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方研讨，《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前后十七次修改之后，终于定稿投拍。
一九八六年六月，李宗仁之子李幼邻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
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
在得到电影局同意之后，李幼邻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九月十五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十月二十二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
担心影片被“毙掉”的导演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影片顺利地通过了。习仲勋紧紧握住导演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七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经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二月十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一、今年是台儿庄战役四十九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二、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三、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蒋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后，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谢忠侯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
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
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前述中央书记处指示里关于蒋介石的细节，正是蒋经国所说的“没有抹黑”：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上有日本战机飞来扫射轰炸。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着的不同。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
两岸对抗日战争的看法渐渐接近
方正
抗日战争在中国的历史上、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很长时间以来，对这段历史都不能客观地认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近些年来，在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上，许多方面取得了共识。
发表在《看天下》上的《“国军”英勇抗战渐获中共肯定》介绍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台湾作家龙应台应邀在北京大学发表了她有关“中国梦”的演讲，她说：“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除了功课之外，有机会就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结果，龙应台“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有许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憾。”
让人震憾者，不止于此。查阅一九九五年版（当时民进党尚未上台）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对第一次淞沪抗战，因蔡廷锴、蒋光鼐后来投奔共产党，一笔带过；对台儿庄大捷，因李宗仁一九六五年返回大陆，一笔带过；对缅北惨烈征战，因孙立人一九四九年抵台后“策划兵变”，几乎完全不提；对张治中、佟麟阁、孙连仲、张自忠，戴安澜等抗日名将，着墨不多；对黄河花园口决堤起因，教科书仍秉持“适黄河决口南流，敌军被阻”的说辞。通篇看下来，从头至尾，主要就是赞扬蒋介石如何伟大、正确。
国民党一度把中共称作“共匪”，而大陆亦不遑多让，倒退五十年，大陆教科书上，一律称对方为“蒋匪”。大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课本上，有关抗日战争的描述则是：一，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蒋介石始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三次掀起反共高潮；三，抗战胜利，“躲在大后方”的蒋介石才“下山摘桃子”。
留下最深印象，或许还有当年历史老师课上讲述的平型关大捷：林彪率一一五师一部向抗日前线开进，望风而逃的国民党溃败士兵，看到八路军和他们走了迎面，蒋军士兵竟对八路军说，“日本鬼子太厉害，你们不要去送死……”
今天看，这种近乎戏剧化的对比描写，未必真实。
二〇〇九年，在大陆获得公开出版的《毁灭的种子》（作者为美国学者易劳逸，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说得好，“为国民党军队说一句公平话，它与一个在组织、训练、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战争中，坚持了整整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仅仅六个星期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获得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国民党军队的抵抗，乃是一种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挫败了日本人对‘速胜’的期望，尽管它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
然后，他们从沿海地区撤退，远离于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辽阔的国土而不能自拔……只是因为二战之后的垮台，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积极贡献，才不可避免地被它的失败而掩去了光彩。”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虽对“蒋匪帮”抨击甚为高调，但在内部掌控上，也有部分较为人性化的规定，譬如一九五一年四月，原国家内务部即发文规定：“‘九一八’以来，国民党军队之指战员，如确系对日作战，负伤致残，已与蒋匪军断绝关系，无反人民罪行，且为当地群众公认者，得以革命残废人员论，可按《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条例》予以抚恤。”
一九五八年，内务部一五八号文件又指出：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部队抗日阵亡士兵“是否给予烈士称号和抚恤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上述牺牲烈士，可以称为烈士”，但“不是说这些人今天再由政府统一给予烈士称号，并再发给他们家属一次抚恤”，其理由是，上述烈士之遗属，当年民国政府已予抚恤，因此“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
至“文革”爆发，中共自己的老干部也被普遍打倒，部分国民党抗战伤残老兵的抚恤，自然也全部停发。
一九八四年，民政部发文，再次重申了一九五八年内务部文件之原则（即“国军”抗战之伤残老兵，均可比照革命伤残军人予以抚恤），这份文件也很谨慎地提出“以上意见，可……内部掌握，对外不作宣传”。
不过，只隔一年，中国内地的政治形势就发生剧烈变化：自一九八五年五月起，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要媒体，即开始筹备“国军”正面抗战的各种宣传报道，以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
同年八月，《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的展览，在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推出。参观者扶老携幼，摩肩接踵。
那一年，计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刘震东等六十四位“国军”抗日将领，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获得广泛褒扬。
与龙应台女士的“震撼”相似，对“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那一代中青年人来说，其震动之巨大，堪比林彪出逃、江青被捕。
从一九八五年起，“国军”抗战形象在大陆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每遇一次再版，均有扭转，到二十一世纪，“国军”正面抗战历史已获全面肯定。大陆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对淞沪两次会战、长城抗战，南京保卫战，以及蒋介石庐山着名谈话“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均有介绍。
即使“国军”因实力不支，被迫大幅后撤，大陆历史教科书对徐州（台儿庄大捷）、武汉、枣宜、长沙诸多会战以及远征军入缅作战，均有详尽介绍。大陆新版教科书不仅对张自忠等捐躯的高级将领做了重点褒奖，对“国军”的中下级军官如姚子青（1983年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蔡丙炎（1985年安徽省追认为革命烈士）、谢晋元（建国之初即由上海市确认为革命烈士，1982年其忠骨获准迁至宋庆龄墓地附近）等，也都有详细描述。
光阴不饶人，国共两党的抗战老兵倘若仍能在世，亦已渐成耄耋老人，而网络上有关“中国政府应当善待全部国民党抗战老兵，对仍在大陆生活的‘国军’抗战老兵，因他们早已是硕果仅存的老英雄，应一律给予津贴”的呼声，也流传极广。这问题早在二〇〇五年已有解决。
查新华社二〇〇五年八月电讯稿可知，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前夕，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曾举行记者会宣布：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之前，将会有七十余万海内外的抗战老兵，获颁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勋章。他并特别强调，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抚恤条例，中国各级政府，对“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所有复员军人，都会有适当补贴”。
二〇〇五年九月三日，胡锦涛代表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发表的公开讲话，更是中共对“国军”正面抗战的最权威认定。
领导人浮奢导致中共台湾地下党被破坏
徐焰
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近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台湾工委为何遭受大破坏》，披露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遭到重创的情况，现摘录如下——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泽东曾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这时所说的“内应”，便是岛内地下党组织。
可惜的是，几个月后，在解放军开始筹划渡海攻台而急需内应时，中共台湾工委在一九五O年初却遭到近乎覆灭性的损失。
一八九五年，台湾被日本侵占后，岛内一些青年回大陆学习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如女革命者谢雪红在一九二五年便于上海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年底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邓小平、蒋经国为同期同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共产党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二楼成立，后被人俗称“老台共”。台共书记为林木顺，蔡前（后改名蔡乾）、谢雪红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台共在中共中央帮助下建立，不过按照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党组织应归宗主国党组织领导的原则，当时的名称是“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归日共领导。
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于一九二九年在台湾中南部通过“农民组合“发起小规模暴动，但日本警方两次“台共大检肃”，抓捕了台共领导谢雪红等人并判重刑，导致组织瓦解，只剩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如蔡前回福建后进人中央苏区，作为台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跟随红军长征到陕北，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该省建立组织。当时在延安的蔡前是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虽然此前犯过生活作风错误，中共中央鉴于他熟悉岛内情况并经过长征考验，还是任命其为台湾省工委书记。
一九四六年四月，被任命为台湾工委副书记的台湾籍干部张志忠先行到达台北，七月间蔡前抵达，并联络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组织。由于台湾受日本半个世纪统治，大陆革命风潮对岛内影响小，群众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工委一年内发展党员不过百余人。
国民政府刚上岛接收时，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对重归祖国感到兴奋，随后又对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搜刮恶行极度失望，不少人对共产党产生向往并要求入党。不过其中一些人出于赶时髦，意志并不坚定，遇到风浪便逃避，李登辉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一九四六年九月，刚从日本回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的李登辉申请加入共产党，很快得到批准。一九四七年二月末“二二八”起义时，李参加了一些宣传，随后因国民党军警特展开血腥镇压，便躲起来不参与活动。
一九四八年夏天，毕业后担任台湾大学助教的李登辉找到中共台湾学工委要求退党，经挽留无效后便予同意。不过李答应保守秘密。
据几十年后退休的台湾特务头子回忆，中共台湾工委遭破坏后，国民党当局也知道了李登辉这段历史，曾将他拘留审查过七天，放出后很长一段时间还要定期汇报，外出也遭跟踪。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初，蒋经国强调“吹台青”（即提拔台籍新人）时提升了李登辉，才向其说明：“你的有关材料已经被烧了，以后没有这回事了，好好做事吧。”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卷起全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变，中共台湾工委因事先缺乏准备，只有谢雪红和张志忠等人组织部分群众参加斗争。
进入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统治在大陆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加强。此时台湾工委只看到逃台的国民党军人心惶惶，以及众多群众认为解放在即，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蒋介石撤至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一千三百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二干人，比起岛内七百多万人口，力量仍很薄弱。
此时工委却开始在山区建立武装据点，在台北市内印刷《光明报》散发，并大力发展党员。工委还在《攻台建议书》表示：“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四月最为适当。”根据这一估计，工委只以几个月的短期准备来策应解放军登陆。
一九四九年七月，撤到台湾的以毛人凤为首的保密局在高校内发现《光明报》，顺藤摸瓜破坏了印刷场所，并掌握了上层领导者“老郑”（即蔡乾）的线索。十月间，保密局通过刚混入中共高雄工委组织的一名老牌特务，逮捕了其“上线”李汾——这个工运负责人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让他去与陈接头，对陈实施了抓捕。
陈泽民被捕后经严刑拷打虽不肯说出“老郑”身份，却暴露了他的住址，不过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十二月末，特务们通过被捕者供词和武装据点对外联系暴露的线索，在街上抓捕了负责军事工作的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张志忠。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在“老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