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
某次刚刚下课，一位年轻学人问我：“你怎么理解中国人很中庸的说法？”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那只是一种价值建构。而建构只是表达一种愿望，激发建构者形成这种愿望的社会现实可能与这个愿望恰恰相反。”
所谓中庸，通俗地讲，就是一种中正、温和、妥协的处世态度，这种处世态度懂得包容各种冲突，愿意化解各种矛盾，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遇事不走极端，善于与所有不同的权利主体共享权利，与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共享利益，善于与整个世界共享和平、均衡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贤哲提出过这么一种哲学思想和道德境界，是不是因为中国古代人人都在自觉地践履中庸之道？
肯定不是这样。
动物的本性都是自私的、贪婪的，而且天生具有独占、垄断的欲望。在圈养的两只猪中，其中强势的那只猪总是四足霸占在食槽之中，不让弱势的那只猪公平进食。当那只弱势猪在食槽旁边怯怯地偷吃几口时，那只强势猪还会不断用嘴叼它，用头撞它，总之不断以武力压倒对方。这只猪垄断资源的欲望十分强烈，毫无中庸之意。
人作为动物的一种，在生命意志的自私性、垄断欲等等方面，跟其他动物并无区别。虽然人类在满足欲望、攫取利益的时候更加注重跟环境的协调，但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征与其他动物一样明显。即使在某人很谦让、很中庸的时候，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他的本性，而是被相应的环境逼出来的。
是不是资源足够丰富，动物之间就不会争斗？比如，每只猪每顿需要进食5斤，两只猪需要进食10斤。食槽只有8斤猪食的时候，强势猪才会出现暴力垄断。如果有10斤甚至12斤猪食，强势猪就不必要进行暴力垄断了。
事实不是如此。即使食槽里有12斤猪食，那只强势猪还是会实施暴力垄断。为什么？有两种理由。第一，多余的猪食可以留到下一顿食用，以防下一顿没有新的猪食供应，这是基于本能的危机意识；第二，垄断本身具有权力的满足感，而权力的满足感是所有动物最大的精神享受，没有哪种动物能克服追求这种精神享受的欲望。为什么人类的“朱门”宁愿“酒肉臭”还要每年掠夺那么多，而且不想顾及“路有冻死骨”的残酷现实？原因就在这里—掠夺和占有是一种精神享受。
那么，那只强势猪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讲究中庸之道，学会跟别人共享资源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只弱势猪终于强大起来，能够跟强势猪力量相当，足堪抗衡。当强势猪的掠夺不得不付出代价时，他会在垄断与掠夺的好处和代价之间进行权衡。假如食槽里只有8斤猪食，强势猪很想全部占有，或者自己吃5斤，让弱势猪吃3斤。可是弱势猪已经强大起来，会因此对他发起进攻。一架打下来，两只猪都被对方咬出几处伤口。强势猪认为，为了多吃1斤食，却身负重伤，划不来。不如平均分，各吃4斤。肚子虽然因此有亏欠，可是这样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更加合算。此后，强势猪不再四足站在食槽里用餐，而是跟另一只猪并排站在食槽边上。两只猪和平相处、共享资源的美好局面出现了。猪圈从此和平安详，犹如得了中庸之道的真传。那只强势猪可能因此被表彰为中庸模范、道德表率。实际上这样的局面完全是由势力均衡造成的，跟两只猪的道德面貌完全无关。
可见中庸不是一种道德品质，而是一种调节自私本能、更加低成本地捍卫自己长远利益的智慧。如果走极端不需要付出高成本、高代价，那么没有哪个群体愿意中庸。如果某个群体不愿意为长远利益克服自己的自私本能、适当放弃一点眼前利益，那么这个群体也就不会奉行中庸之道。
上述两种情况，我各举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西方建立了一套国际法体系，其中关于战争的游戏规则，有不杀平民、不虐待俘虏的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就是针对他们在战争中老是屠杀平民、老是虐待俘虏而制定的。可见制定这个规则之前，他们是很不道德的。那么这个规定本身是不是为了挽救以前的不道德而制定的？不是。西方的这些游戏规则是为了减少自己一方的损失，他不屠杀对方的平民是为了使得对方不屠杀自己的平民，他不虐待对方的俘虏是为了使得对方不虐待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而自己的平民正是战争的供养者和力量源泉，自己一方被俘的士兵也依然是自己的有生力量。
如果屠杀对方的平民和俘虏不需要付出代价呢？这时候他们会不会出于道德考虑而执行这样的国际公约？肯定不会。比如，英国殖民者占领北美纽芬兰岛之后，政府下令殖民者追猎原住民，杀人越多政府给予的奖励就越多。那些既是平民又是俘虏的原住民很快就被全部杀光了。美国独立以后，杰弗逊在给追剿印第安人的将军下达命令时，就明确指示将军要将所追剿的印第安人部落灭绝。美国人向日本投原子弹的时候，向伊拉克发射导弹的时候，都没有想过国际法中规定的“平民”的豁免权。他们对待伊拉克的俘虏，也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要求执行。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做不需要付出代价，那些遭受屠杀的群体完全没有能力对屠杀者构成任何威胁。所以，那些人道措施，都是力量均衡的主体之间相互实施的，施之于人，为的是己。中国俗话云：“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可见归还借物并不是基于道德要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有利于自己日后继续得到他人的帮助。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考虑的。
被我们看作恶魔的希特勒，他虽然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却严格执行国际公约，没有屠杀甚至也没有虐待二战各个交战国的战俘。为什么？因为屠杀战俘要付出代价，屠杀犹太人不需付出代价。
这是第一种类型的例子。以下再举第二种类型的例子。
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入侵和掠夺以后，满族的境遇非常微妙。面对它所统御的民族，它是一只强势猪，可是在殖民者面前，它和它的国家却是一只弱势猪。为了使中国由一只弱势猪变成与西方列强并立于世的强势猪，必须迅速调整自己的社会组织模式，以便动员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而调整社会组织模式，势必关系到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19世纪70年代，郑观应明确提出英国强大的奥秘在于他们的议会政治即民主政治。王韬更是公开提倡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君民共治。后来汉族精英群体“宪政治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戊戌变法系其高潮。所谓君主立宪、君民共治，就是在保证满族皇室的权力和利益不被颠覆的前提下，让全国各族人民组成一个代表民意的议院和内阁，以此实现全国各个政治群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均衡。
当时的满族皇室，如果能够为照顾本民族本皇室的长远利益而稍稍“中庸”一下，君主立宪就可立即实现，皇室的荣华富贵不会受到影响。可是他们不愿意中庸，只愿意咬住眼前利益死死不放，满脸洋溢着独霸天下的无赖气。直到1908年，清朝才勉强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总算答应了立宪，不过还得等到9年之后才能实行。这个立宪步伐远远落后于全国的社会发育和政治发展。后来在各方势力的要求下，同意提前实行宪政，并于1911年5月成立了内阁。可是，他们拿出的内阁方案中，13名阁员名额被满族占了9名，皇族又占了9名中的7名。已经变成强势猪的汉族精英群体其实颇有一点中庸，他们不想将那只弱势猪咬死，只是善意地要求那只强势猪撤出食槽，跟自己并排站着共享天下美味。可是贪婪的皇族，闭眼不看汉族精英已经变成强势猪的事实，根本没有屈尊“中庸”一回的意思，依然四足站在食槽里垄断资源。
于是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仅仅半年之后，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全国立即响应。清朝皇室这才醒悟过来，赶快召见袁世凯，承诺从食槽里撤出来，并加快宪政步伐。可是，历史已经不再给他们机会。这个不愿意低成本地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的权贵群体，注定只能走向毁灭。最后的结局所有人都知道，满族皇室迅速覆亡，末代皇帝成了囚徒，子孙后代失去了所有的尊荣。
满族皇室决不妥协、非把自己玩完不可的歇斯底里心态，代表了人性的一种极端倾向，跟中庸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多方面玩味。
那位年轻学人听了我讲的满族故事，接着问我：“那么，中国人是最不中庸的吗？”
我说：“也未必。如果我们说中国人最中庸，那么潜在的判断是别的民族不如我们中庸，这个判断是没有依据的。如果我们讲中国人最不中庸，那么潜在的判断就是，别的民族肯定比我们更中庸，以我目前对世界各民族的了解，不敢作出这样的判断。”
当今世界，西方民族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具有平衡各方意见和利益的智慧，善于与不同的利益主体共享利益，这方面确实颇得中庸之道。但是他们作为一只强势猪，在跟全世界的弱势猪相处时，从来没有中庸过，所以我也不想把中庸作为一种稳定的智慧和性格白白送给他们。
世界上不存在一只主动中庸的强势猪。那些弱势猪一般都是愿意中庸的，可是在强势猪拒绝中庸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有选择走极端。就一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而言，中庸的锁钥乃是掌握在强势猪手中的。为什么孔子以来所有的圣贤都是对着强者说话？因为强者永远掌握着主动权。可是强者能不能很有分寸地运用自己的主动权，在无力霸占食槽时就及时从中撤出来，这就看他有没有中庸的智慧。
说得通俗一点，所谓中庸之道，就是用最低的成本维护自己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为了维护最长远的利益，就需要将业已拥有的无限膨胀的畸形特权稍稍进行一些调整。谁没有这种胸怀和智慧，谁就只能像清朝那样把自己玩儿完。
我们希望所有那些强势猪，都能认清时势，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及时调整当下利益，也就是稍稍奉行一点中庸之道。
跟这种愿望相配合，我们依然需要像远古时代的贤哲那样建构和维护中庸的价值，呼吁人们学会中正、温和与妥协，因为这样可以减少世界的血腥和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