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触景生情，突然就又想起了苦难母亲，是啊，我们都歇得，就是她歇不得。
因此，母亲说她坐一次月子，能躺在床上歇息三天五天，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我不是女人，没有十月怀胎和痛苦分娩的体验。但是，男人们啊，当我们目睹女人临盆时从阴户中喷涌的鲜血，当我们听到女人在产床上撕肺裂肝的叫喊，作为男人，作为丈夫，作为儿子，都应该向女人、向妻子、向母亲表示出千倍的崇敬和万般的愧疚！
母亲每经历一次受孕、怀胎、分娩，对她的生命就是一次严重的透支和摧残。九个生命的降临，母亲生命遭遇了三次危难，但是阎王爷一次次地开恩，母亲重又回到了人间。每当母亲给我们讲过去的事情，用现在的医学眼光去看，都是一次次生命奇迹，可母亲并没觉察到这些，她已经司空见惯。生儿育女，天经地义，生与死，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是母亲生下的第八个孩子，有幸存活的第四个。
据母亲回忆说，我生下地都快大半年了，还没有名字，母亲催促父亲给我取个名儿，父亲为一家人的生计压得快要垮掉了，连给我起名儿的心思都没了，就敷衍母亲说，是狗是猫你随便喊吧，喊顺口了就是孩儿的名儿。母亲没文化，哪里会给孩子取名，就把我揽在怀里暗自垂泪。可就在母亲伤感的时候，她忽然发现我的头皮上有一指肚般大小的胎记，这胎记是暗红色的。它启发了母亲的灵感，于是便有了我的名字：红记。“文革”时期，正在读初中的我，觉得以胎记作名字不够革命，便自己作主把“记”换成了“继”，寓意继承红军光荣传统。
我已经记不清是哪年哪月，母亲的背开始变得有些驼了，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劳累和磨难已经使母亲对柴米油盐以外的记忆变得迟钝和模糊了，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楚。母亲生我那年已经四十二岁，如果孩童从三岁有记忆开始，在我最初的记忆中母亲就已经驼背了。随着时光流逝，生命变老，母亲背驼得是越来越厉害了。六七十岁上，她的背已经深深地折了下来，就像一棵折断了树干的古树。
朱自清有篇文章叫《背影》，是作者望着父亲的背，对父亲人生的感叹。每次回乡探亲，我总是凝神静气地用目光去感叹母亲的人生，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我却不能像朱先生那样望到父亲的背影一样看到母亲的背影，因为她背负着苍天，我的目光所能看到的是母亲变型凸起的如山的脊梁。
我的母亲，年轻时不一定是美女，但一定不是丑女，她善良、勤劳、宽厚，甚至对逆境都怀一份温顺，与世无争。她年轻时肯定也是婷婷玉立，是谁把她变成了这样？是命运吗？我只能说是命运，该诅咒的命运。有几次，我就这样望着母亲的背影黯然神伤，控制不住眼泪就往下掉。母亲见了，眼神中却透出惶恐，她甚至不敢多问，她以为我是在事业上、生活中亦或婚姻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还小心翼翼地嘱咐我，遇事想开些。
6
岁月已把母亲侵蚀成了一个干瘪瘦弱的老太太，她仍然挣扎着为儿孙操持着繁重的家务，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尽孝，把母亲接到部队来住，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战士不可能，当排长也不可能，当指导员时，有了一点点可能，我便把想法向营长汇报，营长先是沉默，之后对我说：“你还很年轻，只要有孝心，来日方长嘛。”
我说：“营长，我年轻，可我妈不年轻啊，今年七十一了。”
我母亲是一九一零年出生的。记得是一九八一年向营长提出的申请。
营长后来告诉我，他是被一颗善心所感动，破例同意了，并特意为母亲安排了一间房，在母亲住队期间，特批我不随连队集体就餐，专门陪老人家吃饭。
李新回家探亲，我想请他回队时把母亲顺便接来。我担心李新不乐意，路途遥远，带着老人不方便，试着给李新说了，李新很爽快答应了。我有些过意不去，客气地对李新说：“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李新说：“你这是啥话？咱俩谁跟谁呀？你妈就是俺妈。”
母亲没出过门，更不要说出远门了，没坐过火车，没坐过汽车，没见过轮船。但这次她要沿着她儿子从军的路线走一趟，火车、汽车、轮船都要一一尝试，我为老人家的身体捏把汗。
李新按照约定，出发时在临颍火车站给我发了一份电报：“今日上车。”
计算时间，七天后到达。可是，第七天过了，没有见人，第八天过了，没有消息，我的担心由紧张上升到恐惧。第九天时，接到李新打给我的电话，说已经到鄂西汽车站了，叫我弄个车去接。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可找，就急忙喊了给养员骑上连队卖菜的三轮车往车站赶。在候车厅里，我见到了母亲。
正是冬天，母亲不仅捂得很厚，且身上还穿着李新的军大衣。军大衣有点长，母亲个子矮又驼着背，军大衣的下摆拖着地面，手藏在袖筒里看不见。
冬日的暖阳从宽大的玻璃窗照射到母亲身上，母亲凌乱的银发被斜阳涂上一层桔红色。母亲的眼睛长年有疾，但她从人群中发现了她儿子的时候，神情明显为之一振。把这个矮小的老太太，弄成这个形象，别人看着可能有点滑稽可笑，我看着既温暖又有些心酸。母亲浑浊的眼球上布满红丝，从眼神里我感到了旅途给她带来的疲惫、惊恐和不安。我想握住母亲的手，使她感受到儿子的真实存在，但因手在袖筒里，我只好把她的胳膊托起，用力抱着，母亲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我说：“妈，你还真中，大小伙子这八九天都受不了啊。”
母亲就说：“唉，终于见着孩儿了，总算知道孩儿在啥地方当兵了。”母亲又叹声气，说：“娘差一点就见不着你了。”
李新告诉我，因路面结冰打滑，汽车在建始县的红岩寺差点滑到路边的深沟里，多亏路边两颗大树把车挡着。乘客在车里冻了大半夜才被调来的车接走。
李新大声对母亲说：“大娘，大难不死必有洪福啊！”
母亲就说：“还洪福哩，不让我一把老骨头扔在异乡做了外地鬼就是烧高香了。”
看见了儿子，又这么一说笑，母亲多少有点缓过神来，刚才还蜡白的脸上泛起了血色。把母亲搀扶到三轮车上，给养员骑着，我和李新在后面跟着，回到连队。
晚上，家乡一块入伍的战友来看母亲，问母亲晕不晕车？坐船害不害怕？吃不吃得惯这里的饭菜？母亲说不晕也不怕，米饭也不难吃，水土也服。战友们就夸母亲：“大娘您真行啊，这么大年纪这么远的路途，走了八九天，您都没事儿，真的好厉害，比我们年轻人都行。”听到夸奖，母亲很受用，脸色就更加的红润，还谦虚道：“不行了，老了，腰酸背痛，差一点就挺不住了。”
把战友们送走，想到母亲几天的旅途劳累，劝她早点歇息。母亲反而不让我走，她说你不忙走，你陪娘说说话。看母亲高兴，就坐在她身边陪她说话，母亲絮絮叨叨说个没完，讲的全是路上这七八天的稀奇事儿。母亲本是言语短缺的人，这天晚上才发现母亲还有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内心的世界也极为丰富。后来，我悟出一点道理，母亲到部队看儿子，并不是追求儿子给她提供的有限物质享受而恰恰是儿子给她带来的精神富有。
母亲在连队住了两个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每顿饭都有通信员把饭菜端到跟前，吃完了碗呀盘呀收走，什么事都不需要动手。但两个月之后，母亲要回家，坚决要走。她说该见的见了，该坐的也坐了，呆着不动让人伺候着清福也享了，最重要、最踏实的是老人家知道儿子在哪儿了，出来几年干得不赖，还当了个指导员，被士兵们呼着拥着，受人尊着敬着，这就够了，满足了。看着连队一天到晚忙着执勤、操练，她不愿给人添麻烦，坐着吃闲饭。
理解老人家的想法，答应送她回去。来时坐了火车，汽车，轮船，就差飞机没坐了，心想，老人出门一趟不容易，陆海空，不能缺一样啊。那时候鄂西到武汉通着航班，我就劝母亲坐回飞机，见见世面。母亲听后一震，作了一个用手掩着阳光往天上望的动作，说：“不敢不敢，飞机比鸟还小，咋能坐人？”
给母亲描述一番飞机的情况，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大，如何如何的平稳，如何如何的快捷等，母亲就是执意不肯。我想她是不是怕花钱，就给她算一笔账，到武汉一张机票才三十三元，天上飞一个半小时就到武汉了。而坐车坐船转来转去要四五天，受苦受累不说，吃住加一块还不止这个数。母亲说：“也不光是钱的事儿，年岁大了，还到天上折腾？万一……”
7
母亲没有清静的日子，本来小叔子娶了，小姑子嫁了，大家变成小家了，母亲的脸上应该绽放笑容才是，可父亲却又撒手人寰。父亲走时，母亲才四十多岁，一个裹着小脚的柔弱女人，带着五个孩子，多难的孤儿寡母呀。当时国家正遭遇罕见灾荒，千里赤地，一片悲情，全中国都在饥饿中哀鸣，家有强壮劳力尚且食不果腹，何况我们家呢？
父亲走后头一年，饥饿、寒冷、孤独、凄凉、恐惧甚至死神仿佛幽灵般在我们家破败的小院子里游荡。父亲对于母亲，那是一座山，过去的日子，再苦再累，她有父亲这座山可倚可靠。可是，这座山轰然倒了，她成了无倚无靠的柔弱之妇。虽然我的两个姐姐都已成人，但在那个赤荒的岁月，只能算是多了两张吃饭的嘴。
母亲是坚强的，但她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坚强，也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坚强。她的性格就像故乡的一种草，俗称节巴草，这种草生长在土质坚硬的路边上，车轮子碾压它，人畜踏踩它，牛羊啃噬它，它默默忍受着，它甚至从来没有抬起头的机会，它以匍匐的姿态生长着。还没等到寒冷的冬天来临，它细碎的叶子立马就枯萎了，在遭到碾压和踩踏之后，那枯萎的叶儿就化作粉末随寒风飞逝了，人们几乎看不到这种节把草的存在。但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后你会发现在坚硬的路边上，又泛绽出生命的绿色，年年岁岁，生生不息。这是一种苦命的草，顽强的草，母亲的坚强就像这苦命而又坚强的节巴草。
母亲时常哭泣，是那种极端压抑的呜咽或者叫抽泣，我知道母亲是怕哭声吓坏了她的孩子们，她竭力地在压制、压抑，这种压制和压抑的哭泣不仅更增加了母亲的痛苦，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揪心和窒息。那时候，我们都被饿傻了，甚至不知道去劝劝母亲，宽慰母亲，只能在哭泣声中可怜巴巴地望着，颤颤惊惊地听天由命。
村子里不断传出有人被饿死的消息，有老人，有孩子，也有青壮年人。起初并没有感到害怕，和哥哥一起，还跑到死者家里看人家呼天嚎地地哭丧。后来死的人多了，甚至还有同龄的伙伴，于是就感到了害怕，就有了兔死狐悲的恐惧，母亲也开始阻止我们，不让乱跑。其实，躲在家里对外面哭死人的悲凉感受得更加真切，恐惧感也就与日俱增。不知道哪一天，这厄运可能再次降临到我的家里。
这种日子没过多久，发现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妇人，我曾问过母亲她是什么人，母亲告诉我是远房亲戚，可是这位远房亲戚我却从未见过。妇人到我家后，大都是和母亲单独见面，当然有时候也把我的姐姐分别喊进里屋。一天，十三岁的哥哥悄悄对我说，这个老妇人不是咱家的亲戚，是媒婆。
媒婆挽着发髻，一袭黑衣，像只乌鸦，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果然，六零年这一年，我的两个姐姐相继有了婆家。第二年，这只乌鸦似的媒婆，又把只有两岁的弟弟送给了一个县城吃商品粮的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
父亲走了，姐姐嫁了，弟弟没了，不到两年时间，七口之家只剩三人了，母亲几乎要被击垮了，她不但模样变了，变得苍老而且憔悴；性格也变了，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哭了；她言语也寡了，默默地承受着家务和体力活，也很少与我们说话。她麻木了。
后来，这个媒婆又来过我家几次，我更感到害怕，难道这一次是要把我送人吗？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母亲把我安置睡下了，还没睡着呢，听见媒婆叫门进来。开始，她们说得无头无尾，我听得不明不白，但是，后来母亲的一句话我听得真切，而且我也听懂了其中的内容。
媒婆说：“你年纪还不是太大，你不能为了孩子就这么苦了自己，狠狠心再往前走一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