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叫临颍站。在这个小站上，我被塞进一截车厢里。
那列火车没有其他旅客，清一色的新兵，是专列。
天上飘着雪籽，风虽不大，却凌厉。雪籽落到站台上，被风旋即给扫走了。
上车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耳边狂叫：“跟上！跟上！”接兵连长声嘶力竭的在喊，他怕新兵掉队、走失。
车厢里乱哄哄的。
新兵们穿着新发的冬装，十有八九不合身，鼓鼓囊囊，臃肿而笨拙。像企鹅，但没有企鹅可爱。新兵们背着背包，背包的阳面按接兵连长的要求，别着一双新发的解放胶鞋。新兵们两手满满的，提着从家里带的被新兵们视若宝贝、其实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旅行包、网兜、布包、塑料袋之类。
我斜挎着一个军用挎包，左肩右斜，挎包带上吊着新发的白毛巾和洗漱用的草绿色搪瓷口杯。白毛巾上印着鲜红的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
行李太多而车厢货架的空间有限，新兵们为争位置发生口角甚至互相谩骂。接兵连长嗓子有些沙哑，对着吵架的新兵猛吼。根本听不懂他喊叫些什么，凭感觉那语言也不太文明，唾沫星子能飞丈余远，而且对新兵的动作也很粗鲁。
车厢还没有安静下来，列车就已经启动了。
我坐在车厢紧靠厕所的座位。我的东西不多，除了部队发的，从家里带的就是一个很破的塑料网袋，里边装着母亲用白水给我煮的十个鸡蛋。这十个鸡蛋中的其中三个是母亲悄悄向邻居借的。母亲说你一走就是好几年，凑个整数娘心里好受些。这是我参加革命告别家乡时带走的全部东西。我上车早，又居于一隅，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边界摩擦。
同座的是高中同学韩援朝和本村青年李新，韩援朝未婚妻隔着玻璃向他说话，嘴巴张的很大，却听不见声音。韩的脸贴着车窗玻璃，把鼻子都抵塌了，还是听不见。未婚妻在抽泣，用手背抹眼泪。一颗黄豆大的雪籽砸到她的腮上，可能很疼，她就蹲下身子，捂着脸痛哭起来。我们却听不到哭声。韩援朝被感动了，嘴角抽搐着，眼圈红红的，用手使劲抓车窗玻璃，玻璃上发出“吱吱”的声响。
列车“吭哧吭哧”喘着粗气，速度逐渐加快。不知谁“哇”地一声哭出声来，刚才还乱哄哄的车厢竟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新兵这时才恍然车下面还有亲人在送行，就纷纷把脸贴在车窗上，嚷嚷着大声说些什么，全然不管亲人们能不能听见。
乡下送行的人们没有城里人送别时优雅的举动，看到自己的亲人被火车拉走了，拉到一个遥远且他们并不知道的地方，满脸的忧伤和泪水，就大声喊着撵着火车跑。毕竟火车跑得更快些，送行的人一拨一拨被火车抛在后面。有的新兵就两手用力掀窗子，想和站台上奔跑着送行的亲人们喊句话，可车窗还没掀开，就被接兵连长一声怒吼：“别动，坐下！”
我家里没有人送行，上午我就把母亲和兄长们劝回家了，我不愿看到离别时亲人们伤感的脸。此时我成了一个看客。
我把目光投向窗外，看到的尽是平原冬季的单调和苍凉，灰色的田野，灰色的村庄，灰色的人群，灰色的天空，整个大地看不到任何生机。我的眼睛没有聚焦，眼睑也是松弛的，所有景物都是虚化的。
其实人这一生充满着太多太多的偶然，就是在这样一个偶然的情景作用下，我被推上这趟南下的列车。
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中国的许多事情没有规矩而且充满变数。
一九七三年冬天，我在临颍县王岗公社读高中二年级。按照毛主席“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高中是两年制，寒假一放，也就算毕业了。那年月没有高考，明摆着这辈子求学读书的事儿从此就了结了。
离放假还有十多天呢，可同学们的心早已野飞了，课也没了，集体活动都是无关疼痒的事儿。可是一天上午，学校突然通知学生开会，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什么重要会议能开到学生这一级呀？大家无所谓，就懒懒散散去了礼堂，以为是毕业的总结大会什么的，结果不是。
校长说是传达省教育厅重要文件，其实校长手里没文件，文件是他口袋里的软抄笔记本。校长讲话声音一向很小，学生们叽叽喳喳一片嘈杂，我坐在后面听不清校长说了些什么。后来校长切入正题，拔高了声调，学生们听到文件与自己有关，都屏住了呼吸，竖着耳朵听。
省教育厅文件精神的大意是：河南省与全国大多数省份在学年的起始上不一致，河南春季为学年的开始，冬季是学年的终结。而其他省份是秋季开始，暑期结束。
于是，校长说：“河南不能自行其是，国家要求河南应与全国其他省份并轨。但并轨之后，出现了半个学年的空档，文件上明确，增加一学期课程，与大多数省份保持一致。”
一个读书无用的年代，无辜增加一个学期，对学生无任何意义。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一强加给他的决定，当时就有人掀翻了桌子椅子，并且爬到课桌上疾声呼喊口号：
“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广大学生的迫害，我们坚决不答应！”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那里是可以大有所为的！”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向张铁生同志学习！向张铁生同志致敬！”
河南人口之众、学生之多在全国数一数二，有谁在乎你一个小小的公社高中一百来个学生的不满？校长不睬，夹着笔记本走了，老师们跟着校长也走了，学生冲动之后，发现没人搭理，找不到发泄对象，知道翻不起大浪，骂骂咧咧，也都散了。
没料到，这份文件迅速在全省上下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反加课学潮，不几日，大字报小字报铺天盖地，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据说，在省会郑州，已使繁华的二七广场交通瘫痪。学生们高举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横幅，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战，坚决抵制这一迫害广大学生的不识时务的错误决定。
没过几天，省里就撤销了墨迹未干的红头文件。要不怎么说是没有规矩且充满变数的“文革”呢！于是，毕业班照常毕业，其他级班正常放假。
我们兔子撒欢一般逃离了学校，仿佛学校是囚禁我们灵魂的地狱。真的，那时候，对母校一点留恋都没有。没了味同嚼蜡的数理化课程，再也不用看老师们苦瓜似的长脸了，回到了毛主席老人家所说的那个广阔天地里，刹那间，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的心情特别轻松舒畅。
接下来，上课的铃声变成了上工的钟声，听到钟声我扛上农具和社员一起到田地里劳作。田野的空气里散发着泥土和庄稼的芳香味，使我感到嗓子眼都甜甜的，呼吸也变得温润而欢畅。
然而，仅一个多月，新鲜感便悄然消失，日复一日的农活使人厌倦，体力劳动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多少有点力不从心，身体困乏，肌肉酸胀。这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的重大问题：我的未来在哪里？我拷问自己：难道，我也要像父辈、祖父辈那样，在这片褐色的泥土里刨一辈子食吗？
于是，心神便无边的茫然。
一个上午，队长带着社员们在玉米地里锄草。天旱，太阳火球般直射着，大半人高的玉米秧子被烤得恹恹的，像烈日下的我一样没有精神。累，腰酸胀得很，见别人锄着锄着就到了前面，就索性仰躺在玉米垅里小憩一会儿。
天上没有云彩，瓦蓝瓦蓝的。有几只绿头苍蝇飞过来，落到我的脸上，脖子上，还有手臂上。看到绿头苍蝇我感到恶心，我想一巴掌拍死它们，可又怕拍烂在我的身上弄脏我的身体，只好挥挥手驱赶它们。可这些讨厌的苍蝇挥之即去，停手又来。我想你们这些无聊的家伙，我又不是粪便，你们恋着我做什么？
想到这里居然就闻到一股臭味，翻身爬起，发现不足尺远有一堆人屎，上面伏了密密麻麻的苍蝇。苍蝇找到了如此优良的产卵圣地，每一只可恶而又可爱的苍蝇都在卖力地产着卵。我发现，那些苍蝇只要尾部一点，便有一个白色的虫蛆诞生，好快。
1
远处的乡间道上冒出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屁股后拖着一股飞扬的尘土朝村子开来。那年月，乡村的土路上少有汽车驶过，一看这吉普车开过来，猜到车子里一定是达官贵人，大伙都停下手中的活儿，涌到路边，朝吉普车张望。
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嘎”地停下来，从车上跳下来一个身体发福的军官，大家一眼就认出他是钟德叔。钟德叔在军队上做官，官有多大，说法不一，有说是团长，有说是师长，问钟德叔本人，他笑而不答，他的谦虚反而增加了他在乡人心目中的神秘感。
钟德叔给大家敬烟，会不会抽，是男人一律都敬，是男人也都不拒。我不会抽，也接了一支，钟德叔亲自给我划火柴点上。敬过烟之后，大伙嘘寒问暖一阵子，吉普车就“突突突”响了，然后一溜烟开进村子。
望着吉普车卷起的尘土，乡亲们议论：“看看，当兵做了大官的，多有出息，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乡亲们后面说些什么我就没听清，因为此时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走钟德叔这条路，去当兵呢？
于是有了到外面闯世界的念头，有了这个念头之后就觉得时间过的很慢。熬过漫长的夏秋两季，终于迎来了那年的冬季征兵，我急不可耐地报了名，居然一关又一关的通过了，如愿穿上这身绿色军装。
这是我当兵的最原始动机。
这个动机肯定会被认为不纯，但这个动机是最真实的。
当然这和后来在部队表决心大会上表述的入伍动机有些差异，但是我觉得其实并不矛盾，由原始动机上升到后来较高层次的动机，肯定有个认识和深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的转变，我要衷心感谢人民解放军这个大熔炉对我的冶炼。
3
火车奔驰在中原的原野上，节奏明快而清晰。
新兵们都不再说话，车厢出奇的安静。
窗外是大片大片的红薯地。红薯早已出完，秧藤也被拉走，留下的是一望无际的褐色泥土。地里有三三两两的农民，在高高举起瓜钩深刨泥土，期望从泥土里寻找到一两块遗漏的红薯。这是种高强度的劳作，收获的却是十分微薄的希望。昨天我还在默默地干着这个行当，今天，当我就要离别这片土地的时候，看着这悲凉的画面，心里充满了亲切的心酸。
新兵们脸上蒙着一层复杂的表情，对于我们这些从未出过门的农家孩子来说，这肯定是一次远行。穿上军装已经好几天了，兴奋已经过去，谁也不知道火车把自己拉到一个什么地方，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和些许迷茫。
但是，快下车的时候，韩援朝突然攥着拳头对我说：“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一定要干出个名堂”。他好像在火车上思考了很久，有了一个远大而宏伟的理想和计划。
4
武汉就踩在我的脚下。
之前，武汉，于我一个孤陋寡闻而又居于穷乡僻壤的农家后生来说，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城市的一切，更不曾想到这个城市与我会有什么关系。好像念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篇语文课文叫《武汉长江大桥》，还依稀记得几句：
小朋友，
快来瞧，
这座大桥多么好！
上层是公路，
汽车来回跑；
下层是铁路，
火车呜呜叫。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天下有个武汉，那时还小，屁事不懂。后来长大了些，又听到一个关于武汉的民谣：“紧走慢走，三天走不出汉口。”从这篇课文和这个民谣中我想象汉口是座城市，肯定很大很大。究竟能有多大？同样没有概念。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武汉，又有人说汉口，还有个武昌、汉阳什么的。这是四座城市？还是一座城市？我弄不明白。弄不明白我也不想打听，武汉与我何干？吃饱了撑的！现在居然阴差阳错被火车拉到了武汉，于是就询问另一个新兵，那新兵比我还笨，根本听不懂我的问话，原来他只听说过武汉，汉口、武昌、汉阳他连听都没听说过。
从汉口火车站到黄埔路兵站，步行。
很多新兵从未坐过火车，这么大半天摇来晃去，在车上已经把胃里的东西给吐出来了。下车后，冷风一吹，一些残渣浊水又冒上来，蹲在路边往外呕，有的还“喀喀哇哇”直叫唤。
接兵的王连长很恼火，他肯定是想把队伍带得体面些，可新兵蛋子们不争气。连长嘴里含着个不锈钢的口哨，不停地吹，腮帮子一鼓一鼓的，像池塘边鸣叫的青蛙。他还大声吆喝着，把七零八落的队伍收拢。之后，我们离开火车站，沿着一条亮着四排路灯的马路前行。
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马路，还有奔跑在马路上的汽车，内心又激动又胆怯。
一个新兵没喊报告就走出队列，连长高喊：“喂，你干什么？”
新兵回答：“我上茅坑”。
连长极不耐烦地吼道：“下车前为什么不排空？马路上没有茅坑，憋着！”
这个新兵是邻村孩子，虚报了年龄参军的，还不满十七岁。是呀，马路上哪里找茅坑？那新兵不敢妄为，咧嘴忍了忍，重新回到队列里。
走了一个多钟头才走到黄埔路兵站。到了兵站，这个新兵并没有急着找厕所。
我催他：“你还不快去”。
他就哭了，呜呜地哭。
我说：“你这是哭啥哩？快去快去呀”。
他低泣着告诉我：“不用去了，尿了，裤子湿了，连绒裤都湿透了。”
兵站里到处都是新兵，逃难似的。
路上，接兵的头头对我们说，兵站是兵的家，但来到这里我却没有一丁点儿家的归属感。新兵们从各个方向而来，一下子涌入兵站，兵站的工作人员手忙脚乱。接兵的兵与兵站的兵大声交涉，交涉过程中声音不断放大，南腔北调。我不知道他们吵什么，为什么而吵，也听不太懂。我们就呆在操场上。接兵连长不让我们走出篮球场的外围线，我们在球场里或坐或站，无奈地等待着。
城市的夜空看不到星星。
家乡的夜晚总被一张黑网罩着，只要是晴天，啥时抬头一望，都能看到满天星斗和灿烂的星河。星星有疏有密，有大有小，我熟悉的“北斗星”、“勺子星”、“扫帚星”，永远都闪烁在固定的位置上。现在仰望夜空，因夜空被灯光照亮，几乎看不到一颗星星。我们立足的球场和旁边的球场都被悬在头顶很强的灯光照着，特刺眼，后来才知道那叫灯光球场。看不到星星，看到的只是一片灼眼的光亮。我的心震颤了一下，想到此时已远离家乡了，哪里还能看见家乡的星星呢？孤独莫名袭来，甚至开始想家了。
5
没有人告诉我们最终的目的地。
第二天下午，王连长吹哨集合，他告诉大家把东西全部带上。新兵们知道，要离开兵站了，就收拾好东西，在院子里排队。
出了兵站，新兵们列队走上大街。城市里车水马龙。我们三排纵队走在慢车道上。慢车道上尽是骑自行车的武汉市民，新兵挡了他们的路，武汉人就显得很不耐烦，嘴里骂骂咧咧，什么“个板板养的”之类，我听不太懂。
一个新兵的鞋带子散了，他突然从队列里跑出来，弯下腰，撅着屁股系鞋带。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武汉女人来不及刹车，恰好撞在这个新兵的屁股上，新兵就狗吃屎般趴在地上。队列里的新兵们反倒乐了，“哈哈”大笑起来。女人把新兵撞趴下了，自己也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把个衣袖也蹭破了。武汉女人站起来，见新兵们在笑，很恼火，说：“有么子好笑的撒？鬼搞。”系鞋带的新兵穿得厚实，没伤着，很快溜进队列。女人也就没再说什么，骑上单车走了。
在武汉关码头，我们登上了江渝“东方红”三十二号轮。这条船拉着长长的笛声，缓缓划开江面，溯江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