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连长提升，到军区司令部任作训科副科长。新提拔的连长姓林，文化不高，念书没念到初中，连队军人大会读文件把“煤炭”读成“煤灰”，平时说话把“患部”说成“串部”。林连长对我基本不了解，我完成借调任务回到连队，去给他汇报，我先自报了家门，林连长却阴阳怪气地说：“哟，大名听说过，稀客呀，这次回来，啥时候又走哇？”
我的脸微微发热，胸口多少有些堵，无言以对，甚至有点莫名的委屈。
果然应了林连长的话，一九七七年春上，距回连队还不足一个月，借调令又来了，而且这是一次长达三个月的借调，即初春离开，过了夏至才能回到连队。
那一年是人民解放军五十岁的生日，总政要举办一个规模空前的全军美术作品展，要求层层都要选送作品参展，我再一次被军区抽去参加创作班。
那时候武汉军区还健在，套用现在较为时尚用语是为了整合湖北地区的绘画资源，实现军地优势互补，军地商定把穿军装的和不穿军装的绘画人员拢在一堆，分成若干小组，先把大家投放到革命老区去深入生活一个月，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起门来潜心搞创作。这个“安静的地方”后来就选在咸宁地区一个叫蒲纺总厂的国营企业，是个三线工厂，在山沟里。这里满山竹林，遍地桂树，还有温泉，风景相当不错，在这个厂的工人俱乐部里关门作画两个月。
我在的那个组共三人，组长是鄂西地区文化馆的专业美术师，叫辛克靖。另一位是某集团军的文化干事，放电影画幻灯片出身，我认为他比我画的好，应该算是个业余画家吧。辛老师是五十年代中央美院的科班生，那时候这样的画家还不是很多。跟着这样的老师，很难得。
辛老师带我们二人从武汉返回鄂西，坐长途汽车从鄂西的来凤县进入湖南的龙山县，从龙山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吉首进发，那一带曾是贺龙元帅当年领导的红二、红三、红四、红六方面军活动的地区，辛老师说，我们的创作灵感将要从这片土地上去寻找、去感悟。
鄂西地区本就是个山大人稀的地方，没料到进入湘西之后，发现这里的山更大人更稀，汽车有时候绕上半天还转不出一座山头。那天的傍晚时分，汽车在一个叫风口垭的地方刹停了。
司机让旅客下车方便，可是周围没有一处建筑用来遮身避羞。男人走不多远，立在路边，两腿岔开，掏出宝物便射出一道亮亮的水柱，然后打个惊颤就完事了。女人没有男人这么方便洒脱，没有一片恰当的地方，她们是很不情愿释放那泡浊水的。没办法，几个女人邀约一起，走到稍远点的地方，找块巨石或树木荆藤挡住身子蹲下来，也就使自己方便轻松了。
我坐在汽车的后排，最后一个下车，下车一抬头，迎面竖着一高高的青石柱子把我吓了一跳，柱子上凿了八个大字：“危险弯道，停车检查”。这八个大字还用油漆描了红。这柱子矗立在险关要隘，分外地刺目。
在车上，似乎没感觉树木的摇摆，下车后才发现这风口垭的风刮得挺有力度，虽是初春的天气，但还透着浸骨的寒意。这风口垭的地名莫非因风而起？
听车上的当地人介绍才知道这风口垭是方圆百里的制高点，从山上到山下，垂直高度就有一千五百多米。举目一望，好家伙，眼前风景平生第一次看到，当时我就惊叹了一声：“天下奇观也。”向远处望，无数个石笋般的山峰拔地而起，煞是壮观。我是没见过世面之人，哪里想到过平日光秃秃的山头，今日里是这般神奇美秀，简直不可思议，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真的，当时就这个感觉。那山峰粗细不一，高低不同，形态各异，但个个挺拔苍秀。
西坠的太阳把辉煌涂抹在这片石林上，整个山势雄奇险秀俱存，冷峻中透着温暖之色。
如此美好的景致，把我给震住了，震傻了，我就痴痴地看呀，心想，上帝这个造物主竟如此地厉害，鬼斧神功啊，把山川地貌弄成了这个样子！
可惜那时候还不时兴旅游这个词，因为当时很多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食不果腹，没谁会拿着钱出远门看山山水水！
愣愣地看了半天，惊叹了半天，竟没料到多少年后的某一年，这一片山野仿佛一夜之间就出了名。那么多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涌到这个地方看山看水，这片山水竟赚了那么多的眼球和银子。
有一年，我到广州出差，准备回程之时，有人就谈到张家界如何如何的好，会后几个朋友邀约顺便去张家界开开眼界，去了更惊讶地发现，当年我在风垭口看到的这片美丽的景致，居然就是那几年才窜红的张家界风景区的一部分。可惜呀，那时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怪山奇石呀！
辛老师是专业画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独特的景观，抱着画夹子站在路边画速写。都上车了，他还痴痴地画着。
司机把车轱辘的螺丝逐个拧了拧，敲了敲，四处看了看，摸了摸，就势靠着车身拉了一泡尿，之后，也上了车。
司机点了支烟，不紧不慢抽着，烟抽光了，见辛老师还不肯上车，不耐烦了，把个喇叭摁得拖着嗓门子叫，并说：“哎呀，老师傅上车吧，穷山恶水有么子画的呀！”辛老师就很不情愿地上了车，到车门口了还回头望望，说：“这山真美呀！”
“美啥子美哟，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司机发动了汽车，吃力地把手刹松了，汽车启动了。“老师傅要是喜欢这里，我把你留下来好不？你可以天天画了。”辛老师是不善开玩笑的人，就没接司机的腔。
汽车开始下山，从山顶到山脚，是一条“之”字摞起来的盘山公路。司机不断地踩刹车，刹车时发出“嘎－－－－嘎－－－－”的响声，这响声刺激着坐车人紧绷着的神经。
透过车窗往外望，茫茫群峰，层峦叠嶂，我就突发怪想，都说历史上湘西盛产土匪，难怪，这高山密林，人烟罕至，在这里干杀人越货，打家劫舍之勾当，那还不是易如反掌？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果然是土匪恶霸的天堂。
当时，湘西的吉首、永顺、大庸、桑植、凤凰一带都还保留着传统的土家族、苗族风情，尤其是凤凰。那里，农舍，灰瓦木柱吊脚楼；衣着，男女上衣下衣衣袖裤腿皆肥硕宽大，颜色以黑灰蓝三色为基调。女子脖子上箍着粗粗的银项圈，头上缠着黑色或者灰色的头帕。那头帕很厚重，解开有两丈多长。
那时候画家下去叫深入生活，现在时尚的说法叫采风。我觉得还是深入生活好，艺术家深入生活那是必须的。艺术家没有生活，脱离了生活的本源，哪来的灵感和真知灼见？如果没有生活的积累和沉淀，素材不是空穴来风，便是自作娇情。深入生活，一个“深”一个“入”，多精到，多准确，沉下去，沉到生活的底层，去感悟生活的真谛。采风？我就有些不懂，风怎么采？不仅不知道怎么采，一听就知道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已。可惜那时候我还不是真正懂得深入生活的意义，因此也就显得心不在焉。细细想来，这可能和当时我没有固定职业有关。可能有人就问了，你不是在当兵吗？当兵还不是固定职业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个兵不是一种职业，是义务，尽完义务就回家了，要不怎么还在兵字前面加“义务”二字呢。
当时法律规定普通步兵的义务期是三年，三年之后仍然是要遵循“哪里来哪里去”这个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义务兵安置政策。一车匹拉到兵营的战友们，入党的有了，当班长的有了，听说某某马上就要当干部穿四个兜了。
穿四个兜对农村兵来说是有极大诱惑力的，穿上四个兜就等于宣告农民身份的终结，无疑是国家人、城里人的一个无声宣言。穿不上四个兜，你就得灰头土脸返乡种田；穿上了四个兜，你就可以人模狗样吃香喝辣的了；穿不上四个兜，回家请媒婆说对象生儿育女；穿上四个兜，就可找城里姑娘谈恋爱做太太了。总之，穿上四个兜，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价值取向、择偶标准等等等等，就可能瞬间发生改变，甚至在过去已有的轨道上会出现惊天逆转。
我是穿两个兜的士兵，我当然渴望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个兜，甚至做梦都想。可我脱离了军营，因为军营有士兵成长进步的土壤，可我长期游离于这片沃土，像一只失群的雁；我是一个兵，却常常不在连长、指导员眼皮底下，连长、指导员是士兵成长进步的园丁。在外面东颠西跑，我得不到园丁的呵护。表面上看，有人还羡慕我，以为我在外逍遥自在，见了世面，免去了军营里单调枯燥训练站哨生活，却不知我内心充满着寂寞、焦虑和凄苦。有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起我的首长和战友，甚至还会很强烈地留恋我的哨兵生活，梦中还多次站在监狱的三层岗楼上站岗放哨。我还甚至怀念我那支可爱的半自动步枪了。
一次，收到李新的信，他悄悄告诉我组织正派人到他的家去开展外调，他提司务长可能近在眼前了。看完这封信，我怅然若失，两颗酸涩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几圈最终还是掉了下来。
辛老师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他领着我们两个军人在湘西的几个县里来回奔波。省里一个头头叫辛老师画好贺龙元帅。辛老师受宠若惊，很当一回事儿。为了画好贺龙这个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他领着我们冒着倾盆大雨跑到了桑植县贺龙故里去寻找青年贺龙的故事；为了真实地描绘土苗儿女的风土人情，我们在古朴的凤凰县城转悠了一周。
凤凰县城不大，三个外地男人在县城瞎转悠，转着转着就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情。
一天，一个穿着苗族盛装的年轻妇女吸引了辛老师眼球，那苗家女子穿金戴金，走起路来金银饰物“叮当”作响。辛老师如获至宝，兴奋不已，就跟在那女子的屁股后头画速写。那女子走走停停，辛老师也走走画画，这就引起了苗家女子的怀疑和恐慌。那女子很有心计，不动声色往派出所方向走，把辛老师和我们不知不觉带到了派出所门口，一闪身进去喊警察。派出所冲出两名警察一把扭住辛老师两只胳膊厉声问道：“晴天白日，尾随女人干什么？”辛老师正入迷地画苗家女子风情万种的金银头饰，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喊吓得站立不稳，画夹“啪”地掉在地上。
我俩急忙走向前去解释，两个警察见我们身着军装，态度缓和了些，但对我们的话将信将疑，把我们带进值班室审问了半天，并反复查看了我们的介绍信之后，才把我们放了。
5
蒲纺总厂一下子聚集了二十几位画画的，工人们都很礼貌地称客人为画家。当然，我也在“画家”之列，并且有工人还夸赞说：“解放军画家好年轻哟。”我就哭笑不得。我说：“我可不是画家。”工人师傅就说：“解放军真谦虚。”有的师傅还给我开玩笑，说毛主席说过：“谦虚过份就是骄傲噢。”我就只好傻笑，不再谦虚了，免得骄傲。
不吃绘画这碗饭，对圈内名人知之甚少，有些名家是过了多少年之后，才知道他们的名气和价值的。当时，地方的画家有汤文选、唐禾、程梨、陈立言等；军方的画家有刘柏宏、程宝弘等。还有一些名家我想不起来了。比如说汤文选老先生，和他在一块生活了近两个月，我竟不知此人的功夫有多深厚，事过三十年之后的一次书画作品拍卖会上，一幅画虎的水墨画《惊梦》，竟拍出人民币十八万元高价。我惊出一身冷汗，这是我三十年前认识的汤文选老先生吗？悄悄问过拍卖行的老板，这位汤文选是湖北画家汤文选先生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不由惊呼：“哎呀，真是可惜！”拍卖行老板诧异地望着我，表示不解。我又重复了一遍：“真的是很可惜呀！”
事情是这样的：在蒲纺总厂俱乐部的两个月里，唯一一名士兵的我，年纪最小，很可能也是绘画基础最差的，我也就非常乐意地充当了画家的模特。那时候的模特非现在的模特，既不露胳膊也不露腿，画红军，就找来红军服，画解放军就拿来解放军的军装。穿上，按画家的要求，摆个姿势，作个动作，让画家画就是了。如画家所说，主要是画人物的线条，画衣服的皱折，画人物的造型。画家所画，大都是军事题材，画上人物多是军人，还有不少是表现重大题材的，领袖人物毛朱刘周等都上了画作。我给这些画家们当模特，当然也不全是奉献，得到的回报是他们教我画画，帮我修改画稿。
我画了一幅反映当年军民鱼水关系的作品，是国画，取名《苗家亲人》。构图并不复杂，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给苗族大妈挑水，把水倒进水缸后与大妈相视一笑。画稿无多少新意，画面也很简单，红军战士，大妈，大妈侧后站着小孙女，小孙女旁边一只小花狗。可别小看这幅画作，它可是倾注了好几位名家笔墨的呢。《苗家亲人》被武汉军区选中后上送总政治部，可后来在军博建军五十周年美术作品展览大厅里并没有见到《苗家亲人》的影子。我很能理解，前面我说过，这个门槛太高，我的那点功力达不到，名家应景笔墨也不能拯救它的命运。但我还是很知足，不管怎么说，画作进京了，不容易，真的不容易，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就要告别画家们离开蒲纺总厂回连队了，与画家们举手唠唠，惜别依依，几位老画家握着我的手，说小赵同志支持大家创作很辛苦，没有什么做纪念，就画幅画送他吧。之后，画家们就挥毫泼墨，尽抒其意，一下子就有七八位画家给我送了他们的即兴之作，这其中，就有汤文选老先生给我画的一幅水墨老虎。
那个年代艺术品不是商品，艺术品是政治的附庸品，艺术只能服务于政治，艺术品没有市场，也没有价值。
一个战士，走南闯北，条令要求，随身携带的只有三样东西：钢枪、背包、水壶。
后来，这七八幅画作竟记不得哪一年在什么地点被排长清理内务，打扫卫生时给我扔掉了。
影响班里的内务卫生，扔掉也就扔掉了，不足为惜矣。
然而，时代变了，书画不但有了市场，有了价值，而且名家的书画还能卖大价钱。可惜，被我们排长当作垃圾给无情地扔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