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某种顽固的坚持，我无法在身体与感情上，与我的丈夫融为一体。走出家庭，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一样，对我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柏林的文艺圈、巴黎的艺术界，从深度上接纳了我。
这种出走，无论是对保持婚姻现状，还是对我自己的身心愉悦，都是有着看得见的好处。我不再是一个受着感情惩罚的囚徒，我要做一只可以自由歌唱的飞鸟。
这时的巴黎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除了风景如画的人文景观外，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巴黎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艺术氛围。纷乱复杂的世纪末的思潮，在这里格外喧嚣，各种流派此起彼伏，处处弥漫着一种不确定性的情绪。
在巴黎，跟在柏林一样，我跟各种文学圈子频频交往，只有老一辈文人反对我们。我在这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每一种经历都不同于以往。可以说，这座古老而浪漫的城市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它就像一个容光焕发的情人，洋溢着年轻的光彩，簇拥在豪华珍贵之中，丝毫不见历史带来的腐烂和锈迹。
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法国人，更多的则是法国以外的欧洲人。我理解了为什么巴黎更比柏林国际化了。丹麦小说家赫尔曼·邦几乎和我是同龄人，只比我大四岁。当时，他住在圣日耳曼，非常活跃。尽管他常常生病，但精力充沛、充满幻想，是印象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我现在几乎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跟他的一次谈话。他说，每当他开始一个新的写诗计划时，就会恐惧得发抖：他会一直跑到窗口，希望能看到某种他可以用作借口的东西，那样他就可以不马上开始写。你几乎能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那种无情的效果，即在被抑制的意识的最深层，物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形；你也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恐惧，那种恐惧又是怎样地转变。尽管我很了解赫尔曼·邦的那些旷日持久的问题，但是从那之后，我每次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正在把他的恐惧转变成一种更加活跃的东西，他的内心喷射着生命的火花。他写的小说，如《白房子》、《灰房子》，深深地植根于他个人记忆，我也会感觉到那种伴随他的写作的恐惧心理。我跟他的家庭也很熟悉，我还帮他的夫人将尼采的部分诗文翻译成丹麦文。
认识的人越多，越要不断地面临选择。这种选择，要么深入到事物内部，要么浮光掠影。后者是危险的，当我们浮光掠影地处理事物时，草率地公式和突然的强调会使我们的判断更加轻率。那么，跟一个人接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也许会一起走到一个我们不曾想过要去的地方，如果不会对其他的人造成伤害，甚至还会走得很远。两个人之间的情谊很珍贵，它是不宜进行精神分析的，否则是对友谊的亵渎。
这一路上，我遇见过很多人，跟他们保持着活跃的接触。在巴黎时，我跟弗兰克·魏德金德在一起的时间最多。不过，那不是一开始就是那样的。
我是在匈牙利侯爵夫人家里的沙龙晚会上碰见魏德金德，我陪他还有其他几个人去一家葱汤饭店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谈得很投机，直到酒店打烊才离开。魏德金德因为剧作《春天的苏醒》揭露了传统道德的虚伪性，在德国上演后引起了非议，触怒了上流社会，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
这是一个敢想敢说的人，又是从德国——我的第二故乡来的。我们交谈时，显得更加亲近，无拘无束，甚至互相开起了玩笑。
走出饭店，巴黎的月色一望无际。我们一起往回走。魏德金德邀请我去他的住处喝咖啡，因为谈兴意犹未尽，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谁知，他把我对他的热情理解成了暧昧。进屋之后，他一把将我揽入怀中，让我猝不及防。
我从惊愕中很快冷静下来。有好感，并不表明我爱他，更不表明我会接受他在身体上的接触。
“请你放开我，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顾名声的人。”我带着鄙夷的语气对他说。
魏德金德到底还是一个绅士。他松开了我，抱歉地笑了笑。他可能把我与我的相遇，当成了巴黎街头众多艳遇中的一次。我也为自己的天真和轻率而懊悔，是啊，我怎么可以在深夜答应跟一个刚认识的男人去他的住处喝咖啡呢？保尔是一个纯粹的人，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我们可以在罗马的街头夜行，但这并不代表着所有的男人都能够与他一样坐怀不乱。
第二天，魏德金德身穿西装、手持一束鲜花来向我道歉。“爱一个人并没有错，但是我为昨天晚上的鲁莽行为道歉。”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并没有显出什么难为情。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就当是一个插曲。我们都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多年以后，我把这个场景写进了短篇小说《弗尼什卡》中，我们还在戏剧创作上进行了合作。
魏德金德经常坐在拉丁区的某个咖啡馆前面黏糊糊的大理石桌子旁写诗——这些诗后来收入了诗集《绞刑架之歌》——如挽歌《是的，我杀死了我的姑妈》：“这是我的青春啊，嗜血的法官，今天你把它从我这儿夺走。”
魏德金德有一双屠夫一样的大手，但他的心是温柔的。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也没有长久的居处，他往往会坐在咖啡馆的女招待中间，希望她们中的某一个会在咖啡馆关门时，钱包里装点钱，然后好心地带他回家。魏德金德会为这样的好心的女人写诗，逗得她们心花怒放，偶尔也会有人带着怜悯的眼神把他带回家，供他吃、住，再给他一点爱的温存。
不过，你也可以在别的地方看到魏德金德。他曾经带着我去全巴黎最贫穷的街区里的一个最简陋的房间，他晚上就在那儿过夜。他这么做，没有显示出一丁点的自卑，也没有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图，这让我感到很高兴，我由此见识了巴黎浮华的背后。这是乔治·赫尔威的寡妇的房子。那老太太60多岁了，被水肿病折磨着，他给她带去了好吃的饭菜。他的心肠并不坏，只是生活境遇总是很差，一直没有过上扬眉吐气的日子。
如果我们决定去拉丁区或蒙马特区的夜总会玩，往往会拉上一到两个新闻界的朋友一起去，他们熟悉那里的种种风情。那儿的妓女总是很有趣，她们很开放，也很坦率，这不仅是她们职业的一个特征，而且是人性本身的一种表现——去掉了自轻自贱、羞涩以及鬼鬼祟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言谈举止上表现出法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弥漫于从上层到底层的整个法国社会。这种偶遇变成了一种有价值的经历，从与这些人的交谈中，我对巴黎社会的全貌有了更真实的把握。
上流社会也是如此。贵妇人们在待人接物上最有礼貌，即使在深夜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处于某种尴尬的情形中，也是如此。比如在街上碰见某个莽撞的男人，她也会保持礼貌，因为任何一个巴黎人都会为自己不能像绅士一样生活或误解这种生活而感到羞愧。不过，伴随着这种印象，人们同样强烈地意识到，最好是任由事情发展。他们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想着去更多地了解某人；传统文化的种种表现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人们把许多内心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另一方面还有许多东西留在内心深处。这跟我在俄罗斯所取得的印象完全相反。我曾经为了收集俄罗斯的印象，花费了好几年的功夫。
在柏林之后，巴黎是我生活时间较长的另一个大都市。我在巴黎所获得的所有经历，都跟在那之前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巴黎那无法言说的魅力具有某种过来人的成熟之美，对于我来说，这种魅力就像一个可爱的女人不断地换戴新首饰，在青春光彩已经不再的时候，她依然装饰着珍贵的珠宝，去抵御锈蚀或虫蛀。柏林给人一种冷竣之感。从柏林走向巴黎，就像从一个少女走向一个少妇。从年龄上来说，我似乎正好踏上了这个节奏。
魏德金德曾经跟我说过，像我这个年龄的女人，就像夜色下的巴黎，最为迷人。这个留恋于风月场所的家伙，说起话来总是带着情色的韵味。不过，对于一个刚刚年过三十的女人来说，听起来不会太乏味。
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幽默、轻松，甚至浪漫得让人有点放纵，我的情趣也前所未有的活跃起来，甚至当过一回巴黎的卖花女。
那是我在去卢浮宫的路上碰到的一个人。她是一个老妇，来自阿尔萨斯，她用卖花所得的钱来供养得了肺病的儿子，她自己的身体并不好。有一天晚上，我顺道去他们的住处看望，发现她刚刚被人从大街上抬进来，已经失去了知觉。那只装满鲜花的大花篮就在她身边，如果这一篮花卖不出去，她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钱，我当即决定替她去卖花。当时，与我同行的还有索菲夫人，她也同意我的计划——我们穿上那老妇的衣裳，沿着咖啡馆卖花。次日凌晨2点半，我们卖掉了最后一枝花，利润还是挺可观的。这些花都卖给了拉丁区里泡咖啡馆的男人们，现在他们都跟我挺熟的。在这件事中，我发现：当那些男人面对两个幽灵一样的新的卖花女郎时，表现出了完美的绅士风度。我跟索菲的个子都很高，与那些小巧玲珑的法国女人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问了我们许多友好的问题，一次次地把我们逗乐了。直到第二天，我们才从新闻界的朋友那儿得知，我们没有任何执照而公然卖花，居然没有被当场抓进监狱，是极为幸运的。
我不知道浪漫的巴黎，竟然还有如此苛刻的制度。这是我人生中极为少见的经历。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刺激。
在巴黎，我走到哪里，总有一个小伙伴伴随着我。那是一只浑身黑色的小狮子狗——它像个孩子似的，我们叫它“拖拖”——我已经忘记我是从哪儿把它弄来的了。有些日子，它净给我惹麻烦，因为它喜欢玩弄那些从枝头落下滚到街边的苹果。那时候的大街满是闪闪发光的马车，而不是汽车。一旦发现有苹果落下，拖拖就会箭一般冲上大街，然后折回来——它那小得不能再小的嘴巴大张着，叼着一个对它来说大得不能再大的苹果——它像一只黑色跳蚤一样地飞奔过宽阔的广场和街道，直到它发现某个角落很安全，就会停下来把苹果吃掉。我呢，则会追着它跑，生怕它被哪辆马车撞上。不过，经常有路人帮我喊着：“哦，拖拖，停下来”，他们还试图抓住它，但它一点都不害怕，与他们玩着躲猫猫的游戏。这家伙还很怪，如果我没有带他出去，又我很晚回家时，它会在小睡篮里直直地站起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好像在问我去了哪里。
巴黎有个俄罗斯人聚居区。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他叫萨威利。他曾被指控参与谋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从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经过四年的强制劳动后，来到了巴黎。他强壮得像一棵大树，能用他那闪闪发光的牙齿从墙上把钉子拔出来。通过他，我认识了在巴黎的众多俄罗斯移民，这让我在巴黎少了异乡人的陌生之感。
夏天的巴黎，酷热难耐。我和萨威利约好一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去度夏，因为那儿度假的开支比较便宜。我们爬上了苏黎世附近的一座小山，在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那里远离炎热和纷扰的城市，眺望远处的山峰可以看到皑皑的积雪，让人顿生凉意。山谷中，一群牛羊在悠闲地吃草，不时可听到悦耳的牛铃声。这里的阳光是如此的清澈，诱惑着我们把草地当作天然的床铺，任阳光洋洋洒洒地照射下来。身材高大的萨威利却天生着一副温柔体贴的心肠，连草地上有没有虫子也会细心地检查几遍。他不想让突然冒出的虫子破坏这天赐的阳光。
对我来说，身边有成片的森林、广袤的田野和凉风相伴，所有的烦恼在这个夏日里都会被抛到脑后。这里山峦连着山峦，以前我很少看见山，只是在很小的时候和父母到阿尔卑斯山来过。
我们在这儿以奶油、奶酪、面包和草莓为生。只有寥寥几次，我们返回到苏黎世，在某家宾馆的饭店里大吃一顿。在那些田园诗般的日子里，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插曲，我至今记忆犹新：有一天，我们赤足走在阿尔卑斯山软绵绵的苔藓上，漫步走过一段山坡，进入了一片四处蔓延的黑莓地，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成片的黑莓。此时天色已暗，我们却再也弄不准回家的路途。我们每走一步、每停一步，都要发出痛苦的声音。最后，当我们回到那个柔软的草坪上时，已经泪流满面。
在那块黑莓地里逗留期间，我心里升起了某个像憧憬又像回忆的东西——就好像我体验到了一个人由洞天福地陷入悲惨世界的过程，体验到了那种被抛弃、被剥夺的感觉。当我们擦着脸上的汗水、脚上的血水时，萨威利大声地说：“我们应该请求黑莓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绕道而行，践踏了它们，我们本应该用嘴唇亲吻它们的。”这话使我们忘掉了烦恼。我安慰他说：“是的，难道误解不是整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事吗？”
大自然的魅力唤醒了生命的本能，我感到身体内有着某种内在的东西在复苏。我们一会儿发笑，一会儿发怒，我们搀扶着走回小屋，在人生的草莓丛中大胆地踏上新的征程。
如同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次度假，让我体验到充分的自由，也给了我无穷的想像空间。我的创作如同泉涌。在山上，我完成了与魏德金德合作的一部剧作。速度之快，让我惊讶。这也许要归功于萨威利，是他让我拥有了一个不同的夏天。在不知炎热为何物的阿尔卑斯山，我不用思考过去，也不用遥望未来，除了享受本该就有的生活，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写作。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巴黎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重新回到了圈子之中，人们都为我们突然晒黑而感到惊讶。那时晒黑还不像现在这样是一种时尚，人们不会为了皮肤更有阳光的色彩而专门找个海滩晒一晒。从那以后，直到晚秋，我又认识了许多新朋友，许多事情都使我感触颇深，我似乎生来必须要遭受这些事情。
也许我得到了太多，我开始感到了不安。那是在夜深时，有个声音似乎在向我呼唤——我得走了，我要离开巴黎。我从来没有从理性上去弄清这事情是为何发生的，以及何时发生的——不管我多么喜欢周围的人和事，喜欢到向他们敞开自己的整个身心。他们中总有一些不速之客。
九月底，我踏上了回家的路。我悄悄地离开了巴黎，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我只服从自己内心的那种召唤。那个声音在告诉我：我的丈夫是安德烈亚斯，不是别人，那里才是我的家。也许是我在外面疯够了，这才发现自己应该回到出发的地方。
如果不是一个女作家朋友保留着我当时写给她的一封信，如果这封信不是在不久前又回到我手上，我是难心回忆起我回到德国那个夜晚的情景。那封信写于1894年10月22日，地点是施马根多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