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贸易的迅速兴起预示着那场战争的硝烟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国与国之间为了战略利益将可能重新回到同志和兄弟的轨道，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为国家利益而捐躯的烈士们。否则，英烈在九泉也会感到悲凉。
遇上两位烈士的双亲来看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让我们不敢靠近。我们都远远地望着，听着生者对死者的呼唤和倾诉。
另一幅画面是一位被锯掉双腿的战士，他坐在轮椅上向我们讲述失去双腿的经过。七尺男儿没了双腿，只有上肢躯干。长征组歌有两句著名歌词，叫“战士双腿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可面前的这位战士没了双腿，还呆在法卡山七八一高地干什么？他应该回到后方去疗养！但是他被首长挽留下来，一呆就是好几年。内地考察团一批一批涌到前线，来考察，来观光，来旅游。曾经一度，广西云南前线的游人数超过了国内任何一条旅游热线，说不清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这个无腿的战士就像一个道具，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参观考察的人们讲述着双腿被炸的故事。
无腿战士的眼睛里蓄满了忧郁和茫然。作家们还没有离去，又一个参观团数十人围过来，一群女人捧着鲜花献给无腿战士，然后要与他合影。无腿战士把鲜花放在两腿之间，他的意图是掩盖无腿的尴尬，但是有一位花枝招展的女郎硬要他把鲜花抱的更高些，刻意让他露出两条空洞的裤子。无腿战士只好从了客人的要求，在女人们“一、二、三——茄子”声中和镁光灯下挤出一丝苦笑。
我曾悄悄问过无腿战士，你作战致残，为什么不到家乡疗养？那战士就低泣起来。他告诉我，“部队培养了我，我没有选择，只有听组织的话。”说话间，他看见团政委向我们走过来，眼睛里显现出不易觉察的慌乱，连忙与我握别，说：“作家同志，再见吧。”
一个月的边防行也许最能打动我的就这两个画面：荒凉的墓地上断肠的哭泣，半截躯干和忧郁的眼睛。
这两个画面触动了我的灵感。回到武汉之后，便在悲情中写出了两篇散文，一篇为《凋谢的木棉花》，另一篇是《并非梅雨季节》。两篇短文采用了写实手法，写出来之后先送给一位朋友看，朋友说：“很真实，但主旋律不够高。”起初，我也担心，尤其是《并非梅雨季节》，是以无腿战士第一人称来写，喊出了他内心深处被压抑的东西。这篇散文居然被一向倡导主旋律的《解放军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半年之后被评了个二等奖，且是一等奖空缺下的二等奖，因此，评委会说，这个二等奖就有了更高的含金量。
著名作家刘伯羽发文对整个获奖作品点评，给《并非梅雨季节》说了一段好话。到北京去领奖，见了仰慕已久的伯羽老先生，就激动得一塌糊涂，表达对前辈的敬仰和爱慕。先生就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得奖？”我摇头说不知，他告诉我：“你是从另一面观察生活，刻画人物内心的，有独到之处。”
这句话又让我激动不已，再次想起了李文女士“灵感”、“悟性”的话题，自信心就毫不客气地再次有了提升。
人有特长之说，我的特长是什么呢？爱好不一定是特长，特长应该是人的特别之长，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总之，特长就是有与人不同的特别之处。想了一下，我的特长可能就是爬爬格子吧。
这大半生，基本上是吃爬格子这碗饭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吃爬格子饭但不是吃文学饭，文学这碗饭对我而言真不敢吃，也吃不起。成平讲，文学这东西“玩玩而已”，是有道理的。
如果县官被称为芝麻官，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这些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小到只能用放大镜、显微镜去分辨。这些都是最基层最小最小的玩艺儿，是带兵的，是与士兵们天天斯混在一起、摸爬滚打在一起的角色。做这样的官儿是不需要写文章的，如果这样的官儿天天埋头爬格子，兵，注定是带不好的。
反映在我的档案履历表上有这三个角色，时间都不长，而且排长压根就没到位，副指导员、指导员加一起才两年时间。之外，营、团、师、军这几个级别的机关都吃文字这碗饭，天天都是爬格子，写文章。机关文字太多，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文字狱”，我的大半生就是文字炮制者之一，是“文字狱”中的一个“囚犯”。说真的，其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
干事，是军队的一种职务，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具体职务的职务，与司令部的参谋类似。干事，这个职务的名称起得太好了。干事没有权，全是义务，就是干事儿。干事永远是写报告的，你当上了干事，若得不到升迁，可能写一辈子报告，而连一次报告都不能作；你在报告的送审签上，永远只写请某某阅示，而一辈子都不可能写下“同意”二字。这就是“干事”干的事儿。
我当过新闻干事，文化干事，宣传干事，教育干事，理论干事，一干就是十五年，这些角色统统是爬格子的。写新闻，写公文，写领导讲话，写调查报告，甚至还代组织写过检讨报告，熬夜已经够多的了，已经够苦的了，居然还偷着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甚至还写过歌词，连环画脚本，电视剧脚本。
老婆说你自找的，累死活该。
累是累不死的，这一点我是坚信的。我就是“好这一口”，不写点什么手就痒痒。什么都不精，什么都想挠它一下。说实话，有时候，累的狠了，对写东西也有深恶痛绝的时候，我也发过誓，子孙后代绝不能步我之后尘。可细想一下，一块来当兵那么多人，留下的有几个？军队历次精简，逐年筛选淘汰，为什么我还能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没有被拿下？究其原因还不就是我能爬爬格子、写点小文章嘛！
一九八一年，我在军报上发表了一个“千字文”，居然实现了建连史上在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零的突破，为此，立了一个三等功。军功章，军功章，之前以为只有战场上杀敌有功才有资格佩戴，没想到，巴掌大小一篇文章也能立功。快哉！妙哉！
一九九零年，又因一篇散文被国家收入高中第六册补充教材，被破格由副营职提拔为正营职。想想，不是爬格子，能得到这些荣誉和实惠吗？
离开军队那年填表，填写特长栏时，我犹豫了半天没敢下笔。再次问自己，我的特长是什么呢？好像除了爬格子别的什么没有啊？没有别的选择，最后我还是把爬格子作为特长填上了，到了地方果真继续吃爬格子这碗饭，安排了一个分管爬格子工作的副主任、副秘书长，后来又兼任了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三个差事都是苦差事，都是文山会海的制造者。有人友善地挖苦我，写这些文章干啥嘛？害人害己。我说，的确是的，但我要吃饭，要生存，我得继续在格子里“爬”呀。
9
到新华书店寻书，书店认识我的一位售书员向我推荐新书，其中有一本闫连科的《我与父辈》。这位姑娘热情，说闫作家如何如何，出了哪些有影响的书，《我与父辈》是如何如何倾注了作者的感情云云。我说，这个人我熟悉。售书姑娘颇感惊讶，“你认识这么有名的作家？”我说：“是的，三十年前我就认识了。”
那是一九八一年春上，武汉军区在武昌中南路口第三招待所办创作班。在那个班上，我和闫连科都是部队基层的业余作者，同住一室。那时候，闫连科是某部的一名战士，与我的水准似乎不差上下，作品都处在可发可不发的水平上。
闫连科整天都不外出，印象中白天晚上总趴在台灯底下抽烟，苦思冥想，写稿子，眉头从没松开过。这是一位其貌不扬的从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给我的感觉是墩实憨厚，不善言谈，做事认真，特能吃苦。他对文学的追求比我执著，比我下的功夫深。有很多夜晚他都通宵不睡，第二天他脸色很难看，如白蜡，眼珠上网着红丝。
我们在一个房间住了一个多月好像没说几句话，他仿佛什么时候都深陷在小说的构思之中，那样子很痛苦，我便不忍心打扰，因此学习班结束了，俩人分手后也没有互通书信，时间久了这个文学朋友也就淡忘了。
可是多少年之后发现新华书店就有了闫连科的大部头的书卖，再后来发现类似砖头一样的书越来越多，再后来还发现出版社给他做成了文集，啊呀呀，一溜排开六七部，很有些气派了。我就很有些羡慕，功夫不亏有心人呀。他现在成了居京的名家了。
那个创作班上有三十来人，班散了也就各自忙各自的了，大都不得音讯。有的人在文学道上成功了，吃了文学饭，有的不成功，就继续干自己的事情，把文学创作当成了爱好。
成功的人士，还有个何继青，办班时是个排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被炮弹片切断了一个指头。世纪之交的时候，CCTV热播一部电视剧叫《和平年代》，这部电视剧整得挺红火，看电视时无意中发现了编剧何继青的名字，一打听果然是那个断了右手小指头的何继青，当时已是广州军区创作室主任了。我向朋友要了他的电话，试着给他拨过去，通了，我自报了家门，特意声明一九八一年在原武汉军区三所办班的那个憨厚老实的、不太会编故事的赵某人，他就“噢噢噢”地应着，不知道是真想起来了还是瞎应和。他问我“你现在哪里高就哇？还在部队吗？”
我说：“我在湖北宜昌，在一个城区的人武部当政委，混饭吃呗。”
“在宜昌？三峡大坝所在地？那好啊，过几天我正要去宜昌呢，写《九八抗洪》的剧本，见面咱们好好聊聊。”
这些年读文学作品少了，尽管少，还是能时常在报刊上遇上当年一起参加创作班的文友，比如广东的赵琪、高凯明等，现在都是某一城市或者某一省份的实力作家了。前不久从广州来的朋友，说原来广州军区某地炮旅的赵琪，现在发财发大了。我说他不是写小说的吗？朋友说那是早年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写小说不挣钱，改写电视剧本了，一集四五万，好几家电视台争着买他的本子。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收到一张三十块钱的稿酬汇款单就会欣喜若狂的家伙们，居然一集电视剧能进账好几万，人不可貌相啊。
10
由于对文学割舍不下，我会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为什么会痴迷文学这玩艺儿？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痴迷，是不需要找什么原因的。曾经有位心理专家告诉我，人对某个方面一旦来了兴趣，他的脉络是通畅的，血液是奔涌的，兴奋中枢处在被激活的状态。反之，人对某些事情毫无兴趣时，他的脉络是闭塞的，血液是滞顿的，兴奋中枢处在被抑制的状态。别人要你做没兴趣的事情，一分钟都很勉强，如果经常去做，就可能满腹的厌倦和牢骚，甚至很痛苦，即便不表达出来，也会挂在脸上，窝在心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会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甚至对结果都不在乎，付出多大牺牲都乐此不疲，失败了也无怨无悔。享受了过程，愉悦了身心，也值得。
一九八六年，我在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当新闻干事，新闻干事干的是“本报通讯”那个差事。那一年我女儿三岁。已婚军人一年有一个月的探亲假，对于两地分居的夫妻，这一个月自然弥足的珍贵。何况我非常想念我的女儿。可是这一年秋天获准探亲假后我并没有回家，背着妻女，在武汉买了张船票，坐船溯江而上，在地处西陵峡的秭归新滩镇下了船。
为什么对峡江一个偏僻的小镇感兴趣呢？
这要追朔到公元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二日，这个小镇曾经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就在那天凌晨，矗立在长江右岸，那个千万年岿然不动的大山突然间就崩塌了，有一千三百万方，说这么一个数字不直观，大体上也就是一座高山的三分之一吧，这么一条可怕的泥石流带，像巨龙一样从山顶直扑长江，瞬间吞没了山脚下居住着一千三百七十一人的千年古镇。一条万古不朽的大河－－－－长江，差点就被腰斩。但是，这里居住的千余居民在天灾突临之前已全部成功搬迁，无一人伤亡。
这绝对是一个的奇迹！是的，中外媒体的报道都使用了“奇迹”这个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