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施肥用的是架子车，挑担子是极少的，因此我的挑工自然是不行的，也不会换肩。担子死沉沉地压在左肩上，不像他们山区来的兵，挑工好，肩上已磨出了硬茧，会双肩互换，走起路来扁担忽悠忽悠，颤得很有节奏和韵律，步伐也轻快。但我还是用毅力撑着。近处的“窝子”都已经填满了，挑上一担必须走上老远才能找到空“窝子”。
脚下尽是没膝深的荒草，没有路，深一脚浅一脚的。
天啊，是怎么了？这一担怎么这么沉呀？并不见筐里比原先装的多，但感到担子真的就越来越重。腰部酸胀，腿肚子灌了铅似的。而且上午集体政治学习时那股气流愈发明显地往下走，腹部坠胀，且下身有了疼痛感。视力有些模糊，眼前仿佛悬浮着一团淡淡的雾。但我还是不愿停下来，咬咬牙继续往前走，但没走几米，脚腕子一软就趴下了。
我索性就仰躺在地上，望蓝天白云，啊，天空多么的辽阔。眼前那团如丝如缕的薄雾还在。下意识地用手去抚摸下面疼痛的地方，一摸，着实把我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这家伙怎么麻麻的、胀胀的、酸酸的，有了与其它器官不一样的触感？再一摸，天啊，咋比拳头还大呢！
我急忙爬起来，走到清江河边一僻静处，佯装小便，褪去裤子用眼睛瞅。这一看，真有如炸雷击顶之感，顿时就懵了，且差一点就失声叫出来，原来一对柔韧舒软如薄皮核桃的羞涩之物，此时完全改变了形状，它变得鲜红而通体透亮，宛若成熟了的大茄子，十分夸张地悬挂在裆下。
那一年我才二十三岁啊，可以想象到一个二十三岁的未婚青年目睹这个场面的惊愕与恐惧！
我不知道它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但我猜想到这可能与这几天高强度劳动有关系。
我呆若木鸡，站了许久，甚至都忘了把裤子提上，看着如此神奇而又不可思议的裆下圣物，我甚至怀疑再发展下去会“砰”地一声炸掉！
5
深夜里，战友们都睡熟了，屋子里的鼾声此起彼伏，我却毫无睡意。小腹坠胀，裆下隐疼，白天还好些，寂静的夜里则尤其清晰。我不时用手抚一抚那宝贝，心中不免有了几分凄苦和悲凉，于是就联想到五年前的那个暑期。
那一年刚上高中，我发现村上同龄的男孩子都定为一级劳力了，唯独我还是二级。一级干一天十个工分，二级才八个。青少年争强好胜啊，就郁闷在胸。瞅着干活的间隙，把我的想法给队长说了。队长大不以为然，其理由我是在校学生，念书行，干农活不一定行。而同龄的男孩子下学早，已经在田里场子里扑腾好几年了，都成了行家里手。
“可我和他们在一起，并没有少干呀。”我申辩。
“你不服？”队长问。
我说：“不是不服，是想不通”。
早年，我们家和队长家有过节，据说还是爷爷的爷爷那辈人的事，究竟为了什么，后人也说不清楚。
那天社员们在麦场打麦，队长听我不服，很是恼火，就喊来村上青年二孬。二孬没读过书，从小就在田地里干活，在泥里水里滚大。
二孬得到了队长的赏识，觉得特有脸面，光着身子来到我跟前，要跟我比武似的，用手拍拍自己的胸脯，朝我挑衅似的挤巴挤巴眼睛。
干什么？难道队长要二孬与我打架不成？
队长指了指刚刚装满麦子的麻袋：“二孬，你把这麻袋给我扛起来，绕场子转上三圈。”
二孬朝手心吐了唾沫，虽然也吭吭哧哧很吃力，但他最终还是把装满麦子的麻袋弄到了肩上，然后围着麦场转了三圈。
队长走到我跟前，用粗硬的手按了按我的肩膀：“你能照二孬的样子做下来，当着老少爷儿们的面，我说话算话，也给你定一级。”
队长真毒。
当年，因母亲是小脚而低定一级，母亲觉得不公，他叫母亲赤脚与一大脚妇女挑水在干硬的土坷垃田埂上比赛跑，弄得母亲脚趾全破，血染田垅。今天，他又用这种方法逼我就范。
这个麻袋装满小麦是一百六十斤，在这之前，我还真没搬弄过这么重的麻袋。但我绝不能临阵退缩。走到麻袋跟前，运了运气，也往手里“呸”了一口唾沫，蹲下身子。
麻袋的确很沉，我用了全身力气把它抱在怀里，但最终无法把它送到肩上。这样试了几次，没有成功。几经折腾，已通身大汗，体力消耗了不少，身子有些发软，手脚也微微颤抖。但我咬咬牙，心想，绝不能轻易放弃，放弃了会让队长终生耻笑的。
我再一次蹲下身子，正准备发力，一位被我称为二哥的堂兄走过来，对我说：“不能使蛮力，要用巧劲，看，分成三步，第一步，先把麻袋搬起来；第二步，蹲身，放到腿上；第三步，弯腰，使全力把麻袋送到肩上。”
二哥说完要给我示范，被队长一把推开了：“就你能耐，叫他自己来。”
我接着又做，仍然没有成功。
队长叉着腰，一阵狂笑，笑毕，把脸儿一拉，说：“啥时候有能耐把麻袋扛起来，围着麦场转三圈，啥时候给你定一级。你扛不起来，哼，少给俺提球意见。”
很沮丧地回到家里，看见母亲一脸的悲伤，她似乎知道了这件事，就小心翼翼的问我，怕她伤心，没告诉她细节。母亲也没有追问，但她说了一句话叫我很难过很受伤，她说：“没爹的孩子容易遭人欺侮。”然后就长长叹了一口气。
那年我已经十八了。
母亲要强，但她又无力改变什么。
父亲在我四岁的时候就被饥饿夺走了生命，那之后，我们就成了村上人眼里的孤儿寡母，生活的艰辛自不用多说。母亲这句话极大地刺疼了我的自尊心。俗话说男儿十八当自强。是呀，我该当家立事了。
第二天中午，毒太阳当头照着，乡亲们都躲在树荫下睡午觉了，麦场上静悄悄的，我独自来到麦场，找到那个沉重的麻袋苦练。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搬弄，慢慢地，我找到了窍门，几天时间，居然能把一百六十斤的麻袋扛在肩上了。
又练了几天，自觉成功在握，一天，趁场里干活的人多，我把队长喊住，提出重新扛这个麻袋的请求。
队长听了先是一愣，接着就冷笑几声：“才几天哪？你小子就长出息了？有能耐了？中中，我把大伙喊过来，你扛给大伙看看。”
老少爷们经队长一吆喝，丢下手中的农具围过来，不少人为我加油打气。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我又令老少爷们失望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搬弄了老半天，居然没有成功。
队长见我一筹莫展，来劲了：“你小子跟你娘一样，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脑门子腾地冒出一团火光，队长对我的嘲讽挖苦我可以忍受，但对母亲的侮辱我受不了，我一下冲到队长面前，并握紧了两只拳头。
队长是个彪形大汉，当时正值四十多岁，身强力壮，我冲到他跟前，牙齿咬得“咯咯”响，但怎能奈何得了他呢！
队长的臭嘴巴毫不留情，说：“有种你冲麻袋发狠，跑我跟前干啥，要打架呀？你还嫩着呢！”
“有种你冲麻袋发狠！”这句话提醒了我，也激励了我。是呀，队长说的对呀，一级劳力扛不起这麻袋，当什么一级劳力？抖什么狠？
血朝头上涌，力气一下子充沛了许多，又一次来到麻袋跟前，这一次连想都没想就势蹲下来，按照二哥三步走之方法步骤，忽忽啦啦，那麻袋就翻跟头似的居然上了肩头。接着，我绕着麦场一路小跑，不是三圈，是整整五圈，被乡亲们拦着才停下来。
“算你有种。”队长撂下这么一句。
一级劳力到手了，却不料身体出了问题。当天夜里就腹部下坠，酸胀，并伴隐痛，第二天发现，裆部之物红肿起来。
我羞怯的去看医生，邻村一位土郎中扒开裤裆看了看，捏了捏，说：“此乃肝火旺盛，外感邪毒，温热结聚，下注于肾，气血淤滞所为，当以清热解毒，活血通络为治。”抓了三副中药，煨煎之后服下，红肿才得以慢慢消散。
五年前的光景重现，难道是病根没除？
6
我很难为情地告诉了班长，班长说：“来，我看看。”
我不好意思，我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班长说这怕什么，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长的什么东西呀？
我就更难为情地脱了裤子让班长看，班长看了，眼珠子差点飞出来，倒吸一口气，十分夸张地喊：“天啊，怎么会成这样子啊？”竟下意识地用手去摸摸自己的裆部，并说：“哎，哎，这肯定不是小问题！这肯定不是小问题！”
班长立即把我送到营部卫生所，营里的军医看了看拿不准，很快把我送到当地的一家大点的医院，医生检查后说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附睾炎，要我住院治疗。
可我没有住院。
现在想来当时的一些行为是多么的荒唐，那时候太多极左的东西被输入大脑，比如一个人跳河救人而自己眼看被大水冲走，群众把他快要拉上岸了，这个人却故意摆脱群众的救援，高喊：“不要管我，救红卫兵要紧！”比如说草原英雄小姐妹刚刚苏醒，第一句话就问：“生产队的羊群有没有损失？”比如说新战士投掷手榴弹训练，因为紧张把手榴弹扔在脚后跟儿，千钧一发，连长喊声“卧倒”，就势把战友压在身下、、、、、、，连长受了重伤，昏迷了三天三夜，当他醒来最先说的一句话就是：“战友的生命保住了没有？”当听到战友得救了的消息，连长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这样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育已经在我的心里头烙下了很深很深的烙印。
我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嘴上恰恰说出这样的话：“小事，小事，工作要紧，不住院了，农场里的肥还没有施完呢。”
“好吧，”军医说：“尊重患者的意愿，那就边治疗边工作。”
上午到营卫生所打点滴，下午返回农场。班长让我休息，可我还是硬挺着工作。那时候，我甚至坚信，一般情况下一个人难有最好的表现，只有在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创造特殊的表现效果。吊针打了七天，再看，裆下之物已经收缩了许多，不见了先前的红肿与光亮，以为没事了，工作又转入了大强度的劳动。
可是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又因劳累过度，那个该死的东西又肿大起来了。
再到那家医院就医，遇上的还是上次那位医生，他说：“年轻人，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啊。”
这次他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直接就将我收住院了。在医院我每天打点滴消炎，住了半个月后，病基本好了，可是由于前两次急性没治断根，用医生的专业术语讲，就演变成了慢性的了。
7
就身体而言，这无疑是件坏事。可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凡事物都有两面性，一定条件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
过度劳累引发的疾患虽然伤了身体，甚至在过去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坐下来写这部书稿的时候还能隐隐约约感觉到病痛的存在，但客观上在全营上下形成了一次不小的轰动效应。
在那个塑造典型比生娃娃还容易的年代，这件事本身并不大，但有卖点，富有一定的戏剧性，为写文章的通讯员提供了较好的素材，稍一宣传，居然把文章做大啦，它迅速地就改变了营连首长对我的整体看法，就连林连长也到医院看望了我，还称“深受感动”。稍后，“事迹”传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找到干部科长、宣传科长，不但表扬了我“积劳成疾的革命加拼命精神”，而且还总结性地肯定了我过去几次代表军区参加上级美术创作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记得主任在独立营上报的一份材料上有一段批示，这段批示评价有过多的溢美之词，我不便把它抄录下来，但在批示的末尾，首长明确写道：“对这样的优秀战士要关心关注，跟踪培养。”
这之后我的命运就发生了跳跃式地变化：
被推荐为全连唯一一名考生参加了全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次考试。
入党。
当班长。
提升排长。
这一系列的进步是在八个月内完成的。
当了排长，组织上并不让我到新的岗位履行排长职务，却要我继续留在军区干部部门工作。
“任命排长，本就应该下去带兵，但继续放在机关使用，应看作是一种赏识，一种关怀，一种唯贤是求。”这“三个一种”是主任给我谈话时所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