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成绩六十五五分，在一百四十二人中列第六十八名。这个成绩从现在来看，也仅仅是及格线刚过而已，但对升级考试十分严格且又有许多人落第不能升级的条件下，当属不易；对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更是难得。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成绩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心胸狭窄、自以为是高等人种的日本学生，见到一个“支那人竟然比很多日本学生考得好，便无中生有地诬蔑，说鲁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藤野先生给他泄了题。于是有人来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看上面是否有藤野先生的特别记号；有的写匿名信，用《新约》上的“你改悔罢！来攻击鲁迅。后来经过折腾，那些有意找岔的学生终于没有捞到任何材料，只好不了了之，流言渐渐消失。然而这件事却大大伤害了作为中国留学生的鲁迅的自尊心，他感到作为一个弱国人的屈辱与悲哀：“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件事对鲁迅的触动太深太深，他认识到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中国人的自尊，他不久就离开医专，要去从事更有影响的活动，显然与此次所受的刺激是紧紧相关的。
更直接促使他放弃医学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一次看幻灯片时发生的事。在第二学年里，学习细菌学。当时讲授细菌学是用电影和幻灯来显示细菌形态。老师讲完后往往有一段多余的时间，教师就放一些风景影片或时事影片给学生看。其时日本俄国已在中国土地上进行过一场战争，所以有关战事的记录片、幻灯片也就很多，内容主要是反映日本的胜利。每当出现日本人战胜俄国人的情景时，日本学生就拍手喝采，高呼“万岁。一次，幻灯片上出现了许多的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万岁！日本学生照例鼓掌欢呼起来。这一声特别刺耳的欢呼声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痛，他开始思索，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终于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如果说，“成绩风波与“幻灯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那么，从他到日本后一直思索的中国国民性问题，尤其是他通过阅读西方哲学、文学作品所逐渐形成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基础。他从西方的作品中，看到了个人觉醒的意义，认识到了反抗的价值，对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来说，反抗尤为重要。麻木与愚昧，思想的痼疾，只能使弱国更弱。这就需要启蒙，需要呐喊，需要在觉醒基础上的反抗，个人如此，民族与国家亦然。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在思想上获得解放，身体再好，也并不能摆脱国家的屈辱地位，所以鲁迅认为医治中国人中的“呆子，坏呆子的病，靠医学是于事无补的，只能以思想之药治思想之顽症。在弘文学院学日语时，他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在仙台时，他一面学医，一面利用课余，仍然阅读文学和哲学的书，特别是文学的书看得多。他读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那些叫喊复仇和反抗性强的作品引起他强烈共鸣。他已经意识到，文学有着巨大的感人的力量；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使他知道了过去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上文学在激发人们的爱国感情和反抗精神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的事实。正是书，使他思想发生了变化，走上了新的道路。
与“摩罗”诗人的共鸣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发表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和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这是一篇了解鲁迅早期思想的文章，也是我们追踪鲁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重要材料。可以这样讲，这篇文章是鲁迅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的总结，也是反映他阅读的兴趣与范围的自述。
“摩罗，通作魔罗，梵文m湤ra音译，是佛教传说中的魔鬼。鲁迅这篇文章，周作人曾对题目有过解释。他说：“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同时，他借介绍之机，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因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篇文章不仅表现了鲁迅早年的哲学倾向及人格追求，而且也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他的目的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企望通过“新声在中国的振响，来改变积弱不振的国民状态，培养精神界的战士，为国家焕然一新而奋战。基于此，他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于是，“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他介绍的诗人，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家，由此可知鲁迅的目的是什么了。下面就鲁迅对这些诗人的理解作一介绍，这样，既可了解鲁迅的接受倾向，又让人们对鲁迅的外国文学知识的丰富性有更具体的认识。
拜伦是鲁迅在文中介绍的第一位诗人。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生于1788年，辞世于1824年，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天才代表。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以诗歌为号角，鼓励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奴役、反对暴君与寡头政治，为争取自由人权和民族解放而战。他的诗篇，震撼了欧洲。歌德称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却视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了他的作品及其思想。其中所涉及到的拜伦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东方叙事诗》中的《异教徒》、《阿拜多斯的新娘》、《海盗》、《莱拉》、《曼弗列特》、《该隐》、《唐璜》等。他认为拜伦的作品，“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他通过大量作品的分析，对拜伦作了相当准确的思想、人格精神的概括：“索诗人一生之内，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雪莱，是与拜伦齐名同属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虽然他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个春秋，但他的灵魂同他不朽的诗篇一起，永存世界；这位“天才预言家，以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的巨大热情，在后世人的心目中，点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鲁迅在文中，介绍了雪莱的生平、性格和思想；重点评介了《阿拉斯特》、《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等作品；他特别推崇雪莱吟咏大自然的诗篇，赞其“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非狭斯丕尔（引者注：指莎士比亚）暨斯宾塞所作，不有足与相伦比者。鲁迅对雪莱追求理想、酷爱自由、呼吁正义、向往真理、宣传博爱的精神深深敬佩，他尤其赞赏雪莱求索猛进的卓然品性。他说：“况修黎（注：这是雪莱当时的译名）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因此，鲁迅把雪莱短暂的三十年称为“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在十九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学中，他着重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虽然果戈里也是此时期的重要作家，但鲁迅认为“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异趣，不属于此焉，故没作评介。
鲁迅主要介绍了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茨冈》、《欧根·奥涅金》、《给俄罗斯之谗谤者》、《波罗金诺纪念日》等作品，对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普希金思想的演变，作品中人物及作者的倾向，作了较客观的分析，肯定了普希金开创俄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功绩，对普希金受到的责难作了分辩，同时也对他“终服帝力，入于平和的软弱性给予了适当的批评。可谓知人论世，显现出作者对对象了解的深刻和对其作品的十分熟悉。
莱蒙托夫是著名的俄罗斯诗人。他反对农奴制度，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思想，深深打动了鲁迅。在文中，鲁迅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恶魔》、《童僧》，对作品中的主人公争天斗地、不为世俗毁誉所动，超然独绝和向往自由的品格和思想，在客观介绍中，倾注了敬佩之情。对《当代英雄》这部小说也给予了简单评述。鲁迅认为，莱蒙托夫对人生社会虽始终抱有“消极之观念，但他又一直在和黑暗的现实“奋战力拒，不稍退转。尤其是他对莱蒙托夫爱国而不盲目歌颂沙皇的武力，热爱乡村以自由的追求来抵抗专制的精神由衷敬服，因而他对莱氏的长篇叙事诗《伊斯马伊尔·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波兰位于欧洲中部，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瓜分，因此，在十九世纪波兰文学中，反抗外力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便成为最强烈而鲜明的主题，体现出了浪漫主义的积极革命的倾向。鲁迅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这两位诗人特别敬重。在《摩》文里，他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思想，说明了他们与拜伦精神上的联系，着重介绍分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康拉德·华伦洛德》、《格拉席娜》、《塔杜施先生》、《彼得大帝的纪念碑》，斯洛伐茨基的《瘟疫病人的父亲》、《精神之王》以及他的代表作大型诗剧《柯尔迪安》等，都作了中肯的叙述和分析，并对他们的诗作倾向及作用给予高度评价：“顾其为诗，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波兰人动于其诗，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举；余忆所及，而六十三年大变，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难亦未已也。他在文中，准确地指出了斯洛伐茨基“性情思想如裴（拜）伦，“所作诗歌，多惨苦之音的美学特征；在若干年后，他还在提及密茨凯维支的诗“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的思想、内容倾向。由此可见，他对这些诗人的了解是多么深入，而这些诗人对他的影响又是多么深远！
对匈牙利的裴多菲，鲁迅亦是心仪神往。匈牙利于公元一〇〇〇年建立王国，十六世纪中叶起被土耳其人占领，十八世纪初相继隶属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裴多菲生活的时代就是罗马、奥地利帝国统治时期。由于裴多菲的作品，深刻揭示了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对社会的丑恶给予辛辣尖锐的讽刺，具有激励人民为自由而战、为自由独立而献身的力量，因此与鲁迅的思想共鸣是情理之中的。
鲁迅介绍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给国王们》、《勇敢的约翰》等诗作，还涉及并概述了小说《绞吏之绳》。鲁迅还在文中特别引用了裴多菲一段话：“裴彖飞（多菲）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这段话据《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13页注（164），见于裴多菲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译文如下：“也许在世界上，有许多更加美丽、庄严的七弦琴和鹅毛笔，但比我那洁白的鹅毛笔更好的，却绝不会有。我的七弦琴任何一个声音，我的鹅毛笔任何一个笔触，从来没有把它用来图利。我所写的，都是我的心灵的主宰要我写的，而心灵的主宰——就是自由之神！
鲁迅笔下的诗人们，既是本民族的英雄，也是鲁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们的声音，是民族先觉者的声音，是革命的声音，是出于真诚的心声，是反抗者强者的声音。在鲁迅看来，这些精神界的战士，对于遭受侵略又背负着沉重的旧负担的中国来说，又是多么重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寻新声于异邦，沉浸在“摩罗派诗人的作品中，从中获取新的声音，寻找“至诚“温煦之音，就是鲁迅从文的真正用心，就是他希望以文艺来激动国民心灵、来唤醒麻木之国人魂灵、让国人起来为自由独立而战的现实目标。许多年后，鲁迅在忆及年轻时对拜伦的印象时，他说：“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其实，那时Byron（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MickieWicz（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Sndor（裴多菲·山陀尔）；飞猎滨（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黎萨），——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后来他又谈到过密茨凯维支，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他后来也曾说到裴多菲：“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这些自述，将他崇奉“摩罗派诗人、喜欢他们的作品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