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17日，俄国派出一支军队越过精奇里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俄军驱赶大批屯民“聚于一大屋中”举火焚烧，逃出者不足半数。俄军沿着江边，一个屯子挨着一个屯子，将中国居民房屋纵火毁尽。死里逃生的中国居民扶老携幼，逃奔黑龙江边，因江水阻隔，绕越不能，只得露宿江滩，哭号凄惨。顷刻，俄骑兵追来，枪击如雨，中国居民的鲜血又一次染红了黑龙江水。
驻瑷珲的中国官兵见俄军“在江东恣行焚戮”，激起无比义愤。为保护屯民过江，瑷珲副都统凤翔派统领王良臣等带骑步炮兵300余人于17日夜偷渡黑龙江，至精奇里江口，截俄援兵。18日晨时，中国渡江官兵与俄军在精奇里江口的博尔多屯展开激战。这场战斗为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渡江赢得了时间；18日申时中国军队主动退回黑龙江右岸。
在博尔多屯激战的同时，瑷珲水师营征集商船20余只同水师营战船30余艘，日夜接渡，飞棹如梭，将幸免于难的部分屯民接回江右。
7月18日，又一支俄军渡过精奇里江，继续焚烧“满人村屯”，仅在博尔多屯一处就枪杀了上千名中国居民。又将未及渡江者，不分男女老幼，农夫工匠，各业人等，一同逼入江中。除数十人游过江岸得生外，其余人等皆被逼溺死江中，浮尸蔽江数日不绝。至21日，俄军将中国居民的村庄“全部捣毁干净”，中国人“一个也没有了”，所见到的尽是失去主人的猪、马、牛、鸡。凶残的俄军在这片废墟上“组织了真正的围猎”，俄军当局还“为围猎发行了特殊的证券”。
事发十几天后，沉溺在黑龙江底的无数死难者尸体浮上水面，顺流淌去，江水为之奇腥。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处大屠杀，共有7000多中国和平居民被杀害。
美国历史学家贝弗里奇说这一惨案是“俄国在远东最近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丑闻”。日本人石光真清指出，这是黑龙江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屠杀，最大的悲剧，最大的罪恶！”俄国人多依奇认为，“沙俄现在实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只有与中世纪审判异教徒的宗教法庭和西班牙对异教徒、犹太人和摩尔人的迫害才可以相比拟”。
事件发生不久，列宁指出：“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
8月4日，格里布斯基发布命令，根据《瑷珲条约》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江东六十四屯以及阿穆尔河右岸的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移民者，供其专用。从此，江东六十四屯，这块历代属于中国人民的肥田沃土，就被沙俄强行霸占去了。
从历史的角度说，《中俄瑷珲条约》是清政府腐败无能的必然产物，国力不强必会遭到列强的侵略。但是，《中俄瑷珲条约》必定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按照革命导师列宁的思想，这些不平等条约都应该在废除之列。
《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惊动了全世界。就在条约签订的当年，1858年10月，革命导师恩格斯就明确指出：“（俄国）正好就在这个时候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六十年后，夺取十月革命胜利的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于1919年7月25日，向中国发出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这个名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向全人类庄严宣布：
……苏维埃政府将沙皇政府独自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从中国人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苏维埃政府已经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
1920年9月27日，列宁指示苏维埃政府再次对华宣言，进一步明确了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具体内容。宣言指出：
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布，在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其实正在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以及种种客观原因，列宁关于“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承诺没有能兑现。有一位有识之士说：“这是列宁的遗憾，也是苏维埃的遗憾；这是中国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
多少年了，黑龙江始终是中国的一条内河，就因为一百多年前那个不平等条约，黑龙江就成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界河。如今，黑龙江以江中心为界，此岸为中国领土，彼岸则是俄罗斯领土；甚至就连同一条江也同时拥有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中国称黑龙江，俄罗斯叫阿穆尔河。当我们站在黑河市边的黑龙江江畔，遥望对岸的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时，不知能做何感想？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既能照清楚今天，也能照清楚未来。历史是凝重的，历史也是严酷的，历史也是不可更改的。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实在太多，我们不仅让历史印证今天，而且还要让历史告诉未来。
不是尾声
那天在北京站下车分手的时候，我答应吴定良先生要在2005年春节放假的七天里，创作一篇以爱国主义精神为主题的报告文学。这个任务，终于在大年初四晚上完成了。由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所以我就给远在黑龙江爱辉古城的吴定良先生发去了一条短信。吴定良先生：我祝您及全家人新春快乐。我创作的报告文学《爱国志士吴定良》已完成初稿，三天后寄给您审阅。
写完了这篇报告文学，我对吴定良先生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有了一个新的评价。这个评价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正在干着一个很不平凡、很了不起的大事儿。这件大事儿的影响力，我们决不能低估。尤其是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全国上下奋斗奔小康，全党都在进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我们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而爱国主义的教育，正是先进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学习历史，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正因为这样，我们正确评价吴定良先生的义举，会使我们的先进性教育增添新的亮点。在若干评价吴定良的文稿中，我只选择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省黑河军分区政治部的一份评价文稿，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结尾，其目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吴定良，记住这位有志向有雄心有干劲有贡献的老同志。
关于吴定良同志的评价
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原馆长吴定良，现任瑷珲卫国英雄园筹委会主任。在任瑷珲历史陈列馆馆长的十多年间，他坚持教育拥军，充分利用陈列馆这个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积极对部队官兵进行瑷珲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为促进官兵思想稳定，激发爱国热情作出了重要贡献。多年来，在陈列馆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不仅始终坚持免费对军人开放，而且主动担任解说员，用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教育和影响官兵。据不完全统计，十多年来共接待部队和武警官兵二万多人次，其中接待了32位上将，69位中将，138位少将。军委副主席张震、张万年、迟浩田、梁光烈等军委领导在参观过陈列馆后，都对陈列馆和他本人为部队官兵所作出的教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这是黑河军分区政治部2004年11月18日给吴定良的评价。不用多说，吴定良先生把每一次接待讲解都当成一件大事儿来做，所以他得到了众多官兵的厚爱。我诚心地祝愿吴定良先生的爱国义举取得圆满成功，等到“瑷珲卫国英雄园”按期开展的那一天，我一定为他多喝两杯庆功酒……二○○五年二月十三日写于京津走廊
永定河畔好儿郎
——（河北省劳动模范、廊坊市安次区林业局局长王玉祥写真）永定河畔，京津走廊，义和团痛击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捷”曾名扬天下。而今这座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的新兴城市，在构建环渤海经济圈的运动中，正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廊坊，曾被称为北京的南大门，也被称为北京的后花园。之所以能给廊坊贯以“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的殊荣，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廊坊的防沙治沙、造林绿化搞的好。“绿我中华”，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成了亿万中国老百姓的自觉行动。本文主人公王玉祥，就是这些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他的工作是平凡的，他的事迹是感人的，他的精神是伟大的。“如果我们华夏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多出一些像王玉祥这样的植树绿化英雄和防沙治沙模范，‘绿我中华’不早就成为现实了吗？！”这是我们采访完王玉祥以后，从内心里发出的感慨。——作者题记开篇
永定河的历史，源远流长。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地理文献《山海经》称永定河为浴水；《汉书》中称永定河为治水；《水注经》中又称其为漯水、湿水；唐朝后称其为桑干河、卢沟河、无定河、浑河；清朝康熙以后改称永定河至今。
三千多年前，当时的永定河从晋北高原穿过军都山脉的崇山峻岭奔腾而下，一过现在的门头沟三家店这个位置便坡势骤缓，再过了卢沟桥所在地则更是一马平川。巨龙突然没有了束缚，于是便伴随着季节性水量的增减，在广阔而平坦的平原上随意地摆动、宣泄。其结果便形成了一片片冲积扇，既造就了平原地区肥沃的土壤，又留下了大量湖沼和丰富的地下水。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的变迁，永定河几次更名换姓，由桑干河改为卢沟河了。到了金代，卢沟河已是“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金史·河渠志》）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永定河变得善淤善决，屡屡泛滥成灾，成为了威胁北京城及沿岸百姓的“害河”。元朝建立后，永定河又被称为“浑河”、“小黄河”、“无定河”等，用得最多的是“浑河”。《元史·河渠志》还明确指出：“名曰小黄河，以其流浊故也。”很显然，这些新名的出现，反映了永定河水文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永定河含沙量极大，流量随季节巨变，河道迁徙无常，洪水宣泄频仍。正因为如此，以至于自元朝开始，修堤筑坝防治永定河水患，就成了历朝历代京师政务的头等大事。到清朝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鉴于该河连年水患，严重危及京师安全，命令于成龙负责全面治理永定河。在疏通河道的同时，于成龙率部修筑了一条自良乡老君堂口直至霸州柳岔口三角淀的百里长堤。康熙皇帝将治理后的浑河赐名为“永定河”，表达了希望该河永远安流造福的美好愿望。从此，“永定河”这个名字就被沿用下来了。但其实，永定河真正安澜永定，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水利事业的巨大成就，在官厅以上先后兴建大、中、小型水库517座，总库容达33亿立方米。其中，以官厅水库的库容为最大，约22.7亿立方米。1970年开挖了永定新河，从屈家店到北塘，然后入渤海，以分泄汛期洪水，防止水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流域范围内水源急剧减少和造林防沙有关。
日月流逝，沧海桑田，过去的永定河是什么样，我们很难看到了。可它的十几个曾用名却清晰地记载着历史变迁的足迹。从清泉河到浑河，从无定河到永定河，这其中有多少是大自然的造化，又有多少是人类活动使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王玉祥的家乡
“杨柳吐翠，芳草萌新。昨天上午，以‘以人为本，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的共和国部长义务植树活动，在永定河畔举行。来自全国绿化委员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和首都绿化委员会的182位部级领导，在北京市领导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植树区，挥锹铲土，提桶浇水，种下了一棵棵树苗，为首都再添新绿。”这是《北京日报》2005年3月27日刊发的题为《迎接绿色奥运共建绿色家园一百八十二位部长永定河畔植新绿》组图新闻。王玉祥家乡的老百姓，也和这些共和国的部长们一样，把植树造林，绿化家园当成了自己一年中最重要的事儿。
杨家场，永定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在廊坊市城南36公里处，离葛渔城镇2公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就是王玉祥的家乡。在王玉祥的记忆里，家乡是最美的，也是最好的。这里除了有淳朴勤劳的父老乡亲，还有那些与树相缘的一个个故事。
孩提时代的王玉祥，是伴随着“官井大柳树”、“官坑柳树行”、“村西林场”、“桃园”、“桑树行”等与林业有关的故事长大的。那时候的杨家场，同属永定河泛区，土地沙化干旱缺水。村干部就带领着乡亲们打井抗旱，植树造林。乡亲们在沙土地里栽下了一垅一垅的柳树苗，等长到镐把粗细时便砍下来，并搭起土炉进行调弯烘干，然后打捆外卖。还种下了一垅垅的桑树行，桑叶养蚕，待桑苗长到镐把粗细时，还要进行煨岔，最后养成农用叉子，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外卖。每年到了桑果成熟时，顽皮的孩子们都要去采桑果，那些紫红的、桃白的桑果很甜很甜。那时候，王玉祥也常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摘桑果，捉迷藏。顽皮的王玉祥，有着一颗善良的心。那年下大雨，官井大柳树遭到雷电，一棵有百年历史的大树被劈成两半，不久就枯死了。这棵大柳树在王玉祥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痛。看到被雷电劈倒的大柳树，王玉祥难过了好多天。也可能就是这棵树，让他树立了自己的志向，他决心让自己的家乡绿起来，让永定河畔绿起来。也可能从那棵大柳树倒下的那一刻起，王玉祥与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杨家场的村中央，原来是小学校，现在是村委会的办公地。这里有一棵老槐树，据说是当年办小学校时的校长和老师们栽下的，至今已有50多年了。就是这棵老槐树，见证了杨家场的沧桑变化。也正是王玉祥，才使这棵老槐树完好无损，至今仍然树叶茂盛。村里搞规划，建房屋，修街道，这棵老槐树几度遭到灭顶之灾，都是王玉祥挺身而出，例举植树造林的好处和保护古树的意义。现在，这棵老槐树成了杨家场的象征，乡亲们伏天在树下乘凉，下雨时在树下躲雨，节日里在树下联欢。王玉祥每次回家，都要在这棵老槐树下站一站，那股子对家乡的眷恋，对老槐树的深情，让熟悉他的乡亲们肃然起敬，“玉祥这孩子，还想着家乡哪！”杨家场的乡亲们经常这样评价在外工作并已经当了林业局长的王玉祥。
王玉祥的足迹
