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农历正月，下了整整一个月的连阴雨。久雨盼晴天，人们望穿了眼，太阳仍旧顽固的深藏不露，躲在云层的上面窥视人间世态。一直到二月一日，雨还在下个不停。长时间的连阴雨，气温下降，人们的心都被冻冷了。世间万物被冷冻了！
二月初二，人们早上起来，惊奇地发现天空中的乌云一夜之间全跑得无影无踪了。久违的太阳从东方早早地升起来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普照着大地。
我跟父亲走出大门，看见那一轮火红火红的太阳，我高兴地呼喊起来：“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啦！天气晴了！天道好了哪！”
“好什么好哟？”父亲一下打断了我的话，眉头紧紧皱着，一脸的忧郁和愁容。
“爹，您看太阳都出来了，天空中像被洗过一样，那么清澈，那么蔚蓝，万里无云，一尘不染，这样的天道还不算好呀？”
父亲说：“这是天道骤变的前兆！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地方有一句‘二月初二晴，树叶发两成’的俗语呀？”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父亲告诉我：“二月初二晴，树叶发两成，这是告诉我们，今年要反春，树叶只发两成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春寒，这是人们千百年来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
“哦？反春？倒春寒？”我听父亲说要反春，有倒春寒，就倒抽了一口冷气，反春就意味着要回到冬天那种寒冷季节。
倒春寒，对乡下人、对农民来说，那无疑就是一场大灾大难！春耕春种时节却碰上了如冬天一般的寒冷春季！不能耕耘，不能播种，没有春天的播种哪来秋天的收获呀？农民这一年还有什么指望呢？
果然不错，第二天，二月初三，人们早早地起来，天真变了，嗖嗖地刮着冷风，淅淅地下着小雨。到下午，小雨变成了冻雨。傍晚时，屋外山上玉树银花，已经是冰雪的世界了。
晚上，我们家又在火坑里架上火，这几年年成不好，缺吃的，柴却有烧的。有吃饱饱胀，无吃架火向。父亲又搬来几块栗树劈柴。栗树柴一放上，火就熊熊燃烧起来。火坑里一会儿就热烘烘起来，驱散了屋里的寒气，身子也都暖和起来。
母亲抱着才出生不久的换男妹妹，父亲抱着三岁的召弟妹妹，五岁的春燕妹坐着小椅子，靠在我身上，伸着手烤着火。看着熊熊燃烧的栗树柴，母亲说：“还是栗树柴好烧，柴硬火焰大呀。”
父亲笑道：“所以，人们才说，除了栗木无好火呀！”
母亲也笑道：“你这句话没说完全哩。”
父亲明知故问：“怎么不完全呀？”
母亲一本正经：“还有半句哪！”
父亲问：“那半句怎么说的呀？”
母亲望了父亲一眼，说：“我知道你是明知故问，你不说，我就说啰：这句话是除了栗树无好火——”父亲接上就说：“除了郎舅无好亲！”
我不太明白“郎舅”的意思，就问：“什么叫郎舅呀？”
父亲告诉我：“郎舅呀，也有的说娘舅。娘舅就是指娘家的舅舅，也就是娘的哥哥和弟弟。比如我和你舅爷，就是郎舅关系，在亲戚中我们是最亲近的。你看你舅爷对我们多么好啊！”
我说：“那当真是的呀！舅爷真是我们最亲最亲的人。我在他那里读书，他对我比他的亲生儿子还好啊！”
父亲对我说：“那你就不要忘记你舅爷对你的好处啊！”
母亲也说：“我们要知道好歹，知恩图报，不能忘了他！你看到他，就是看到了你的亲娘呀！”
我连连点头说：“我会永远记住我舅爷对我的好处，我会报答舅爷的恩德的。”
父亲接着说：“你舅爷跟我一样，受的罪有卖的。不讲他读书吃的苦，也不讲他教书受的累，只讲他说了几句不算错的话，就把他划成右派分子，成了阶级敌人，归入了五类分子之列！他现在虽然还在教书，却是在作人们批斗的靶子呀！”
我问：“几句什么话，就可以把舅爷划成右派分子呀？”我知道舅爷是右派分子，但我不知道舅爷为什么划成右派。
“唉！说来话长哪！”父亲叹了一口长气，悲愤地说了起来：“一天放学后，教师们在一起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转到各人的家庭成分和个人经历上，你舅爷就说，‘学生就是要读书，把书读好了，才有好前途。我要不是多读了几句书。当上人民教师，像我这样一个富农家出身的人，就不会有什么前途，说不定还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哩！这是党的政策好啊，对知识分子区别对待呀！’有教师就问：‘你家是富农呀？’舅爷心里没设防，口无遮拦，随口便说：‘是呀，不过，我们家是劳动富农。’其实这话也是实情呀。你的家公原先很穷很穷，后来煮酒卖，给人家做木匠活，勤扒苦挣，千辛万苦，几年下来，就攒了一点钱，盖了一栋瓦房，还买了几亩土地。家公一边煮酒卖，一边种着田，煮酒种田，都是你家公一手一脚做的。他没雇过长工，也没请过短工，就亲戚间打一下转工，互帮互助。我也给你家公煮过酒，种过田，他都付了工钱。因为有房屋，有土地，土地改革时，把亲戚间的转工也算成剥削账，折合成百分比，上了富农的政策杠杠，家公家就定成了富农。你舅爷说的‘劳动富农’‘读书才有前途’的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县教育局领导那里。反右运动时，就批判他说的‘劳动富农’是为富农家庭鸣冤叫屈，反攻倒算。‘读书才有前途’是宣扬个人奋斗，把学生引向白专道路。因此，你舅爷就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戴帽子，减工资，开除留用。这之后，在学校里挨批挨斗成了家常便饭。有些人整人的瘾一发，就把你舅爷拉出来当靶子，批他，斗他，把你舅爷整得死去活来！唉，你舅爷的命真苦啊！他是活受罪呀！”
“唉！”母亲也叹口气，说：“你舅爷那么一个大老实人，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右派分子呢？这老天爷也不睁开眼看看呀！老天不公啊！”
父亲继续说：“你舅爷划成右派分子后，他就不到我们家来了，他说怕牵连我们，怕影响了我们。我多次带信给你舅爷，要你舅爷来我们家玩，我们是亲郎舅，我们都知根知底，我们怕什么牵连？我们有什么怕受影响的？叫你舅爷尽管来。可他就是不来！我们这么亲的亲戚，六年没行走了啊！如今他到底怎么样，只听别人说起过，我们没亲眼见过，并不知实情，唉！”
我听了，心里很伤心，很悲愤，人与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呢？我心里很不平，就说：“舅爷不来，我们就去看看他呀！”
母亲说：“奎生说得对，应该去看看他！他有顾虑，他怕，我们不怕呀！他不来，我们就去！亲戚间总不能断了来往呀！”
父亲说：“你们说得对，我们是应该去看看他呀！”
我说：“说去就去，我们明天就去吧！”
母亲支持我：“好啊！明天就去！反正这两天不忙，田里活干不了，你们水运队也停了工，奎生又不上学去，你们两爷子就去一趟舅爷那里。奎生他不想读书了，也去听听他舅爷的意见，看他舅舅怎么说。”
父亲说：“那好吧！明天去！奎生，早点睡，明天早点起床，我们早点动身，路不好走，动身迟了就走不到了哪！”
二月初四一早，我们就从家里出发了。
我舅爷现在小龙坪小学教书。
小龙坪小学是汉洋关区最边远的一所公社公办小学。
舅爷原先在岩板冲小学教书。因为是在那所小学任教时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县教育局领导说他已不适合在那所学校教书了，就把他调到更边远、更艰苦的小龙坪小学。要他边改造边教书，在教书中改造自己，在改造中教书，重新做人。
舅爷划成右派分子以后，就断绝了亲戚朋友之间的一切往来。他曾带过一封信给我父亲。他在信中说他划成了右派分子，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再不能同贫下中农往来，怕影响我们，特别是怕影响了我的前途，要与我们划清阶级界限，从此断绝一切关系，不再往来。信中还交代说，这封信看过后就把它烧掉，免得留下罪证。舅爷还写道：这是我最后写给你们的信！也许是最后给你们说的话！今后再难见面了！父亲不信邪，不怕什么罪证，把那封信保存下来了。昨天晚上，父亲把信拿出来让我看了，又让我给全家读了一遍。我读完之后，父亲拿过去，装进信封，用一件衣服包起来，放进木箱的最底层，像珍藏一件宝物，小心翼翼，慎重至极。这时我才感觉到“除了郎舅无好亲”这句话的真正分量。
我们家离舅爷教书的小龙坪小学有六十多里路，山高路远，都是羊肠小道。加之又下了一夜的冻雨，路上已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我们在结了冰的路上艰难地行走，时不时就跌上一跤。一路走来，我们不知跌了多少跤。跌倒了爬起来再走。大半天的路程走了一整天。
放学时，我们终于到了小龙坪小学。
在小龙坪小学门前，我们碰见三三两两的学生在结冰了的操场上划冰、逗闹。父亲走过去，问几名学生：“你们这里有一位艾传礼老师吗？”
不想同学们只把我们怯生生地望了一眼，躲闪着不回答，一个个摇着头走开了。
这时，一位老师模样的人走出校门。父亲赶忙走过去，向那位老师打听：“老师您好，请问艾老师艾传礼还在这个学校吗？”
这位老师朝四周张望了一下，低声说：“他还在我们这里。今天学校又批了他一天，这时正在屋里写检讨。”
父亲一惊，问：“又在批他？又在写检讨呀？”
那位老师小声告诉我们：“艾老师呀，他真是倒了大霉哟！唉，一个大老实人，活天冤枉啊！我看你们是他的亲人，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呀！”那位老师把嘴附在父亲耳朵边说：“你要好好开导开导他，他已经几次自寻短见，都被我们几位同情他的老师救了下来。他说他不想活了，活着活受罪，死了一了百了！你们来了，就再好好开导开导他，要他坚持住，挺过去，好好活下来。乌云总有散去的时候，太阳总有出来的时候。你们在这里住几天，陪他说说话，劝劝他。我有事出去一下。我姓王，有事就找我。明天还要接着批他。这几天，你们可要防备点，怕他还是想不开呀！”
父亲问：“他住在哪里呀？”
王老师指着校门说：“教室后面有一排矮房子，那就是老师宿舍。艾老师就住在教师宿舍最右边的那间。我们学校的贾书记在他房门上写有一个筛子大的‘右’字！他刚刚挨过批斗，现在可能还在宿舍里偷偷地哭着哩！”
“王老师，谢谢你！”
“不用谢！我挨着他住，你们有时候就到我房里坐坐。”
“那你不怕我们牵连你呀？”
“我才不怕哩！”王老师说：“我家是贫农，我的老子是汉洋关区委副书记，他们敢把我怎么样？我曾经把艾老师的情况给我老子讲起过，艾老师的事我老子都知道了。我老子听了也只‘唉’了一声，对我说：‘你给我少管闲事！你不故意为难他就行啦！’”“王老师，真难为你了呀！”
“别说了，别说了哪！你们刚到这里，我们在一起待长了，话说多了，有人会怀疑的。我虽然不怕什么，但怕那些人处心积虑找茬，无事生非，对艾老师制造事端，无事找事整艾老师。”
我们顺着王老师指引的方向走过去。
我跟着父亲走到教室后边那排房屋最右边的房屋前，在写有“右”字的门上，轻轻敲了几下。
父亲敲了几下门，可屋里却没有回答，也没有一点儿动静。
父亲把耳朵贴近房门，听到屋里有低低的抽泣声。
父亲又轻轻敲了敲门，轻声喊道：“传礼，传礼，我是你姐夫明俊哪！我同奎生来看你啦！”
门缓缓地打开了，我看见舅爷还在擦着眼泪，双眼红红的。
我走过去，拉起舅爷的手，悲喜交加地喊了一声：“舅爷！”
“哎！”舅爷有气无力地答应道：“奎生，你们怎么来我这儿呀？姐夫，快进屋吧！”
我们走进舅爷的宿舍里，我朝四周看了看，那是怎么样的一间屋呀？几个树蔸子上搁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一床薄薄的棉絮和补了又补的床单。靠近窗子边放着一张没刷过漆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放着一摞学生的作业本。桌子边放一把破凳子，凳子的靠背断了，只剩下了半截。
舅爷苦着脸说：“我这屋里只有一个破木凳子，姐夫你坐吧。奎生就只有坐床上呐。你们先坐坐，我去厨房里倒两杯水来你们喝。”
舅爷拿起桌子上的两只瓷杯子出去了。
我对父亲说：“一个老师的宿舍就是这个样子呀？就这么一点家当呀？还不如一个农民的家呀！”
父亲朝我眨了一下眼睛，小声对我说：“你不要乱说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行哪！”
我连忙点了点头。
舅爷端着两杯白开水回来了。他把一杯水递给我父亲，一杯递给我，说：“奎生，去年，我把这个杯子上的把子摔掉了，杯子也摔损了，装水有点漏，你就快点把水喝下去。时间长了，水就漏完了哪！”我本不渴，但那是舅爷的心意，我连忙端起杯子一口喝下去了。但舅爷说那个杯子摔了已过去一年了，竟然还没买新时，我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石头，沉沉的，怪难受的。
舅爷接过我喝完水的杯子，小心翼翼放在桌子上，对我父亲说：“姐夫，你们先坐坐吧，我去给领导报告一下。我们这里有规定，有什么人来我这里，必须先向领导报告。住宿还必须先登记，领导批准了才能住下来！”
父亲说：“好，你去吧。我们今天走是走不了的，也没打算走！你去报告吧，去迟了怕找不着人！”
只一会儿，舅爷就回来了。舅爷后面跟着一个人，大大的鼻子小小的脸，矮胖矮胖的，显出威严的样子。他见到我们，眼睛珠子乱转。
舅爷介绍那人道：“这是我们学校的贾书记。”
贾书记手一挥，说：“不用你介绍，我自己来说！我是这个学校的最高领导——中共小龙坪小学党支部书记！我姓贾，你们叫我贾书记就行了。”他望了一眼我父亲，问：“你是艾传礼什么人？”
“我是他姐夫哥。”
他又问我：“你呢？”
“我是他外甥，他是我亲舅爷！”我特别加重了亲字的读音。他不满意地望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他又转向我父亲：“你叫什么名字？”
“曾明俊。”
“家住哪里？”简直像在审犯人。
父亲眼睛望到地下，回答道：“汉洋关曾家畈。”
“在哪儿做什么事呀？”
“汉洋关水运队，放排的工人。”
“你家什么成分？”
“贫农。”
“贫农？”
“不像吗？”
“既然是贫农，那你怎么还要来他这里呀？”
“他是我儿子亲舅爷，是我堂客的亲弟弟。他不去看我这个当哥哥的和他的亲姐姐，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呀。”
“你们知道他是右派分子吗？”
“知道呀。”
“知道还来？怎么不同他划清界限？”
“我来时，给我们林业局的领导请示了。林业局的汪局长说‘他还在教书，还是教师，怎么不能看看呢？再说，亲戚说不掉，亲戚间走动走动有什么不行呢？不要听到风就是雨，即可是右派分子，改造了这么多年，也该有进步了。’他还说，‘你去看看他，用亲情感化他，教育他，对他改造有好处。’所以，我们就来了哪！”
贾书记一时语塞，说：“好吧，既然你们来了，就在这里住一夜啰，你是贫农，又是工人阶级，我相信你的阶级立场和觉悟，住在这里，你就好好教育教育他呀！”
父亲望了一眼贾书记，说：“贾书记，您放心吧，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那就好！那就好！”贾书记有些不悦，又不好发作，就转向我舅爷，拿我舅爷出气：“你要老实点！连夜写好检查，明天作交代，对你的批判继续进行！”说完，挺胸亮腹，仰着头大摇大摆地走了。
晚上，舅爷在食堂里打了一缽饭，一碗合渣汤，说：“我们这里没什么招待你们，真对不住你们，唉！”
吃了饭，舅爷就点起煤油灯，在煤油灯下写检查。怕打搅了舅爷，我们就早早地睡了。
半夜过，舅爷停了笔，走到床边，很轻很轻地喊我父亲：“姐夫！”随即就抽泣起来，对父亲说：“姐夫呀！我真遭了大劫哪！这个学校就我一个右派分子，再找不到别的阶级敌人，就不放我的手，拿我开刀，用我当靶子！只要贾书记整人斗人的兴趣一来，就要开我的批斗会！昨天开了一整天，学生连课都不上了，我这不误了学生的学业呀！我这不是罪上加罪呀！”
舅爷同父亲的谈话，我全都听见了。我在被窝里忍不住流淌着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