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记硬背成不了大器
在余秋雨的读书生涯中，除了学校规定的必考内容非得强记之外，平时看书、学习他绝不死记硬背。他在《霜冷长河》中写道：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他还举了一个很实际的例子：有一年，我们聘请几个退休教授，对目前正在开课的青年教师进行听课评分。没想到几轮下来，评分结果和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正恰相反，于是便急急调查。通过调查终于明白，原来有两位退休教授把青年教师讲课时对某些词语读音的标准与否，当作了评分的主要标准。评分表后面加了一份长长的附录，全是一个个发音的正误对比。然而问题是，发音很标准的几位年轻教师，讲课质量之差，几乎到了要被勒令停讲的边缘，这次却得了高分；相反，几位公认的优秀青年教师，由于普通话不太标准，评分极惨。看到这里，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如果以一个人的普通话发音标准与否作为授课优劣的衡量标准，那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关于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的恶果，端木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曾发表言论：政治、历史两科，是最让学生头痛的，因为需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太多，人物、事件、年代、意义、结论，差一点儿都扣分；政治里的“时事”部分，年年翻新，老师惟恐覆盖不够，挖空心思编出的题目，让人眼晕。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学生的脑子，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在一次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中，有听众给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你知道音速是多少吗？”在座者以为爱因斯坦会脱口而出，没想到他想了一下说：“不知道”。于是举座大哗，觉得一个顶级科学家竟连这个简单的常数都不知道，简直不可思议。可爱因斯坦嘟嚷道：“如果在任何一本中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我为什么要记住呢？”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回答，表明了他对什么样的知识应当“记住”的标准——举凡可以随手查到的知识，只要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就行了。也就是说，人的脑子不是用来装各种死知识的“容器”，而是用来思考、创造的“发动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端木先生不无幽默地说了这样一个现象：我曾多次在报刊上看到过国人对美国人的嘲笑，好像那里的人连四则运算都有很大问题，中国人飞快算得出的结果，美国人总是弱智般用计算机按半天——这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形成了难以理解的反差。我就此询问一个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朋友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说是，连许多数学博士都这样。“为什么呢？”我大惑不解。教授朋友笑着说：“在美国，一切可以用电脑做的事儿，都交给了电脑。人的脑子，通常只做电脑做不到的事！”这个观察真让人沉思良久。
这个事例表明，中国人自认为聪明和骄傲的本事，在美国人眼里却完全是不屑一顾的小计。
周洪林教授对此亦深有体会，他认为，长期以来我国的语文教学，从总体上，从主要倾向问题看，在于过多地钻牛角尖、死抠死记，把学习过程弄得支离破碎。学生不堪重负、兴味索然。而对于那些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范文，却没有培养学生在阅读欣赏中体会文章的思想、意境。而这本来应该是语文教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他特别强调，读者之所以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主要在其大气，大开大阖、思路开阔、想象力丰富、又通俗易懂，不难读、更无陈词滥调繁琐说教。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谁都知道不是余秋雨发明的，但余秋雨对之灵活地掌握运用，其收效有目共睹。
二、写作中不重复自己
从古到今，作家最难做到的就是不重复自己，包括形式、语言、文风、格调等。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要在创作中避免重复，实在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因为一个人的口语、习惯、行文风格，都会随着时间慢慢定型，且随着写作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种习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只看文章的行文就知道是他写的”，这正好说明了上面的问题。
余秋雨是聪明人，他知道文章的重复是作家的致命伤，因此他每写完一部作品，便极力绕开原来的写作路子，极力向读者展现新的一面。这样刻意求新，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文笔生涩的毛病，但毕竟冲出了一条路来，给了读者新鲜的感受。余秋雨在《山居笔记·台湾版后记》中这样写道：“不少朋友写信问我，《山居笔记》之后还准备写什么，我的回答是：暂时搁笔，多看看，多想想；今后若再动笔，写的东西一定又与《山居笔记》不同，我最怕重复，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决不重复自己！”是余秋雨谈到写作时常说的一句话。他又道：“因此，如果有朋友气愤：中国的散文都写成这个样子如何了得！我就说：绝不会都写成这个样子，连我自己也不了。”
余秋雨不光在写作上不重复自己，也不愿在工作和生活上总走老路。他写作的基点建立在行走上，《文化苦旅》是在行走中完成的，《山居笔记》是在行走中完成的，《霜冷长河》也是在行走中完成的。他绝大部分的散文著作都是在行走中完成的。这里所说的行走，就是将他一路看到的、想到的、体会到的东西，用真诚、真实的笔调记录，然后再通过文学的语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读者们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在一种美的享受中既学到了知识，又感受到了快乐，可谓一箭双雕。余秋雨的脚步是踏实的，也是优美的，他每迈出一步都流动着优美的音符，这样的智者，用这样的方法写作，他的书能不成功吗？
生活就是艺术，然而艺术是切忌重复的。余秋雨在《艺术创造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听到一些艺术家宣称，他们在写修建铁路题材、海洋考察题材、农村改革题材的时候，总是不免有一些担忧。这些题材都是重要的，但要成为艺术作品，就必须把修建中的铁路延伸到人生的通道里，把海洋考察变成一种人生考察，把农村改革与广大农村的人生观念变革联系起来。条条道路通罗马，条条道路通人生。只有通向人生的道路，才可能是艺术的人生。”
余秋雨就是这样将工作和生活融入到到艺术当中。也正因为他做了这样的努力，因此他的作品总可以绕开重复的老调，而使僵硬的、冷面的、固定的事物充满动感。即便面对的是硬性的素材，余秋雨也常可以在“笑里藏刀”中让读者领略阳光后面即将到来的乌云，如同四月天里出现的烘热——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
生活就是写作——在余秋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后，他红红火火、扎扎实实地干了几年，并得到上级的多次奖励和肯定，然而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辞职，他选择了去做一个自由的写作者，这种自信、这种境界，又有多少人可以达到呢？他的这种举动，让喜欢他的读者对他更加拥戴，也让嫉妒他的人瞠目结舌。
三、执着的学习精神
余秋雨一生中经历过很多坎坷。他正渴望学习知识的时候，却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久就是反右运动。在运动中许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许多家庭因运动而破裂。一批批兢兢业业的劳动者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在政治上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他们的后代也成了所谓的“狗崽子”。人们用有色眼镜看待“右派”和“右派”的子女，在不少人眼里，右派身份实在是一层无法抹去的耻辱阴影。为了“右派”二字，不少子女与父母断绝了关系。那些“右派”们，只好在苟延残喘中延续着各自的悲惨人生。
那时余秋雨才11岁，刚到上海读中学不久。当时，同学们不得不听从学校的命令，到周边各种各样的工厂劳动，读书成了无足轻重的额外事情。那时的学生们不好好学习没什么，如果不好好劳动就是原则问题。因此余秋雨和同学们都虚心地向工人叔叔阿姨学习，在工厂里努力表现自己。如果学生来自右派家庭，则心理压力更大，他们惟有更加努力地劳动，以证明自己和右派家长不是同一类人。
然而逆境并没有阻挠余秋雨求知的热情。看着知识被蹂躏，余秋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但他心里始终认为，求知无罪，惟有知识才能改变人类的命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开始了自学之路。自学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余秋雨在自学中摸索到了不少学习经验，他将这些经验总结起来，结果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此，他在学习上和同学们渐渐拉开了距离。如果没有经过自学这条曲折而艰难的路程，他或许也会有所作为，但绝不会像取得今天这样影响整个文坛、甚至影响到一代人的巨大成果。
1957年反右运动过后，紧接着就是大办钢铁，然后又是三年自然灾害，余秋雨的成长过程是如此艰辛。到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年他20岁，已是上海戏剧学院的一名学生。可是在那个年代，作为大学生的他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在军垦农场劳动。那里没有书，也不许带书，周围的人若是发现谁夹带了图书也会毫不犹豫地上报，书的命运当然是被没收然后烧掉。在农场劳动时，余秋雨有次到县城办事，当时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找家书店看看书。但那个时候书店几乎都作为“四旧”关掉了，就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忽然在县城边上发现了一家还没有关掉的书店。他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欣喜。可是很快他就有些失望了，因为这家书店里卖的基本上都是些工具书，不过最后他还是挑了一本《中国医学史》。尽管这本书与余秋雨的兴趣相差甚远，但里面包含了不少历史和医学的知识。他认为这对将来的写作会有帮助，便也将这本书买下，回家后认真地研读起来。
余秋雨在自学过程中阅读了大量书籍，最使他觉得受益匪浅的是自亚里斯多德以来的一些西学经典。余秋雨一步一个脚印，完全通过自学啃完了一部部大部头的理论著作。这些经典著作哺育他成长，直接影响到他后来著述的四部经典专著，即《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尽管余秋雨通过自学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他对自己的定位却准确而谦虚，他说自己不过“是一个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失去了认真学习机会的、一个有志于中国文化的这么一个小文人”。在《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答听众问中，余秋雨说道：“我想熟悉我的人知道我有一个最好的优点，就是拼命地学习。不是很用功，但是拼命地学习。只要感到自己有不懂的东西，就会如饥似渴极其好奇地去努力地学习它。用功是不太用功，这和用功的概念不太一样，它是对自己无知的巨大的惶恐和认真地学习。这还是具备的，所以还会不断地学习下去……”
对亚里斯多德的研究来自于余秋雨对自己高起点的要求。因为在古希腊的艺术领域里，亚里斯多德无疑是其中思想最为博大精深的巨人。如果将这个“巨人”拿下，也就等于基本拿下了古希腊文化的宝藏。余秋雨接触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时还很年轻，当时国内还没有亚氏著作完整的汉译本。（10卷本的《亚里斯多德全集》直到1997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但余秋雨并不气馁，他在一番寻觅之后，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亚里斯多德著作的英文版。他如获至宝，仔细研读，并做下了大量的笔记。到1981年，余秋雨已读完了英文版的亚里斯多德的所有著作，这给他今后的戏剧研究和散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余秋雨频繁到各地作文化考察的这些年里，其中有一段时间他正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任上。然而他并没有顾此失彼，一方面他频繁地外出进行文化考察，写出精辟的文章；另一方面他也将院长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上海戏剧学院在他的领导下，成为全国第一所进行改革试点的高等院校，其教学改革经验得到了文化部的肯定。他的名字迅速在教育部及各大专院校传播开来。虽然某些心态不平衡的人士将余秋雨的改革视为“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余秋雨还是将这把火一直烧了下去。火苗还节节上升，烧红了整个中国教育界。更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院长几乎在同一时间，又成为全国赫赫有名的散文大家，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一时间，许多文化人倾其一生努力奋斗想要达到的目标，余秋雨一下子全都达到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纷纷投向了余秋雨，惊愕、羡慕、钦佩、赞叹、嫉妒……可是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余秋雨成功的一面，却常常忽略了他为成功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在他事业成功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有计划、有谋略的踏实苦干。他以其超凡的睿智，全身心地努力和付出，年复一年不间断地努力学习，才取得了今日的成就。
余秋雨住在上海虹口房子里的时候，有整整三年时间，他几乎将自己投掷于世界哲学大师和文学大师智慧的海洋里：尼采、罗素、亚里斯多德、莎士比亚、歌德、狄德罗、莱辛、雨果、鲁迅等，都是他阅读的对象。他的阅读既可说是有目的的，也可说是无目的的。有目的是指他想从这些艺术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养分来为他的事业服务，无目的是指阅读早已成为他的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他对文学的兴趣已成为一种习惯，好比每天要吃饭一样，阅读也是他每天必须进行的活动。他对文学的喜爱是如此纯粹，一旦进入状态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诱惑他改变方向。这种执着的精神使余秋雨在较快的时间里完成了一部皇皇大作——《戏剧理论史稿》的编著工作，再版时更名为《戏剧思想史》。此书一投放市场便被抢购一空，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轰动。
其后余秋雨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便又完成了《戏剧审美心理学》，即后来改版的《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即后来改版的《艺术创造论》；《戏剧审美心理学》，即后来改版的《观众心理学》。余秋雨的这几部学术著作不仅知识含量大，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显著特点，就是他的学术著作不仅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还具有很强的文学欣赏性。也就是说，他是用艺术的手法来写学术著作，这样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都能做到开卷有益。
余秋雨从小就阅读兴趣广泛，不过在他上大学和下放的几年时间里，他很难正正规规、安安心心地读他喜欢读的书。尤其是在军垦农场，那里的规定是不许读书。这让余秋雨感到很不理解。但是倔犟的他偏偏不信这个理，不许我看我就偷着看。他始终认为，读书没有错，一个国家如果连书都不让读了，离灭亡也就不远了。他在《吴江船》一文中这样描写他在军垦农场看书的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