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禾
我曾经不大喜欢杜甫的诗。我喜欢的是那种意气风发的豪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十月底，我随同参加甘山笔会的朋友们，来到函谷关之东的石壕村，看了崤函故道。故道上是深深浅浅的车辙。不知道从哪一年起，这段路不再有人走，于是那些车辙化石般地凝固，一直保留到今天。故道尽头生长着大片的荻花，雪白莹亮，在阳光下恍若一片雪湖。杜甫曾从这里匆匆经过。在落魄的行旅中，他遇到了苛吏抓丁，于是写下《石壕吏》。我看着那些充满沧桑感的车辙，心头生出些微的苍凉。
从崤函故道回来，我开始通读杜甫，并向往着把杜甫所到之处都走一遍。
与朋友们来到杜甫陵园的时候，正值夕阳如酒。我面对微微晗身的杜甫雕像，心情着实有些复杂。
这个陵园，是巩义的文化人自筹资金修建的。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一次偶然的陪同参观，使作家张鑫琦为杜甫故里的残破深感赦颜。此后的五年时间里，他与巩义文化界的同道，从酝酿筹划到落实资金，从请人题碑到协商征地，呕心沥血，几经周折，在财政没有丝毫投入的情况下，完成了杜甫陵园修建的全部工作。其间的辛苦自是难以尽述。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他们自带干粮，深入嵩山，找到了用以装饰陵园的火山冲刷石；他们连续多日白水就冷饭，为杜甫陵园义务栽植数百棵松树。瘦弱的画家徐小龙曾为栽树把自己累病过。读着张鑫琦写于十年后的《杜甫陵园修建记》，我想我明白，是什么支持着这些人自发自愿地来做这些，历经磨难也决不放弃。想起在气温突降的陕县地坑院大门外，一帮子参加散文笔会的人，在冷风里吟诵杜甫《石壕吏》的情景。
杜甫被热爱的理由，是诗歌，却又不仅仅是诗歌。
一个人的文字与他的生存方式是息息相关的。有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字。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初识李白，曾有飘篷之叹；处身贫病，昧尽世态炎凉；终老之际，犹自艰难苦恨。国破民困之忧，流离颠沛之痛，经由充满悲悯的表达，使他赢得了“诗圣”的美誉。不过在我看来，李白称诗仙或可是对的，杜甫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诗“人”。我深信杜甫之悲悯，不是居高临下或旁观的立场选择，而是天涯沦落的同命感。这使他的诗似铅，凝重，收敛，有一种看不到伤痕的痛楚。同为游历，别人看到的是仙道游侠、光风霁月，杜甫看到的则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是“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他不是以韵律和辞藻打动了我们，而是以血泪。
至少，我原来不够懂得这种可贵。当我汲汲于文字里那种光洁雅致的美感时，一位朋友曾批评我，你的文字缺少痛感。我未明白，犹自辩解：每个写字的人心中都有疼痛，我即或不触及，读者似乎也能体会。他于是发给我一个层叠的笑脸。
他笑的，必是我的轻狂。疼痛两个字，不似我理解的这样狭隘。它基于人道，连结着许多人的生存状态。只要同类在疼痛，我们就不可能不疼痛，设若不是，则我们的心已经麻木、痛感已经枯萎。闭目塞听的文字，无论有多么雅致，都至多不过是花边罢了。我也无数次的思考过文字的价值，只是我没有把自己放入他们之中。我眼中的自己太强势，遮掩了外部的世界和内心的真相。我看到了枝叶的葳蕤，而不解根的深埋。
看过许多故事，只有极少的能使我流泪。使我流泪的当然不是作者的优雅，而是人物含辛茹苦的命运。帕慕克说：“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象，来自他将自己想象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使他能够替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代言，那些人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一点，也及于所有的作家。
选自《郑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