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耜先生对余秋雨散文的褒扬也近乎忘情：“毫无疑问，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以其特有的精神承载和审美风度，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坛乃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的一道风景，一种话语，一个热点……我们作出如是判断，一方面是鉴于代表了作家创作实绩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先后发行数十万册，显示了严肃文学和文化楔入世俗社会的充分可能性与世俗社会认同严肃文学和文化的巨大潜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即使在文化圈，余秋雨的散文作品亦获得了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赞誉和推崇。如孙绍振认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思想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论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与情趣。’楼肇明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朱向前则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
刘丽明先生这样透析余秋雨散文的特点：“余先生作文，平中能见奇，奇过以后不归平。撑开了架子不收拢，所以越到结尾越高贵。他基本的套路，是以地理之奇为悬念，来作他文章的眼，以历史之奇为准线，牵来各种故事跌宕起伏去穿那个眼，历史地理这么一相乘，乘出来的，就是奇而又奇的余式新景观了。”
再说贬。现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特约编审、《咬文嚼字》月刊编委金文明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中，从“人物史事”、“时、地、书、名”、“职官旧制”和“言词音韵”4个方面对余秋雨散文中126处文史差错进行了考证和辩驳。
金文明在答《每日新报》记者问时，说余秋雨的致命伤是篡改史料。《文化苦旅》所收的《寂寞天柱山》中，他说天柱山风光不再，为了营造天柱山曾经的风光，亦即李白、苏轼、王安石都对天柱山（古称君山）心驰神往，他不惜在地名、情节、想法、诗句上作假。他不仅把从未到过那里的李、苏二人说成到过那里，还把道士的诗句“庐山归去来”，硬说成是王安石的，并将诗中位于赣北的庐山，改为位于皖西南的潜山。并说余秋雨这种虚浮的学风贻害无穷。
赵立秋对余秋雨的行文作了如下的概括：综合我对余先生其人其文感受，觉得他大抵是“举人的架子”，他有理论家的身份，理论家的著作，却无理论家的沉稳、厚重与深刻；“文人的才华”，他文笔如诗如画，颇见才华，但少见风骨；“艺人的品格”，用这两个字便可概括——“矫情”，其他种种，不足论也。
王强的言词则极尽戏谑：余秋雨散文的调子很高亢，高亢到让人觉得好像他在吊嗓子。为和这种调子保持一致，余秋雨对所写的人物和事件都做了极为简单化的处理。凡不符合这种简单化的材料都被忽略不计，而符合这种简单化的记载即使并不可信也照收不误。余秋雨笔下写到各类人：帝王、政治家、文学家、藏书家、画家和妓女等，但是，余秋雨对这些人心态的分析极为粗浅平庸。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对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缺乏体悟。做为一个经历过文革动荡的当代知识分子，余秋雨应该了解中国知识分子那炼狱般的心灵世界，应该能提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心理状态，但是可惜，余秋雨对知识分子心理的描述浮泛得让人不敢相信。
如此等等。我认为，以上种种评价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过于偏激，大多不中肯。无论作文，还是做人，都应该中庸一点，这样也好有个回旋的余地，万一说错了也有个梯子下台。
魏明伦先生在《答余秋雨书》一文中有这样一句：“秋雨被围的隐因何在？千不怪，万不怪，只怪你老兄文名出众，纸贵洛阳，遂使‘木秀于林’的下句在你身上兑现。”
宁志荣先生在《质疑回应》一文中写道：“金文明先生说，他之所以写《石破惊天逗秋雨》一书，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严肃性，是因为他担心读者‘在如饥似渴地吮吸玉液琼浆的同时，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把这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做补药吞食进去，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再传播给更广大的读者’。我认为金文明有些太夸张了。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工具书，很少有人通过散文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主要不是讲对与错，而是讲美与丑，讲情致、韵味和意境。读者买余秋雨的散文，主要是冲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的，而不是冲他的文史知识，即使有些读者把一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做补药吞食进去，我看也无妨大碍，因为他们主要吮吸的是玉液琼浆。所以，鲁迅先生早在1927年的《怎么办》中就说过：‘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而弗吉尼娅·伍尔夫说得更深刻：‘诚然每一个史学家都能做出解释，但是，以史学来解释文学只能是文学本身的不幸。作家应当是使人感动的。’”
文坛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巴尔扎克的小说《幻灭》里也有所涉及，批评家卢斯托警示从外省来巴黎混日子的文学青年吕西说的一段话最能说明问题：“我能把一出好戏打入冷宫，叫一出坏戏轰动巴黎；今天把某人捧上天堂，明朝复将他判入地狱。”
由此，饶嵎先生在1996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中这样评价：“举”与“按”恰是情感的正负两极，前恭后倨、先举后按，不正是一种心理的逆反？所谓“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芳草，伤于多阴也”。所谓“物极而必反”。不正是辩证法的法理？恭之甚则倨，举之高则坠，势所必然也。
很多人批评余秋雨的散文已经形成“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模式。饶嵎先生在本文中发表他的见解：“问题的关键不在某人的创作是否成了模式，而在这种模式是否存有艺术价值。余秋雨只是当代数以万计散文作家中的一个，倘若每个散文作家能创造出一种独有的模式，拥有自己操作起来得心应手的“话语”，散文世界早就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了。余秋雨果能创造出一种有别于以往和同代作家创作的模式，那是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突出贡献，是余秋雨之为余秋雨，‘文化散文’之为‘文化散文’的存在理由了。”
饶嵎先生还在本文中总结了余秋雨散文的两大特色，一是较深厚的文化底蕴，一是婉约清丽的诗化语言。这“情”，于文中荡漾为一种对历史沧桑的喟叹，对传统衰落的迷茫，对文化重建的呼喊。紧接着他也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缺陷：“他时常为激情不能自己，不擅节制而任其流淌。特别是《文化苦旅》之后为应付报刊的频频约稿而硬写出来的许多篇什，情过浓而滥，见无病呻吟；语言刻意雕琢精制，不免造作。”
网友“老墨客”在网上这样幽了金文明和余秋雨一默：“至于那个金先生呢？严谨有余，才华不足，就是专门做清道夫的，属于那种应用性人才，仓库保管员，论档次，自然比秋雨差了，前者是文人学士、是王勃、是杜牧之，后者最多也就是文字匠、语文老师之流的了，文史功底好，却守着祖宗一点也不创造，有什么用？”
所以余秋雨这次犯众怒，主要是太狂傲，太小心眼了，典型的小男人腔调，一点也没有一代宗师的恢弘大度，这事要遇到我最心仪的林语堂先生，一定会幽默地笑笑，说：他金文明辛苦了，该给他多少稿费呢？请报个数吧。万万不可和他对骂！这样，咱已经高他一头了，嘿嘿……
一个叫“千秋雪”的网友说得好：作为一个有点名气的公众人物，本身就是社会的焦点。大伙都看这武侠小说吧，一个默默无闻的武林人士想要快速成名，最好的办法就是挑战武林第一高手。而武林第一高手的态度，就决定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武林大师。按照余秋雨先生的今天的成就与地位，不断地受到别人的攻击也是很正常的。一方面因为他的地位，不排除有人想借他而出名；另一方面余秋雨的作品中也确实有一些错误，为真正的追求真理的文化人士所不能容忍。
有一件事至今我不知该相信谁的，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事情的经过有些离谱，但却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吾师余秋雨》的作者马小娟说了这样一件事：早些时候听金克林说他们大可堂文化公司要出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线装书，后来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还发生过一次“电话事件”。那时，《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并在香港连载，大陆多数媒体自然也争相报道，成为一个重大文化新闻。就在此时，大可堂公司的老总这时突然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自称《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作者，他强硬地要求大可堂立即停止发行余秋雨的书籍，还说“我们已经组织大批人员，专门批判余秋雨的作品，包括《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马家辉在香港《明报·秋雨反文明》中有一段话很深刻：余秋雨散文的基本情调是“文史感怀”，睹物思故国，伤春忆旧人，悲秋得领悟，遇事寻启发，非常适合具有“历史沉淀”心理背景（这是李泽厚教授所曾提出的文化分析概念）的善感读者的阅读口味，加上其极具节奏感的文字功力，三字一停、四字一顿，韵味无穷，是不折不扣的魅力美文，其畅销，不足为奇。而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正如Paul DiMaggio在审视美国文化工业的历史演变时所曾指出，文化产品一旦跨越“严肃”与“流行”的分隔线，必可衍生一种名为“仪式潜能”（ritual potency）的争议力量，同时面对来自严肃社群和流行产业的挑战，前者认为它破坏了严肃文学的纯净和神圣，瞧不起它；后者则企图框限它的变化与突破，阻止它在创作上的升华和改良。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屡起是非，恐怕跟这个文化背景脱不了关系。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的书，难以企求内容资料的确实与严谨，但也正因它极度畅销于“非（文史）专业人士”，这自令文史专业人士加倍无法容忍它的粗疏与大意，随之捡起放大镜群起攻之，潜台词也就是欲维护文史专业领域与非专业领域的清晰界线。
慕毅飞先生的话说得最有概括性：“即使余秋雨从今往后真的不再从事文化事业了，余秋雨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以《文化苦旅》为标志的新体散文或叫“文化散文”，作为具有原创价值的散文样式，绝对是对中国现代散文样式的重大贡献。文坛说好说坏，并不影响余秋雨的著作屡屡登上畅销书的榜首。读者用腰包里的钱来投票，那是最货真价实的民意。”
严辉在《余秋雨散文：误写或误读》一文中总结了余秋雨散文遭争论的原因：“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但今天，围绕着余秋雨散文进行的批评却显得格外激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中，无论是批评者一方还是余秋雨本人都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双方的表现都无法令另一方满意，一篇新的批评文章出场往往成为下一场争论的导火索，以致于批评的范围越来越大，火药味越来越浓。这就是时下余秋雨批评落入的‘怪圈’。探究产生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因，恐怕不能仅仅只归结为商业炒作的介入。”
对余秋雨散文的批判，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已经取得了大多数人共识：一是他的散文中出现的常识性和知识性的"硬伤"；一是他的散文中感情的矫饰和失真。可以说，这是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它们使余秋雨散文在很多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它间接引发了其后关于他的人品和文品的论争。在对待这两个问题时，批评者和余秋雨本人的态度的对比显得颇有意思。一方面是批评者对这种不严谨的写作态度深切的痛惜和毫不客气的痛斥，一方面却是余秋雨无可奈何的告白：我写的是自由的散文，而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建立在不同标准上的论争自然产生不了什么结果，批评者没有因为余秋雨的告白而降低自己的标准，余秋雨在接受某些批评的同时，也保留自己对散文写作的看法，认为"一切深刻的缺点和局限其实是很难改正的"，那么，到底是批评者"误读"了余秋雨散文，还是余秋雨"误写"了散文这一"写起来简单，写好却很难"的文体呢？
不管文学界怎样评价余秋雨的散文，他在人们心中是一位散文大师的形象不容辩驳，就如无论大海是否湛蓝清澈，都不会影响大海这一名称后面的深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