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军阀政权，却也把那些政权的恶劣行径继承了下来。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国民党试图通过集合军队力量和派遣秘密警察的方式击溃共产主义，但在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却未有一丝收敛。国民政府正日益失去民众的支持和尊敬。当共产党军队胜利向长江进军的时候，国民党那宏伟的防御计划就在无谓的政治纠纷、遗弃和背叛，以及混乱的撤退中流产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政府，曾经从美国的海量援助中大肆获益。它所制订出来的规划和目标初衷甚好，这在内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对此我们是绝对信任的。
与国民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共产党方面禁绝了渎职现象，促使官员和群众融洽相处，党、军的纪律原则简单务实，而且贯彻得十分得力。所有这些优势都在中共进军南京的时候得到了深刻的体现。占领是平静的，几乎没有士兵骚扰平民。共产党给老百姓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他们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代表人民利益、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尽管以前基督教会其他文化势力都曾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其所取得的收效实在少得可怜。和国民党的那些缺陷比起来，简直就是天大的胜利。
我当下的处境既讽刺又好笑。我一度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派蒋介石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各行各业的燕大毕业生对于我不能继续担任校务长一职而深感沮丧。这种沮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在外交官生涯中接受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言多必失。我只希望在一切结束之前人们能够明白我始终是原来的我，未曾变过。
共产党接管南京不久，黄华被委任管理外事局。他本名王汝梅，是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燕大毕业生之一。加入共产党之后，他立即像其他人一样将名字改为黄华。马歇尔将军特使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那时我就与他有过接触，他对我本人非常友善，而他自己则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察觉到了共产党的反美路线。而共方不断发表的声明中也口口声声称所有外交官员仅代表其本人，不代表国家。我很想知道他对我会持什么态度。
黄华正式任职后不久，即打电话约傅泾波见面，二人非常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小时。告别的时候傅泾波建议黄拜访他的老校务长。黄回答说还真的只能以“学生见校长”的名义来见我，但他需与其他人商量一下，然后再告知泾波结果。几天之后黄华来拜访我，并且以他一贯的友好态度与我谈了两个小时。由于共产党方面有规定，不承认与国民党关系紧密的“帝国主义”国家，所以我干脆以美国公民而非外交官的身份去和他见面。我们的会面是在共产党籍的地方官员安排下进行的。会谈中，黄华很快就提出了这个关于“承认”的问题，这使我有机会首先解释：西方诸国仍会承认现存的国民党政府为合法政府，共产党大器未成的时候不也承认他们么？
然而，若有朝一日新建立的政府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至少也要被中国人民所接受，且表示出与他国维持往来的诚意，那么根据国际惯例，对新政府的承认问题自然会被提上议程。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这些局外人只能消极等待。换言之，此刻站在审判席上的并不是外国，而恰恰是共产党自己。毫无疑问，黄华此次与我会晤事先得到了北平方面的批准，并将上报会晤的内容。
这个插曲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昭示了被意识形态屏障区隔在两端的、均自诩为民主与自由表率并指称对方为敌人和侵略者的双方，若想彼此渗透，应当在不计其数的交往中做些什么。
到六月底的时候，我开始着手为自己的撤离做准备了。当时尚有一些悬而未决之事，比如安排奉天领事馆的同事撤退。
当时，我还在等待一位前去北平与共产党洽谈的国民党高官的归来——此人热切地希望两党以国际大局为重，开诚布公地合作。此前，毛泽东及其幕僚盛情邀请他出访北平。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探得中共的意图，带回第一手信息。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极差，所以为了确保在离开之前能见他一面，我初定七月十八日离开中国。
飞机很快修缮完毕，试飞也一切顺利。当局之所以容忍我这样折腾，表明他们巴不得我早日离开。但是，不妙的征兆依旧不断。为防止那些尚未清偿在华债务或尚未了结在华官司的外国人借机逃离，当地公安局（就是警察局）在“出国许可表”后面附上了一个“商号担保”款项，要求所有离境的外国人必须觅得两家商铺，为自己担保。于是，一场微不足道却又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诞生了。共产党决定对所有外交官和各国普通公民“一视同仁”，丝毫不去考虑外交人员的豁免权问题。或许，他们干脆连“豁免权”是什么都不知道。规则既然已经制定，就很难再反悔，否则就会颜面扫地。而共产党历来不容许人怀疑自己笃信的教条，他们正是用这些教条来鼓舞士气的。所以，他们绝不可能认错。
然而，考虑到政府的原则、声望问题，美国国务院决定严肃看待此事，以免开不良先河。黄华和章汉夫，积极与身在北平的上级保持联系，并试图对当地的同僚们施加影响。当然，黄华时刻保持着警觉，避免被人看出自己因与老校务长之间的感情而牺牲党性原则。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逃脱令人不快的“担保”和“行李检查”
程序，也得以把那些积攒了三个月的高度机密政府文件和所有员工的个人信件带在身上，而不必接受搜查。他还说，我之所以能获准乘大使馆的飞机离开，也是受到了特别照顾的。这可是共产党的地盘，只要沿海封锁未解除，要想离开，别无选择。
而此时，美国国务院决定发表《白皮书》，回顾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历程，以应对国会和其他部门中批评的声音。国务院希望我能在“白皮书”发布之前离开中国，显然“书”中一定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说什么好话。发表日期定在七月二十三日，为的就是给我留出充足的时间撤退。
但是由于印刷过程的延迟，致使发表日期被拖延到八月二日。我和华盛顿之间，还有黄华与北平之间的交洽仍然缓慢地进行着。我的感觉是，尽管“白皮书”发表的日期迟迟推延是出于偶然因素，而且对解决我的困难于事无补，但国务院方面好像也在有意押后日期，多少有些担心它的发表会引发恶劣的后果。我所关心的却是：
“白皮书”一旦发表，共产党就会勃然大怒，关于我回国的问题协商（原本就很微妙了）也将搁浅。
我一边急不可耐地等候着撤离的日期，一边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动向向国务院提议：将美国侨民从中共控制地区撤走，尤其是从上海地区撤走。而共产党那边，不但反美宣传愈演愈烈，而且对外资企业和一切私人企业也越来越看不上眼。对民营企业的国有化改造活动也已经开始。那些尚未离开中国的传教士们，大都决定留在中国。
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中共方面总算同意我以美国大使馆的名义为同行者担保。虽然如此，我还是奉命向他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他们的态度也很强硬，再一次拒绝承认我的外交官身份。我曾奉上级命令，就侨民问题向当局提交过多封抗议书，也均被驳回。这一次，仍然是黄华，不顾自己的党派原则，默默地听我把那一大通言论发表完。我明白，他之所以如此谦逊，是因为顾念昔日的师生情谊。在他心中，我仍是他的老教务长，而不是什么美国大使。这件听上去有点神经兮兮的小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掌故：一位加拿大同行在我之后也去了上海。在那里，他的警卫就一项严苛的规定向当局提出抗议。他质问当局，为何美国大使没有遇上这样的规定？当局的回答却是：从来没有什么美国大使来过这里。加拿大人愤愤不平，立刻就说出了我的名字。而工作人员却冷冷地对他说：我们接待的是一位名叫司徒雷登的着名教育家。
看来我们终于可以起飞了。重新确定的撤离日期是八月一日，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周。我们走后，“干呼万唤”的白皮书也就该来了。
从未叫过他一声“父亲”——我与萧军的父女情
鲍旭东
鲍旭东又名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可是，她从未叫过萧军一声“父亲”。她一直生活在父母亲联手制造的影子后面，以下是刊登在《看历史》中的，鲍旭东介绍自己经历的文章，现摘录如下——我的父亲虽然是萧军，但是我的生母却不是他的夫人王德芬，而是另有其人，一位如今已在耋耄之年的知识女性。
我原来的名字叫张萧鹰，是萧军的亲生女儿，一九五三年出生在北京。我从来没有与自己的父亲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一天。
在萧军子女的名单中找不到我，甚至不为父母双方亲朋好友所知。对我因此而受到的伤害，父亲萧军很内疚，当年他曾不无伤感地对我说：“……他们（指他的其他子女）都在我身边，只是苦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他生前多次对我说：“你对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说，你是我的女儿……”可见他并不想隐瞒事实。
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在西城区鸦儿胡同四十八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在这里。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二十五岁。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一九五一年，萧军四十四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一九五一年初，萧军以养病为名，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租住了外公的房子，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大学正处于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萧军以自己的传奇般的经历、长者般的阅历以及对于青年人的理解和关心，时时开导着不谙世事的张大学，客观上支持了她对家庭的“反抗”，使张大学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位师长似的知音，渐渐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张大学的字写得很漂亮，萧军那部命运多舛、着名的《五月的矿山》的书稿抄写，便出自她的手笔。她还曾帮助萧军把通过周总理送交毛主席的信件和审阅的书稿送了出去。
这种患难之交的感觉，迅速拉近了他俩的距离，促进了感情的升温和升华。
我想，他们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是特定环境下的特殊事件。当然，事情的后果是严酷的，它不但直接改变了张大学的人生轨迹，还影响到了无辜的人，比如我很尊敬的大娘王德芬（我从小就一直称萧军为“大爷”，称他的夫人王德芬为“大娘”），而其中最无辜却受伤害最重的莫过于“爱情结晶”——我。
几十年岁月一晃而过，而我却永远没有了父亲身边成长的机会：虽然，我有着双份的父母，却从没有过真正的属于自己的家：我有着若干血缘上的血亲，但最后却是被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抚养长大……
一九五二年夏天，张大学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绝不是小事。特别是对于萧军，已经背负沉重政治、经济双重负担，再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他决定离婚，给张大学一个婚姻、给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
张公度老夫妇被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震懵了，不相信自己严格教育的孝顺女儿会做出如此辱没门风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