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悲壮，大不朽（一）
若不了解八年抗战前夕，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你就不可能领略抗战八年的丰富内涵。
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日本工业总产值约60亿美元，中国约14亿美元，仅为日本1/4；从财政状况来看，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3：1折算，约合4.17亿美元。历史学家黄仁宁对此评说：“虽说当年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元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据国民政府40年代统计，抗战前中国的铁路总和长度不是10000公里，平均每40000人不是1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国土不及半公里。与当时的英、法、美、德、意、日等一流强国比，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当时仍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每平方公里的铁路，也比中国多出5倍以上，甚至连非洲的阿比两尼亚（即现在的埃塞俄比亚）的铁路，也比中国要多。铁路不行，公路运输也居人之后，全国仅有汽车62000辆，而且全靠进口，国土面积只有中国1/26的日本，汽车却多出中国一倍以上，公路里长在8倍以上。公路不仅总长度短，质量也极差，坑坑洼洼，大约只有当今乡村公路的水平。
在军事装备上，日本年钢产量580万吨，中国40000吨，仅为日本1/145；日本年造飞机1580架，火炮744门，坦克330辆，主力舰、航空母舰等大型军舰285艘，总吨位1400万吨。中国虽能生产步枪和机枪，但所有的重武器，包括飞机、坦克、火炮、军舰、石油和无线电器材都完全依赖进口。至1937年11月上海失守，中国空军能起飞的飞机已经不是20架。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援华之前，中国的制空权完全掌握在日军手里，绝大多数时候日机可以任意往来，任意轰炸，任意扫射。日军进攻南京时，中国空军已无力再战，南京机场只剩7架能起飞的飞机和36架待修理的飞机，远无力支持南京保卫战。
陆军也差得太远，战争之初日本一个师的武力装备，相当于中国一个师武力装备的3倍，而到了战争的中后期，已经相当于中国的八九倍。在正规军，士兵配以三八式或中正式步枪，很少连发的盒子炮、冲锋枪，子弹也不充裕，一个营大概会有几门迫击炮点缀一下。若是在游击队，基本武器就是大刀、梭镖了。所谓国防工事，最好的是水泥钢骨的机关枪巢，但多半时候只有步兵临时挖的散兵坑，甚至连散兵壕都不多见。
在军队素质上，抗战伊始，日军将官的年龄一般在45岁以上，国民党军队的将官年龄则多在45岁以下，有的只有三四十岁。“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做事皆能脚踏实她，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
（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国民党军队与之相比，差距甚大。蒋介石多次公开说，军队“学得太少，义不注意补充”，“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常识”，完全“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他曾指责某些军官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国外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
（见台湾“国防研究院”等编《蒋总统集》第1册1984年版）
因此，总以帅才自视的蒋介石经常直接插手指挥下级部队。他曾对美国驻华军事观察团的史迪威将军解释道：“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军队的配备亦因军而异，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还有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的，一应俱全，中国军队可谓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各有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制，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制，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指导思想来说，官方钦定为正统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水浒”“三国”主义——宋明之际问世的这类演义小说中所宣扬的种种人格方式和韬略方式，成了信奉“有枪就是草头王”的中国人之间的一个深刻默契。再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质不一，战斗力也有强弱，但充满敌忾同仇之心是完全一致的。若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于运用，在八年的抗战烽火中，至少前两种军队数百万人大可熔于一炉，铸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
“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嚣、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用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见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
作为杂牌军，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巾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却要分心思去抗战，实属不易。据李宗仁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向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索阅全国军队番号清册。见非黄埔系的番号尚有百数十师之多，蒋顿感不悦，说：“打了8年，还有这许多番号？”
国民政府外聘的军事专家曾估计，从纯军事角度看，巾日战争一旦全面爆发，巾国海军一星期之内就将失去作战能力，巾国空军一个多月就难以支撑，巾国陆军最多可坚持半年。日本陆相杉山元大将报奏天皇裕仁称“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不能超过三个月”。
政治上的糟乱，也不在军事之下。
大悲壮，大不朽（二）
颇有代表性的是湖北。该省白1929年到抗战开始，7年之间竞走马灯般五易省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睿、杨永泰、张群、黄绍兹。这5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其他都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还是蒋介石朝夕咨询的智囊。而且，湖北又是中国南方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省之一，水陆交汇，九省通衢，物产丰饶。但在这7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省主席一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大换血。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几乎人人眼珠子都掉进了钱眼里，“为人民服务”便成了在墙上面个太阳温暖。
虽军队云集，名为“剿共”，省主席对驻军并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将领皆为“天子门生”的中央军的上阵，其实为着督阵：盯着杂牌军去消灭“共军”，“共军”又消耗杂牌军。杂牌军深谙“投鼠忌器”的道理，一旦与“共军”队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军”当然乘机茁壮坐大。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被张国焘和徐向前抹成了红彤彤的天下，鄂西又为贺龙、箫克部所盘踞，国民党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一省裂成数块，对峙不倒，进而剿灭对方，便成了要务，经济没法搞了，起码的交通也遭到阻隔。鄂东、鄂北本是武汉两道门户，但抗战之前，由武汉到鄂东，竞无一条公路……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亦大抵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省份还是国民党权力机制能够到达县乡之区。国民党统治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局面更混乱、松弛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老天也不帮忙。下面两段话是摘自当年《大公报》上的报道——
1942年夏到1945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早之后，又遇蝗灾。灾民500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110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500万人之多。据说蒋介石看了河南省主席的灾情报告深表怀疑。读到《大公报》上的有关报道后，觉得脸上挂不住了，下令该报停刊三天整顿。他并坚持政府向河南征收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到：“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国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随即，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一篇现场报道，使300万人的死亡气息弥漫到了全世界人的鼻子底下。在一张野狗啃食尸体的照片佐证下，该报道透露说：在河南，军队要粮，粮贩倒粮，地主同粮。受灾的几工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有毒的“霉花”。部分地区甚至……现了易子相食、狗吃死人的惨剧……
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
在日本人看来，中国只是一方他们很快就能踏马挥鞭的残壁断碣，而多少年来势不两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无须多少时间，统统成为皇军的刀下之羊。
1937年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次日，正在庐山的蒋介石认为曰本百端挑衅，无理要挟，实属忍无可忍，当即决心应战，准备动员。他召集全国各界代表人士，在庐山举行国策会议，他在会议上宣告：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中国政府坚定之立场、真诚之呼吁，并未能警醒这时已被军人完全控制了的日本政府。日军仍步步进逼，8月4日北平沦陷，中国正式进入作战阶段。
一个破碎了的蛋，只要有了仇恨，那黄白难分的汁液也会立马聚拢来，变成一块板砖狠狠地向强物砸去。一个民族，即使被捣碎了五腑六脏，但只要不肯就此灭绝，也会拆下骨头为旗杆，剥下皮来作血红的大旗，向敌阵进行拼死的搏击！
8月13日，上海战事爆发。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向我淞沪一隅之地疯狂攻击，前后达10周之久。我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之大，实属空前。蒋介石调动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1/3强（当时全国约有180个师）。当战事进行得最惨烈之际，我军每天都要增援一个或两个师补充伤亡。这些部队，很多是从边远省份如贵州、云南等地调来，急驶行军万里，抵达战场后不到几天，即遭日军猛烈炮火攻击，伤亡殆尽。但我军在战场上个个争先，人人效死，在一个阵地上，经激战后，最后仅剩下士兵4名，他们以一人看护连长尸体，其余三人仍坚守待援。此种英勇作战精神当时震惊了世界，英国《泰晤士报》在10月28日的社论中说：“这次两军作战，中国军队伤亡固极惨重，但10周的英勇抵抗，已足以造成中国堪称军事国家的荣誉。须知中国军队大部分现在训练犹未充足，武装亦未齐备，甚至无力装备雨衣，部队需携雨伞作战。但外人认为不能支持～周的阵地，而他们竞坚守10周之久，这就将对中国各地发生极大的精神影响。本报对这次在上海作战中中国军队的英勇智谋，表示最大的敬意！”
我军寸土必争的气概，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12个师团的兵力，总兵力达到了20万以上。据日本陆军省于当年11月初宣布，白开战的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40000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40000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三卷）
大悲壮，大不朽（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淞沪之战中，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火线，在连续3个多月的战斗中牺牲惨重，至当年12月16日南京陷落止，中央军伤亡达33.3万余人，“以致国民党白黄埔建军以来，十多年中悉心培植的精锐之师在抗战的头半年内便几已伤亡殆尽，而大部分的地方军人却因未参加战斗，遂得以保全实力，并遍布全国各省。”
（齐锡生《抗战中的军事》，引白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抗战胜利40周年学术论文》，台湾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6年9月初版）
日军挟其优势，妄想在极短时间内，摧毁我军之抵抗，以实现“三月亡华”、“速战速决”之野心。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后来又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其目的便在于避免与敌决战，并诱使敌主力使用于湖沼山岳地区，使其优势装备，无法发挥其效能，以求逐次消耗日军，奠立中国长期抗战的基础。
这样做，并不意味国民政府打算“消极抗战”，恰恰相反，“国民党蒋介石的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权力中枢——中国政府对侵略者的‘应战’态度，而且基本上是贯彻始终，并未中途而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着名史学家刘大年评价道：‘抗战爆发以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才有全民族的对外战争，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法实现。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现的全面的评价。”’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中共方面，影响最大、至今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胜利是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中旬，八路军第115师在山西省东北部平型关地区，对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一部进行伏击战，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马车200辆，缴获步兵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牵制了日军第5师的进攻，支援了平汉铁路和同蒲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作战。这是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它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