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七八年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八一”建军节的头一天，我在为军区机关办“八一”节专刊。
那天太阳很毒，我站在扶梯上挥汗作画。
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本来这刊也办得差不多了，开饭前收拾家伙收工也是可以的，可我有意在那儿磨蹭，蹲在扶梯上不愿下来。为啥？还能为啥？年轻人的表现欲作祟呗。想，这么多机关干部和家属从身边经过，他们一般都会把脚步停下来瞅上几眼的。所以，我左手端着颜料盘，右手握着排笔，把自己的架势调整得有模有样，甚至摆出很专业的样子在刊头上反复描画。感觉行人走得所剩无几了，同时也受不了高温的烘烤，我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准备收手，但不经意间向下一瞥，却发现地面上站着一长辫子女兵，女兵手里端着盛满饭菜的饭盒，正聚精会神地仰视着我和我精心绘制的专刊。
见我看她，她的脸上飞上一朵红晕，虽然是淡淡的，不易觉察的那种，但我还是察觉到了。她羞涩地一笑，走了。
然而，鬼使神差，两年之后，这个女兵居然成了我的老婆。
格调高点，管妻子应叫太太，然而有一年接待一位年轻将官，因为这位将官带了妻子，通知我们也把妻子带上作陪。开宴的时候，军分区司令员作介绍时，他把军级首长妻子称作太太，把他自己的妻子唤作夫人，轮到介绍我的妻子时，司令员开了个玩笑，说团级以下干部的最好叫老婆。我随声附和：“说叫老婆好，通俗易懂，基层干部嘛，叫老婆好。”今天，写这部书稿时，故沿用司令员倡导的称谓，就叫老婆了。
老婆姓张，名曰晓霞（其父寓意拂晓的霞光，辉煌绚丽，取名与时代紧扣，凸显了当年的政治特征），山东沂蒙老区人，但老家她只回过一次，一直跟随父母走南闯北，颠沛但不流离。
2
然而，在那个炎热的中午，她姓甚名谁我并不知道，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仍然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我知道，她是通信班六个女兵中的其中一个。
说实话，虽然和其他人一样，她是一个不经意的过路人或者看客，本没有任何关联，但那次的四目相触之后，使我比较注意女兵班了，特别是女兵班里的那个长辫子女兵。
那时候，机关打电话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是通过总机接转的，通信班六个女兵清一色话务兵，因此每次打电话我都特别留意，试图从几乎同一个发音模子里发出的声音里分辨出长辫子女兵的声音。
当时这内心的东西全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潜意识的，要说动机主要是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感受，并无别的想法。真的，男军官不准与女士兵谈恋爱，这是纪律要求，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当然我没有啦。凭直觉，三号话务员那略带沙哑且有些柔弱的声音使我依稀感到就是她。
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判断得到了证实。
一天，有人敲办公室的门，随敲门声听到女声喊“报告”，我说：“请进”。
门被慢慢推开了，发现来人正是几个月前专刊下面见到的长辫子女兵。特有的嗓音告诉我她就是每接电话必报“您好，我是三号话务员”的那个女兵了。
我问：“你是三号？”
她点头说：“是的”。
我记得，她到我们办公室是索求一本机关干部花名册的。我问她要干部花名册做啥？她说她们正在进行岗位练兵，要求话务员既要认识干部，又要在三秒内识别出干部口音，凭口音判断何许人也。
工作需要，应该支持，也没请示科长，找了一本机关干部花名册递给她。
不敢问其芳名，但这次见面使我知道了长辫子就是“三号”话务员。
后来我回到连队带兵了，不被机关借调了，也就少有机会见到这个女兵了。
一个周末，军区机关放电影，我带连队列队走进机关大院。巧，一进营门，眼前一亮，迎面碰上“三号”。见有队伍走过，她腼腆地靠路边低头行走。就在这个时候，队列里发出一种怪怪的声音，细听，居然有人小声哼唱了一句“长鞭子一甩叭叭地响……”当时有一部电影叫《青松岭》，这一句是影片主题歌的首句唱词。
显然，这家伙是冲着“三号”女兵来的。
队列里立刻就有微微的骚动，有人发出吃吃的窃笑。
我注意到，“三号”的脸一下子红了，脚步加快匆匆走过了我带的队伍。
我的胸中腾的燃起一股无名怒火，心想，这家伙不但破坏了队列纪律，而且给“三号”女兵留下一个我带兵不严、管教不力的恶劣印象。最为刺激我的神经的是，这个鸟兵亵渎了“三号”女兵带着时代烙印的李铁梅式的革命的长辫子。
一个“立定”口令，我把全连叫停。
连队列队立在军区大院的马路中央。有士兵用四十五度余光观察我，实际上我已经发现了那个捣乱的家伙，他以为他的行为赢得了身边士兵的共鸣，得意的表情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到镇静自若的状态，脸上还浮着几缕坏笑，嘴角还流露着一丝狡诘。
我本想命他出列，出出他的洋相，但转念一想，在领导机关大院，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训斥自己的部下不合适，但我又咽不下这口气，就拨开几个士兵，走到这个家伙跟前。我没有说一句话，用严厉的目光注视了足足一分钟，直到那家伙脸色苍白，额头渗出一层密密的汗珠。
3
后来两个人就有了一些接触，一接触就互有好感，再接触就有点亲近起来，再之后，俩个人就渐渐好上了。
什么时候好上的呢？我努力回忆，但找不到一个确切的时间节点，大约是一九七九年冬季？抑或是一九八零年春上？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恋爱既不神秘也不浪漫，相反还伴有作贼一样的心虚，总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
一九七九年她由士兵提升为军官。
这是一个标志，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
前面讲过，男军官不准和女士兵谈婚论嫁，这是人民解放军的纪律，甚至被强化为铁的纪律。
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应该在她当了军官之后开始的。
后来，曾经有个别人到她的头头那儿告状，说我实际上在张某某没取得军官资格之前就已经勾搭上了。我以为她的头儿不是好事就是对工作太过于负责了，专门把我找去谈话，谈话就谈话吧，转弯抹角，深一脚浅一脚。我说您有话直说。他并没有直说，只暗示性的问我，我也就不置可否地回她头儿的话。我说我自己都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她的头儿不信，诡秘的笑了一声，说：“这怎么可能呢！”我说，信不信由您，爱情这玩艺太深奥、太晦涩、太感性了，如果她当士兵时我没有产生一点好感，当了军官自然也擦不出火花。但硬要说她当着士兵，我就目无军纪、色胆包天和她就好上了，恋上了，爱上了，那我俩就成了当代版的窦娥了。头儿真的很认真很可爱，态度缓和了许多，他说有点群众反映也是正常的嘛，无风不起浪啊。我心想那是没吃上葡萄的人骂葡萄酸。
是的，那年代当兵的吃香，当女兵的更俏。偏辟的山沟里多少年提拔不了一个女军官，刚提一个就被赵某人这个农村的土包子收入囊中，不给他散布点流言蜚语，太便宜这小子了。我很清楚，当时我的周围，有这么几个小心眼的人儿。
4
初恋的季节本应多姿多彩，可我们没有，一切都平淡如水，仿佛没有多少回忆的东西，三十多年过去了，但有两件事我觉得还有点回味。
第一件。她作为新提升的一个通信参谋带兵到我连进行通信线路维修，故事就发生在维修工作完成之后。
我给她打来一盆清水请她洗手，她蹲下身子很认真地洗，用我放在她身边的香皂抹了两遍，还换了一次水，洗得很过细，很耐心。洗完了，起身甩甩手上的水珠，准备从裤袋里掏自己的花手绢时，我把自己使用的洗脸毛巾递上去。
其实，我把我的毛巾递给她实际上是做出一种姿态，当然，潜意识里也是一次探试。我知道她们女兵特高傲、特讲究，而且也知道女兵内心里多少有点瞧不起乡里人，我还听说未婚女兵最忌讳使用男人的卫生用具。
说句实话，我的毛巾有点脏。这条毛巾是部队配发的，一年才这一条。而且对于我们这些泥里水里摸爬滚打当兵人来说，白色的毛巾早已变成了土褐色，而且我断定这条毛巾上一定散发着一个男人浓烈的汗臭味。
被拒绝，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她没有拒绝。她虽然迟疑了片刻，而且眼神还下意识地左扫右瞄了一下，但她最终还是伸手接过我递上的毛巾，而且很得体的，很优雅的把手心、手背、甚至小臂擦干，然后还双手捧着还给我。
窃喜。我立刻就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
细节是非常微妙的，细节甚至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些朦胧的细节绝对是要用心去感悟的。只有用心去感悟，才可能体察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心理反应。于是，我就觉得这是一次一个二十四岁的女孩子向一个二十七八岁男人发出的微弱而又朦胧的信号。
当时，我对这种信号的真实性是否可靠没有把握，我想若有机会一定要再试探一次，来印证一下。
那年月约见一次女军官谈何容易，好在天随我意，不久，又来了第二次机会。
也就是第二件。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机关收发室收到了我在武汉军区《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和稿酬。
我骑着自行车不到一刻钟跑了四里多路来到收发室，一进门，她就站起来，把一张五块的人民币轻轻地放到我手上，轻言细语对我说：“这是报社寄给你的稿费，我帮你从邮局取出来了”。末了，她随手从抽屉中拿出一剪贴本，告诉我她把她非常喜欢的文章都做了剪贴，请我欣赏。
那是一个十六开的本子，一看就知道是她亲手做的，做得很精致，封面用的是咖啡色牛皮纸，上面描绣了三个字：“剪贴本”。字写得并不好看，但很娟秀，很工整，描得很有个性，也很有耐心。我接过来翻看，发现赵某人发表的几篇小文章也赫然在目。于是，我想，她莫非要告诉我，她是喜欢我的文章的了？
其实，我并没有看清本子里还有什么文章，看到我发表的小文章都一篇不漏的收入她的剪贴本，我的心就有些慌乱了。我把剪贴本递给她的时候，心跳便有些加快了，而且没头没脑地就突然有些拘谨和害羞，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接过本子，揽在怀里，很依恋这个剪贴本似的，这个动作，像是不经意，又像是刻意表达着某种心理暗示。后来我想，这样的情节有可能是她有意设计的，取报纸和稿酬也许只是一个借口和由头，要我看她的剪贴是要表达内心的某种情愫？她喜欢我的文章？爱屋及乌吗？
5
真正的接触是从电影院里开始的。还记得，那个影院的名字叫“清江影剧院”，放映的片子叫《南海长城》。
因为与她是第一次相约，也是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如实交待，我的注意力几乎不在银幕上，以致对《南海长城》的故事情节没留下什么印象。
那晚我俩并没说几句话，那时虽然二十八了，当兵当得特傻，胆子兔子般小，连椅子中间的扶手都始终空着，怕越界了留下不检点、不自重之嫌。革命影片结束前一般都有前兆，要么音乐或主题曲激越嘹亮，要么画面红旗招展，青松挺拔，惊涛拍岸。这些征兆刚一出现，她丢了一句话：“先走了”。话音一落，就不见人影了。
影片不是爱情片，但对爱充满着向往的一对青年男女，观看了《南海长城》这部战争片之后，在我的心目中，《南海长城》它便成了永恒的爱情片。
恋爱大概有两年时间，特定的年代，双军人身份，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复杂。军人，都受着纪律的约束，又有特定的时代对年轻人特定的道德要求，而且都在积极追求进步，都在被时代“咚咚”的脚步驱赶着。她在机关，机关当官的多，大都是男人，女兵少，稀奇，走到哪儿，都有异性追随的目光。
我在连队带兵，连队嘛，清一色男人的天下。那年头社会上除了电影院算个公众文化活动场所，之外其它什么都没有，不像现在有这么多花花绿绿、林林总总的去处，到处都是恋爱的战场，到处都是恋人幸福的天堂。
我俩几乎无地方可去，虽然近在咫尺，两个月若能见一次面那也是极大的奢侈，见面地点，千篇一律，在她的办公室兼宿舍里。
记得她的头儿给她们定有严格的规矩：无论是谁，恋爱期间约会，房门，必须敞开着，关门视为违纪，事后必须向组织“说清楚”。
那时候似乎没有个人隐私这一说，一切都视为正常，一切都必须在阳光下操作。
她的父母都是军人，她是从小在部队营院里长大的，长辈是用十分传统的甚至是孔孟之道的东西约束和教育她的，因而她很听领导的话，从来都不越雷池一步。我一进她的房间，她瞬间就把门打开了，从不迟疑，生怕慢半拍到时“说不清楚”。
因为门轴光滑，门有时会慢慢的自动关闭。有一次，我进她房间之后门悄悄的关上了，她以为是我有意所为，很恼火，脸儿立马就涨红了，毫不客气的质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我没想干什么。她说不想干什么关门干什么？我急了，为了证明我的纯洁和清白，我做了试验，我把门重又打开，希望它当着我俩的面会自动关上。可是，这扇门有意捉弄我似的，它偏偏就不动了，我在地上跺了两脚，还用手扇点风，可它还是纹丝不动。她瞪我了一眼，意思是看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正要喊冤枉，门却慢慢的慢慢的关上了。谢天谢地，她信了，但她就搬把椅子靠在门上。我说你也太私事公办了吧。我求道：“你能不能不开门，我不会强迫你干什么的，我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你这里。”
她就说女孩子经不起别人猜忌，门关上了说不清楚。与其让人怀疑，想入非非，还不如干脆一目了然。
她住的是一幢筒子楼，过道两旁全是房门，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谁走到女兵的门口，似乎都用那个特有的坏习惯瞄上一眼。她住的又是一楼，窗外是篮球场，每天下午和晚上，几乎都有人打球。看球的人更多，窗下不是坐着就是站着的人群。她不让拉窗帘，要绝对敞着，窗外的人可以说毫无顾忌地窥视房内的一切。我们虽然约定每两个月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我都是既充满着期待又满怀着忧虑。我到她的房间里坐上一个小时，全机关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知道，嘘——，赵指导员在张参谋的房间里谈情说爱呢。
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那真是一种革命的、政治式的恋爱，恋爱的过程，就是党性锻炼的过程，抗御诱惑的过程，接受美色考验的过程，似乎还是接受被人监视的过程。
我对我们的恋爱概括为一句话：叫幸福并郁闷着，快乐并忐忑着。
当然有时候也可以创造意外的见面机会，但是这种机会蕴藏着风险。
惯例，军区机关每周放一场电影，连队每周要到机关礼堂观看。连首长轮流值周，若轮到我值周，我就应该带队前往。我曾经尝试过获得机会并且成功了：我把连队带到礼堂坐下，在电影开始之后，趁着黑暗，趁着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银幕上，我就溜出礼堂，大着胆子约她见面。见面之后，又不停地看手表，计算电影结束的时间，大约到了电影散场之前，悄悄潜回自己的坐位。电影散场，集合，喊着番号跑步回营区。
有这么一两次，成功了，挺好的，神不知鬼不觉，工作恋爱两不误。
可到了第三次，我把美事弄砸了，不，应该说是电把美事弄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