完成把一个普通女孩转变为“圣洁少女”的工作，我们可以无所用心地生硬地按照圣女工作的程序完成这一制造工艺。我抛弃怜惜、爱护之情，成为冰冷的工作人员，这个工作人员的全部行动，即是对阳光的欺骗。
在我们这些人的质朴头脑里认为有价值的事物，它是我们的最后精神财富。那么，太阳也会认定是有价值的，神灵最后的裁决是：既然你们从心里感到这是好的，那我也就裁定这是好的，那么，就请送上来吧。
我在去光明顶的途中，锻炼了我的情感生活，学习到了对于女孩应有的责任。假如真的有圣女，也是我们创造了圣女。之所以把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命名为“圣女”，这就是宿命般地决定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属性。它是农人在田地耕作，他生产的稻谷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供奉出去，因为这一点，在仪式的创始阶段就说得很清楚。
我逐渐地察觉我与“圣女”诀别的日子将越来越近，在光明顶上那全场静寂的时刻，我对此看得更为明白。
她是圣女，她的命根属于迎接阳光这唯一的仪式。在这唯一仪式之外的任何心灵的恭候和侍奉，只能在世俗生活经验范畴内加以引申和讨论。
当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或是命令，正确地指导我的精神悸动、走向时，在世俗经验中往往把它判断为“制约”。
箴言不可易义的性质表现在，它事先早已向凡界打了招呼：她是圣女，人的使命是培育出这么一种生灵。
而世俗体验，往往试图阻断她最后上山的路。
因此，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悲剧经验，所有被掠夺感的产生，所有这不是“我的生活”的突然发现，还有，失去的爱情最终的咏叹，大概都可以从恢复箴言的铭记中得到相应的改善。
旗杆在握
我要手持鲜艳的红旗，然后加入到红旗如海的游行队伍中去。但是，如果有另外的一个同学也想当红旗手，哄抢红旗的时刻就来到了。
这个同学慢慢地踱到我手持的红旗下面，在寒风中抖动的红旗以旗帜的一角从同学的脸上掠过，在他脸上写下被抽打过的痕迹，他开始埋怨我没有把红旗卷好，手已经开始摸向旗杆。我其实早已料到他的意图，应该尽快把红旗卷到旗杆上，现在还没有到展开红旗的时候。我旋转旗杆，与布店裁缝把展开的布飞快地在木板上缠绕的道理差不多，这自由的飘扬在回归的途中反倒绷得很紧。红旗眼看就要回到旗杆上蜷缩，却伸出了最后的利爪，趁着风势，又在企图抢夺红旗的同学的脸上抽了一下，然后缩回红色的利爪。
这终于成为抢夺的理由。同学说：“你展开它，我要看看它。”我的双手紧紧攥住旗杆，这是防止抢夺最确切的把握。这位抢夺高手，自然不会从我最确切的把握处入手。我与他各持旗帜的一半，在经过几次拉锯式较量后，他的眼睛盯上了旗帜的顶端，他的手指在顶端上轻轻一柠，这就等于抓住了一件衣服的带环扣衣领，只需往上一拎，立刻露出了衣帽架。卷曲的红旗被抓到要害处，同学往自己怀里一扯，旗杆自然露出来了。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红旗被抢夺，手中只握有一根笔直旗杆时的瞬间窘迫。失去了红旗的旗杆原来就是竹竿，我已是告别了打闹时期的少年，我握住一根竹竿干什么。
工宣队长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幕，他在喊：“红旗队集合，准备出发！”我是个手持竹竿的人，抬头望上去只看到红旗猎猎的幻影。我拖着一根竹竿怎么去集合？我只好将竹竿掖在腋下，表达一个希望藏匿竹竿于腋下的念头，此刻竹竿如针该有多好。
我总算挤到了这个满目红旗飘扬的队伍的中央。我将竹竿又重新垂直地把握在手，竹竿在准备竖起时，挂住了别人的正兴高采烈飘扬的旗帜，我的竹竿周围的许多红旗似乎都簇拥而来，想打听竹竿上为什么没有任何飘扬痕迹的道理，簇拥而至的红旗看上去很像是紧紧系在我的竹竿上飘扬的红旗，我已旗杆在握。
这时，工宣队长看见已抢到红旗的那个同学正披着红旗也要往队伍里钻，急忙喝住：“你的红旗怎么没有旗杆？”同学指了指队伍里面，工宣队长往队伍里望了很久，却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每个同学都有一杆旗，每个同学的面容都躲在红旗后面，偶尔闪出个别红扑扑的脸，仍是严肃模样。此时，友善的红旗馈赠性地部分地飘扬在我头顶的旗杆上。风啊，拼命地吹吧。
风声却送来了工宣队长的命令：“现在风太大，大家把旗帜都卷到旗杆上。”
随着一声令下，偃旗开始。像是成群的红鲤鱼最后闪一下鲜亮的尾巴，顷刻就要沉入海底，刚才还在我的竹竿上飘动的红旗都先后离我而去，一根孤零零的竹竿在红旗队伍中即将出现，而竹竿上一根没有被削净的竹枝，像一根生硬的铁钉，咬住了一面红旗，咬下了一块红绸。
我被工宣队长发现了。他和蔼地询问：“你旗杆上的旗帜哪里去了？”工宣队长是在向我询问，这说明了他的眼力。两个红旗手，分别掌握着旗杆和旗帜，他一眼就看出是谁抢了谁。被选定的红旗手，当然是首先握杆不放松，抢也抢不去。我看看竹竿，表示我是正宗旗手。他又说：“你们真会抢，都抢到了红旗头上来了。而且，还剐破了好端端的旗帜，现在，只好请你出列了。”
我举着竹竿出列，那一块红绸在竹竿上飘，声音很小。一阵更猛的风将其吹落，吹到那个肃立的红旗队伍中去了。我正继续拖着竹竿向前，被工宣队长喝住。他想得很周密，担心我一不留神将竹竿挥舞过去。任何一件东西，譬如“武器”，在脱手之前，人们都会情不自禁摆弄一阵，再说，手上有所持的人，向垂着双手的工宣队长走去，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因手中的竹竿尚无正当理由脱手，才由刚才的高举，变为拖曳而行，其本意，是让这难堪形象渐渐消亡，我趁天黑无人时，往任何角落扔掉它就行了。工宣队长完全是误解了，将我的拖曳而行姿态，当成了掩饰前行，或是匍匐前行。眼下，我只好站住再说，我听到他的命令：“你把竹竿放倒。”我不懂，已经拖拉在地上的竹竿，究竟该如何放倒。工宣队长厉声解释：“把竹竿放到地上，你先回家休息去吧。”我规矩地执行着命令，放下了手中所持，并且朝着地上笑笑，报以最后的羞涩。
苦难，如果仅是为了震撼
摄影记者贺延光静悄悄地将照相机对准病房里的小患者，他想拍下点什么。但是这个小女孩发现了有人在拍她，便急忙用手中的杂志挡住了脸，并说：“叔叔，您不要拍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在这里呢！”
这个小患者大概也只是躲在病房里看杂志，并不是在这里生病。还有，这真是诗的逻辑：只要她妈妈不晓得她在生病，小姑娘自然也就是健康的了。小姑娘在说话，制止了对一种真实境遇记录的发生。
感谢贺延光记下了孩子的话，我也像当年背诵语录一样背诵着它，就是这句话，背在身上真是比辞海还要厚重啊。
我也要学会去制止什么。一九八一年我参观了北京的星星画展，第一次看见了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这幅和领袖画像一样巨大的父亲造像原来是由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堆积而成，父亲正端着水碗却暂时没喝，不知是等待着水该凉一些，还是期待着阳光把水晒热。而父亲扶着碗沿的拇指上的指甲污黑却清晰可见。
这就是逼真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效果，开始我想说：《父亲》这幅画，破天荒地画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的苦难和淳厚，这几乎是一句空话。我是空旷展览大厅内众多簇拥观众的一员，我们在震撼之余也不知到底在怎么想，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在《父亲》面前我们徘徊接着走开，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个“父亲”终于也在说：“艺术家同志，请不要这样画我，我妈妈还不知道我已变成这般模样。”
我也的确在套用小女孩的心声，因为站在苍老的父亲面前，我们还不会想到他还有妈妈，因为逼真已经是底蕴，已经像大地一样。在逼真的后面，不会再有什么，于是，艺术家可以尽情地去画。
倒是当年审查这幅画的干部懂得：逼真的农民形象要有所遮蔽，这就有了画家在父亲的耳朵上画了根圆珠笔的妥协方案，以示父亲也有文化。父亲固然“有文化”，但他苦难的面容，一经发布已经尽人皆知，唯独至今没有听到他母亲的哭声。
我们开始热衷于艺术的逼真运动，还是在北京，在那个“798”艺术工厂区，现在有一组矿难雕塑矗立在露天。那天我远远望去不知道广场上的一群人怎么都变成黝黑黝黑的模样，我蹲下身本来想揭开地上死者的被单，原来被单是以石头铸成。雕塑群中，除了有死者，还有活着的孕妇和孩子。我们打着领带穿着皮鞋的人从这里经过，那个被石头铸成的孩子，只是抬头看他的母亲，而从不抬头看我们。在参观者中，还真有胆子大一点的小朋友，拎着气球，围着矿难雕塑满场跑，他想惊动他们，但他们仍然纹丝不动。小朋友终被他的母亲喊回了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