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发现，80年代前中国对世界戏剧理论发展历史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便决心研究。不过当时的英文书籍极其难找，余秋雨回忆，就是找别人借到几本英文书籍，也要讲好只能借几天。那时他每借到一本英文专著，几乎都是不睡觉捧着字典翻译的，但这也仅止于英文。余秋雨说话向来实事求是，懂就是懂，不懂绝不会胡吹。他说他谈亚里斯多德而不懂希腊文，谈婆罗多牟尼而不懂梵文，谈世阿弥而不懂日文，谈黑格尔和布莱希特而不懂德文，大多凭着译文（英文）做研究。
又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余秋雨散文集《霜冷长河》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地反响，作家出版社等单位邀余秋雨在北京大学演讲。首都大学生的提问汹涌尖刻，外国语大学的一学生问道：“你能让外国人理解你的表述吗？……”
余秋雨诚恳地说：“我们这一代有很多局限，已经产生不了但丁、歌德这样的大家——只有这些巨匠般的人物才能担负阐述一个民族至诚至善的心灵的重任。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不能用英文写作，甚至……现在还不能用英文演讲，只能在华人圈里唠叨。”
余秋雨从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也不含糊其词。他知道，文化遗产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生命又如此有限，想穷尽一生学到所有的知识，不只是他，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达到。那些先人世世代代文化的精髓，每一句，每一节都需要后人去品，它们就如浩瀚的大海溅出的浪花，经常站在海边的人自然就能多些感受。正如他在《文学报》1999年4月22日上概括的一句话便很朴实也有哲理：“我们的感觉在大自然面前是微不足道的。”
其实，余秋雨外文好与不好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余秋雨的外文基本是自学获得的，但却超出了应试教育的平均成绩。1963年余秋雨16岁，此年他高中毕业，提前参加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考试，又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成绩相当出色，他同时被上海戏剧学院和军事外国语学院录取。最令他自豪的是，在他报考军事外国语学院的当年，他的外语成绩在上海考生中名列第一。上海，绝不是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城市，那里人口密集，技术先进，学习气氛相对高涨，在这样一个城市能获得外文成绩第一名的人被有些人说成不通外文，恐怕说不过去吧。余秋雨喜欢外语，大学期间他下放时也不忘带上许国璋的英语课本，一有空就拿出来看，他当时很单纯，就是想学好外文不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有好处。
下放时张可老师和余秋雨他们在一起，。余秋雨记得，有天他在看兰姆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中文版，张可老师精通外文，看到后对余秋雨说，不要只读兰姆，最好读原文，读原文的乐趣更大。接着，她又比较起朱生豪和吴兴华的翻译，还向余秋雨介绍了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在乡下的这段日子，张可老师在外国语言学习方面给了余秋雨不少有益的指导和影响，每每谈起这些往事，余秋雨都兴致勃勃，感触万分。
余秋雨热爱外国哲学，但在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教育还没有真正走上正轨，他在书店里买不到自己喜欢的书。经过多方搜索，他终于在图书馆里找到了部分英文版的古希腊作品，对于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他更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认真地拜读、研究，并详细地做了读书笔记。他后来常对人说，读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就像又上了一次大学，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外语水平也由此有了很大的提高。
著名学者胡锡涛先生这样回忆余秋雨苦读英文的情景：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极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问他“是不是想搞翻译？”他说：“不完全是，主要是受我老师张可的影响，她认为读莎士比亚作品一定要读英文版才有味，我已经尝到一点甜头了，味道真不错。当然，学会一门外语，等于多了一双眼睛，将来如果干别的不行，搞翻译也是一条路。”好成熟的小伙！当我爬格子时，室内往往只有余秋雨仍然在看原著，看得如痴如醉，有一次，突然拍案叫绝：“妙！”倒是他干扰了我的写作思路。
余秋雨对英文痴迷到这种程度，别说他这样一个聪明人，就是智商不高的人也会将英语学到家的。
“文革”结束后，一些重要的世界文史经典已经可以陆续从书店买到，但都是译本。于是余秋雨就到学院图书馆借来英文原版书阅读。他的英文水平达到阅读程度，笔译学术论著时为了严谨，一定要请人订正。好在当时上海的里弄间还能找到不少劫后余生的博学老者，能够为余秋雨排忧解难，在余秋雨的印象中，他们平时总是那么温文尔雅，但一看见培根和休谟的名字就会激动起来。他这样形容：“苍老的诵读声牵带出他们在剑桥和哈佛的青春岁月。他们当时还很空闲，有足够的时间带着我在那远年经典间缓步徘徊，尽管他们的住所，总是局促而又阴暗。”这场景如一幅古典又现代的油画，似真似幻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余秋雨是幸福的，读者读到这里也是幸福的。美，有时只是一种对遥远的追忆，那曾经发生过的，给过人温暖的感觉，虽然在时光的流逝中被不断过往的琐事叠压在了人生履历的黄页中，所幸的是，它不是简单的生活的重复，却恰如一枚不起眼但绝对耐看的珍珠，深深嵌在了人的心里，弥久常新。
虽然余秋雨的外语一向比较好，可有好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太多时间攻外语，他发现自己的外语水平居然落后到只能看一些专业书，听力和口语停滞不前。懊恼中，尔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余秋雨拒绝一切的社会活动，并花了十年时间来学习从亚里斯多德以后的一些古代经典。就这样，他的外语水平再次得到提升，并趋于稳定。
三、秋雨散文和秋雨体散文
有专家认为，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卖得红火，是他近年来多次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游历甚广，对中外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比较研究颇有心得。与众不同的是，他善于把这种研究心得以“大散文”的样式表述出来，“秋雨散文”往往是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思味文化的精神人格和人生的真谛，探究中国文化的历史、现实命运，和中国文人的精神人格的构成。“秋雨散文”大多散发浓重的文化研究气息，其总体指向是对中国文化走向的思考。“秋雨散文”既有游记的内容，又有学术探讨；既有抒情散文的品位，却又像是散文化的论文。其内容包罗万象，形式不拘一格。
但也有人不喜欢他的文章，正如当一种现象和事物走向极端，总会遭遇反弹一样，且不管这种反弹是自然现象还是人为，本人数十年的人生经历已将这种现象看成一种规律。那些人不喜欢余秋雨散文，其理由说得较多的，是认为其行文游离于散文与游记之间，不是真正的散文。这种说法好像有点无话找话说的味道，因为余秋雨散文的着重点大多都与行走有关，他将自己到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文章，这种散文当然与旅行紧密联系。
作家吴新宇在《余秋雨寻找文化的尊严》一书中，将文化界对余秋雨的批评归纳为四点：
（一）坦率坦诚型。余秋雨在《山居笔记》自序中针对高文为自己长篇辩护，便显示出他聪明而小气的一面。对坦率真诚的批评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对疾言厉色甚至出口伤人的谩骂却退避三舍，余秋雨离“大师”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
（二）甜媚肉麻型。余秋雨散文有它特别的味道。将文史哲融于一炉，虽“哲”得不太地道，“史”得不太利索，但“文”得很优美。从一个作家的角度看，能够做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中国文学圈子里能这样做学问的人不多，中国学术圈子里能这样写文章的更少。因而，对于余秋雨的出现，给予鼓励和赞赏是应该的。但有些评论胆子太大，比如这样的文字：“读你的散文，总仿佛看见一个历史的哲人，沉思着跋涉在大自然的山水、江河、废墟、古殿、庙宇……之间，在哲人飘然走过的路上，无不留下对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的沉重思考。”
（三）心态不平衡型。为什么在批评中会出现过火偏激，甚至带有人身攻击的字眼，如果我们相信那些作者的人格，那就只能说他们的心态太不好了。中国文化是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是光宗耀祖的文化，是衣锦还乡的文化，许多文人学者嘴巴上挂着淡泊宁静，其实心里急得很。文字也是独木桥，挤的人多，你余秋雨凭什么不用挤就过去了，而且占据了一个山头，益发志得意满，你越批得直起劲我越神气活现，到处讲演作报告，到处签名售书，到处上电视，到处称赞美夫人马兰，才子佳人得就怕你不炉火攻心，你奈我何！你写那些狗屁骂文吧，我的书照样有人盗版。
（四）制造轰动效应型。学术圈子不承认余秋雨是学者，作家圈子不认同余秋雨是作家，余秋雨像一只蝙蝠，但天空是属于他的。你说我不是鸟没关系，总不能不让我飞吧。有些号称鸟类的却飞不起来，扑腾几下还是可以的。于是，余秋雨就成了“情绪化生物”、“自恋狂”，有些文章被认定“散发着余秋雨式的臭味”，什么“反动”、“无知”、“倒退”，这些要命的核武器一齐“飞毛腿”过来，你余秋雨写起文章来不是可以翻云覆雨吗，我就让你翻天覆地。
吴新宇写到这里似乎有些过意不去，笔峰歪到了余秋雨这边：
现在，余秋雨火起来了，骂余秋雨的先生女士们也一个比一个牛气。余秋雨被商业动作炒成了“大师”，一批文学工作者趁机把自己炒成“著名作家”，你问我有什么本事吗？我连余秋雨都敢骂。这就是中国文坛，这就是中国的现状。冒头一点的我要枪打出头鸟；走红一点的我要朝你脸上抹黑；吃香一点的，我要把你批倒批臭。
而笔者看到，有那么一二个在报刊上批余秋雨是“学者明星”，电视镜头上多了的教授，不久，自己也在电视上频繁亮相，侃侃而谈，春风得一塌胡涂，比余秋雨“明星”得多，这真是一个现实版的反串。
杨长勋先生在《余秋雨的背影》一书中写道：
余氏大散文呈现一种大境界大气势大视角，他一反当代散文那种满纸满文的小花小草，向着一个个重大的文化现象和一个个重要的群体人格透视和进击。《上海人》从历史到未来，从现实人格的优劣到文化人格的培植，从经济观念到文化建设，把握了整整一个大上海。《乡关何处》从丰厚的河姆渡文化和积淀到现代复杂的人格传递，书写了整整一个余姚。《天涯故事》从迷魂茫茫的天涯海角的自然地理走势到宏大的古今社会心理走向，从作为流放地的寂寞的历史到作为开放区的火爆的现实，俯视了整整一个大海南。《抱愧山西》从“海内最富”的山西商人的崛起到残酷的社会动乱致使山西商人的败落，从山西商人商业人格的优势到山西商人人格深处没有经历都市改造的某种农民意识，从对往日的“海内最富”有山西经济的热诚赞颂到对当今山西经济极高的期待，拥抱了整整一个大山西。《一个王朝的背影》把一个历经久年的王朝的兴衰荣辱表现得淋漓尽致，与王朝一起高歌，又与王朝一起哀叹，唱尽整整一个大清朝。
何止以上种种，余秋雨的每篇文章都像“擦边球”，别开生面又能切中重点，人们迷惑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善于驾驭文字的人，别说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也不会很多。于是，他深深吸引着文坛，吸引着读者的眼球。
余秋雨对散文的写作是认真的，他曾经这样说：
我个人对散文写作的体会是，哪篇散文能够写得长一些，自己也容忍读者有的时候也容忍的长，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困惑。内在的困惑越大，文章内在的张力就可能越大，那么，容忍长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看到一些散文写得很长，但里边问题不是很多，困惑也不够诚恳，只是用美丽的句子讲述一个历史故事，我认为它就够不上大的文化散文。它里边没有一个感动人的机缘，那就是作者没有非常诚恳的带有自己内在生命的一个问题、一个困惑。有一些文章，评论家说受了我的影响，但却和我不太一样。比如我在写的时候，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对这么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我个人没有困惑，如果没有让我始终坐立不安的东西，我还是很难动笔。历史那么多，故事也那么多，我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写它呢？我又不是小学教师要学生们讲这些，我是一个读者，以非常诚恳的态度，我要把我内心的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提出去，而且提供得叫对方也能够受你问题的感染，而不是受你所讲的故事的感染。两者是大不一样的。
余秋雨文章里面的这些深沉意蕴、或者说是他每篇文章的根本内核，也许是读者难以揣摩的，这就如同一个武林高手，他发力时或许你无法感觉到，只有当你倒地时才知道什么叫“功夫”。
这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即余秋雨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他写历史文章一定要亲自到达文化现场，他认为这要比看历史资料可靠。同时，他写文章还要看有没有问题能使他产生巨大的冲撞感，有冲撞才去写，才去找有关资料，写历史题材是这样，写现实题材也是这样，因此，他所写的文章就经得起历史学家的推敲，也经得起艺术玩味。
余秋雨并不认为自己所写的文章是散文或大散文，他对自己文章的定位是，“带有抒情性的文化学术论文。”他说他在写出这些散文之前，并没有读过任何散文理论，只是想倾吐一种文化感受，一种使他坐立不安、焦灼不安的感受。他解释，他写散文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把它作为自我锻炼、思考的一种方式、一个过程。他认为，任何真正的艺术创造，都有它的独特性，不应以文体分类来决定或束缚艺术创作。也许正是余秋雨的这种歪打正着成就了他的散文，看起来很奇怪，细细想来很有他的道理。任何文学艺术都是实践的产物，创新才会发展。
余秋雨对所谓“大散文”也有他独到的见解：
大散文并不是非要谈历史文化不可，并不是非要达到5000字的篇幅不可。大和美是相关联的，大和美并不是指文章的外部形态，而是指容量，指内在的困惑和张力，一种精神文化的高度。内在的困惑不够真诚，提出和要回答的问题不够大，虽长也不足取，称不上是大散文，文化要有超前性，大散文也应有超前性，要有一种思想力度，能对历史、社会、文化的进步起到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